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原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
编者按：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回顾通信业历程，新浪科技邀请一批通信业发展的见证者做客聊天。近日，被业界称为“小灵通之父”的原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做客新浪，聊其所经历的电信业变迁，尤其是老邮电局时代的亲历。
徐福新简历：
1970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当了近20年的基层邮电局局长，曾任浙江数字移动公司总经理。后辞职担任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一心扑在小灵通的发展上。1996年，他和总部在杭州的UT—斯达康合作，组建临平PAS实验网并开始小范围投入使用。1997年，徐福新以邮电部中国专家研修团团长的身份到日本考察PHS项目，并在余杭正式开通我国第一个小灵通系统。徐福新现已辞去电信局局长职务，协助全国各地小灵通的建设和发展。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以下为徐福新的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年是改革开放实施30周年，新浪科技组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来回顾这一段历程。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被业界称为“小灵通之父”的原浙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先生。在这里我们同时介绍一下徐局长的其他身份，他目前还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也曾经是浙江省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我想这几个身份对于我们聊改革开放的话题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因为这里面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话题，一个是徐局长当年主管的余杭电信局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小灵通网的城市，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徐局长当时在担任浙江省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他见证了我们国家上马移动通信的整个历程。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光明日报《观察与探索》版的主编蔺玉红女士。首先请徐局长跟我们的网友问个好。
徐福新：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1970年从南京邮电学院毕业以后就开始从事通信工作，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通信是非常落后的。我到余杭电信的时候，可以说除了县城是共电，就是拿起电话话务员出来接，农村都是“摇把子”，而且在广播的时候就不能打电话，所以整个余杭那时候也就千把门电话，一个公社几个主要单位有电话，比如供销社、学校、公社、机关、医院等有电话，很多到生产大队、偏僻的地方还没有电话，所以通信是很落后的。
我记得在农忙或者蚕桑季节，浙江余杭叫“丝绸之府”，每到蚕桑的时候，桑叶不够就需要调剂，我看很多人都在打电话，有时候打个电话要到隔壁的桐乡县，也就五六十个公里，但是打个电话要等三四个小时。打到外地去就更困难了，挂长途的话，要开户，还要跟话务员关系非常好，所以通信非常紧张。而且用通信的也非常少，只有政府机关、公务员、大的企业、厂矿、学校才有，一般普通老百姓，那些五六十岁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打过电话，所以当时的通信是非常落后的，也是跟我们经济发展也是不对称的。
主持人：当时全县公共装机容量是有多少？
徐福新：在临平县城里面，我们当时是200门的共电交换机，用户也就一百多户，再加上乡镇所有的加起来总共八十几万人可能不到一千部电话。
主持人：人均的话也就是几千分之一了吧？
徐福新：千分之一，一千人可能有一部电话。我们余杭还是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离杭州很近。
蔺玉红：那时候全国的普及率是百分之零点几。
主持人：电话主要是集中于单位上，家庭用户有吗？
徐福新：家庭用户没有。据说县长、县委书记家里才有电话，我是1983年当副局长的，在我当局长以前，其他领导还没电话，当时1983年已经改革开放了，这时候要求每个局里有个领导家里装工电话，因为我分管通信的，晚上应急通信什么的要去装电话。但是我装电话没人可打，因为其他人家里都没电话，所以我装电话，无非是单位里有事情，或者抗洪抗灾的时候才打电话，因为其他局长家里都没电话。当时如果是要开会，都是白天打办公室电话，可以说，当时在局长家里装电话的我算是比较早的。
军管时代与邮电合并
主持人：1978年的时候，您任什么职务，当时电信局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徐福新：在70年代的时候，我分到单位里是技术员，我是当时余杭邮电局第一个大学生，也算是技术权威，所以我经常搞一些技术革新，比如说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广播的时候不能打电话，我想如何能提高这个效益，所以我就搞广波载化(音)，当时乡以下是广播电路跟电话线路是合用的，广播响的时候，电话就不能通了，也就是早上开始广播新闻以后，到八点钟以后才能打电话，因为五点多钟广播开始，这样电话就非常难打，所以那时候电报生意特别好，信件特别多，普通老百姓都是用信件。所以当时的通信是非常落后的，有紧急事情大家都是发电报。
现在信件老百姓用得很少，电报现在也几乎没有了，固定电话早就普及了，现在是人手有部固定电话或者是小灵通、移动电话。
主持人：以前都是叫邮电局，邮电局的业务实际上包括邮政和电信，过去的情况是不是以邮政为主？
徐福新：我到余杭电信局的时候，那时候邮电，邮是大哥，电是弟弟。从业务收入来看也是这样，我到余杭电信局的时候整个余杭电信业务收入大概是十万人民币左右，邮政倒有十二三万，它的员工也比电信多，它的员工将近两百人，电信也就一百多。
主持人：他们都是在一块办公吗？
徐福新：开始的时候是叫邮电局，到文化革命以后，部队军管了电信，所以邮电就分家了，分家以后，邮政是单独，电信就属于地方部队管，叫军管，县级就相当于营一级的编制，地市一级就相当于团的编制，那么它就是说半军事化。那时候到电信去也是荣耀的，因为你政治上肯定是可靠的，所以在邮电局首先行业比较好，再就是知道你在电信里，那肯定是家庭出身比较好，政治条件是可靠的，所以这也是当时电信很荣耀的一个原因。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军管？
徐福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邮电又合起来了，合起来以后各地就成立邮电局，省里叫邮电管理局，上面叫邮电部。
主持人：当时的体制是什么？它是邮电局归地方政府管还是垂直管理？
徐福新：它是垂直管理的，它是邮电部统一管理的，它是个直属系统，它从干部任命都是从上而下，它就是以条条为主，条块结合，党的关系在地方上，比如党委、支部。
主持人：跟广电系统还不一样？
徐福新：跟广电不一样，它对外是代表政府，对内它是一个企业，所以实际上它是个政企合一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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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行通信先行的口号
主持人：当时设备是采用国产的还是国外的？
徐福新：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国内的设备，那时候，一个县