在这届看似简陋的奥运会上，新科技其实没有缺席。除了电视转播之外，电子发令枪、终点摄像设备都是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康恩纳将收藏的奥运海报装裱在镜框中，挂在墙上。
年轻时的康恩纳照片(左)和他曾获得的英国体育新闻奖证书。
1948年奥运会，电视转播首次出现。由于买得起电视的人还很少，这个新媒体尚未显现威力。然而，即使对于传统的文字记者来说，最重要工具已经变成了电话线，采访之后抢电话是记者最重要的功夫之一。还要很多年，电话线才会变成网线，网线才会变成数据线，但科技对传播模式的改变已经不可阻挡。
【伦敦·1948】
首次进行电视转播
1948年伦敦奥运会，英国广播公司花费3000美元取得电视转播权，首开收费电视转播权的先例。这届奥运会的转播覆盖半径为50英里范围，英国的BBC为伦敦奥运会进行了总计64小时零27分钟的节目播出，当时约有50万人通过全英国的8万台电视机收看了奥运会转播。虽然首次进行了电视转播，但实际上广播仍然占据着传播的主导地位。
国王的演讲很简单
1948年伦敦奥运会于7月29日拉开大幕，开幕式在著名的温布利大球场进行，下午4时，英王乔治六世宣布大会开幕。这位乔治六世就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国王的演讲》中的那位“口吃”国王。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并没有进行激动人心的演讲，而只是说了一句类似奥运会开幕之类的话。据传闻，现场并没有尴尬发生。事实上，由于长期吸烟，乔治六世当时已经身患重病。四年后，他在睡梦中离世。
【世界·1948】
《世界人权宣言》获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继承、吸取了人类文化遗产中有关自由、平等、人权的一般观念，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国家有关人权的立法和实施经验，基本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人民争取、维护人权的强烈愿望和当时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对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作出重大贡献。
正式确定世界红十字日
1948年，红十字会协会在召开的执委会会议上正式建议，以国际红十字组织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5月8日作为世界红十字日。同年，红十字会协会第20次理事会会议批准了执委会的建议，正式确定每年的5月8日为世界红十字日。从1962年开始，世界红十字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以便国际社会能围绕主题开展活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成员。
【讲述·1948】
现在写稿，我说你记
讲述者：特里·康恩纳(英国)，86岁，《每日邮报》体育记者。
最难忘——
当年爱国热情
1948年7月里的一个早晨，22岁的特里·康恩纳起了个大早，匆匆向地铁站赶去。在熙熙攘攘的地铁站，他跳上一列开往伦敦西北部温布利体育场的列车。这个穿着衬衫、皮鞋锃亮的时髦小伙儿的脖子上挂着相机，还有一张印制着伦敦奥运会会标和大本钟的证件。他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邮报》的体育记者。
在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上，年轻的康恩纳报道了全部的游泳和拳击赛事。64年之后，这位86岁的前英国体育记者协会主席，在自己位于伦敦南部郊区的寓所里，兴致勃勃地回想起那些采访奥运会的片段。“有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参与了那届奥运会的报道，”健谈的老人打开话匣子，“那时都是通过电话传稿。我们从早忙到晚，收工后还会聚在一起喝一杯。”
作为英国体育记者圈的“泰斗”，康恩纳曾采访过十二届夏季奥运会，颇具幽默感的他解释说，自己不曾经历过冬季奥运会是因为他“很怕冷”。三十年前，康恩纳在他的太太——一位英国金发淑女去世后搬入目前独居的两层小楼。在这里，他将收藏的历届奥运会海报装裱在镜框中，挂在宽大的工作桌后的墙壁上。那是一段让他骄傲，也让来访者充满敬意的经历。
1948年伦敦奥运是老人采访的第一届奥运会。1946年，当伦敦被选为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当时因新闻媒体云集而闻名的“舰队街”上的媒体老板们，开始扩充各自的奥运报道团队。那一年，康恩纳刚刚结束自己作为英国空军随军记者的任务。热爱板球和英式橄榄球的他转型成为老牌报纸《每日邮报》的体育记者。
“1948年，伦敦沐浴在战后最好的氛围中。英国政府希望通过竞技体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媒体希望用奥运报道重塑人民的信心。”多年后忆起当时的情景，老人依然有些“热血”，“对于英国人来说，战争摧毁了家园，带走了亲人的生命，但奥运是一个契机，是重建生活秩序的开始。”
最难写——
记录外国人名
在康恩纳的记忆中，当时《每日邮报》每天约有40至50个版面，其中的12个版用于报道奥运会近150场比赛，关注度高的赛事还会登上报纸头版。不过，尽管各家媒体都铆足了劲儿，这届以“节俭”为特色的奥运会，并未给记者们提供如近几届奥运会那般舒服的工作环境。
除了新修的连接地铁出口与赛场的道路，战后的英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新建场馆。为第一届世博会，于1924年修建的老温布利体育馆成为奥运主赛场，而最“奢侈”的装修莫过于为旧馆上点儿漆，让这些陈旧的设施看上去更新。
“那时没有单独设立的媒体村，场馆附近的军营被临时指定为外国记者提供食宿。此外，政府鼓励没有VIP车证的记者们通过搭乘公共交通的方式前往赛场，”康恩纳认为，“在战后第三年，日用品和粮食按量分配仍然是生活的常态，节俭办奥运是理所当然。”
比赛期间，伦敦人康恩纳每日搭乘地铁往返于赛场与家之间。比赛场馆旁设立了配备多部电话机的新闻工作室，康恩纳的报道便是通过这些电话线实现的。每一天，他先将采写的稿件记在本子上，然后再通过电话汇报给报馆的编辑。“我总是尽可能地将赛场气氛、热度与细节添加到报道中去。多亏了那些优秀的录入员，我才得以完成20多篇报道，”他回忆说，“最难的部分是和录入员反复核对外国运动员的名字，那些名字太不常见了，真的很难拼写……”
为通讯社效力的记者有着更细致的工作时间安排。他们将下午4点前结束的比赛稿件提供给各地早报，这个时间以后的留给第二日出版的晚报。相比报道政治或谋杀等社会新闻的记者，体育记者收入并不高，而富足的奥运版面让不少体育记者在奥运期间收入大增。
这位英国老人忘不了那段高强度工作后聚在一起喝酒的欢乐时光。“当时组委会的新闻主管时常召集大家在工作后喝一杯，”说到此，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1948年，英国体育记者协会在“舰队街”上正式成立。康恩纳成为其中一员，并在1960年代凭借在报道板球和橄榄球上的出色表现当选协会主席。
最难得——
抢到独家新闻
为了更清楚地向记者讲述1948年的往事，康恩纳用圆珠笔写了好几页笔记。他很少使用电脑，因此对于记者通过互联网从北京联系上他，希望采访一事颇感“神奇”。不过，在他的记忆中，六十多年前的报道方式与今日并无太大区别，比如，在体育赛事中，获得金牌的胜利者始终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那届奥运会上，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共4104位运动员(北京奥运会为11526人)参加了比赛。一些参赛国不仅派来了选手，也运送来大批物资。荷兰运来新鲜蔬菜，丹麦带来一批鸡蛋，爱尔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则送来大量矿泉水。“在1940年代，运动员们多为来自富裕阶级的业余选手，因为那时候穷人是没有钱和设施进行训练的，”他强调说。
田径并非康恩纳的主项，但让他印象最深的明星依然是荷兰女子田径选手布兰克尔斯·科恩。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位运动员获得了女子100米、200米、80米栏和接力赛四枚金牌。“她总是媒体的焦点，关于她的报道铺天盖地，”他讲道，“当然我也采访了她好几次。我认识她的丈夫，当时他是她的教练，后来他也成了一名记者，并与我颇有交情。”
在1948年，媒体间的新闻大战虽不及如今这般激烈，但康恩纳与他的同事们也了解争夺独家新闻的重要性。
善于社交的康恩纳不会放过任何专访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往往发生在运动员训练时。”他说，有一次，他在热身场地逮着了一位“红得发紫”的英国运动员，并将准备好的问题抛出，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运动员”。不过，这段谈话进行时，一个路透社记者跑了过来，“悲剧，独家新闻泡了汤。”
“不过，伦敦奥运会最有趣的一点是，雄心壮志的东道主队仅获得三枚金牌。其中一枚还是由一匹叫做‘猎狐者’的马匹在跳跃展示项目上获得的，”老人展现出英国人喜欢自嘲的一面，说道，“这听起来多像是一个笑话！”
随着2012年奥运会的临近，康恩纳更容易回忆起年轻时在赛场奔波的日子。有时他还会写一些关于板球和橄榄球的文章。如今，虽然他依旧会精心打扮，穿戴体面，并开着老款奔驰在路上飞奔，但他并不灵活的腿脚已经不允许他再像六十多年前那样，搭乘地铁去赛场了。不过，比赛期间，与他住在同一个街区的儿子一定会带着威士忌前来，与父亲一起看转播，重温那些关于奥运的往事。
晨报记者 张鑫
本期策划 张大天 王旭浩 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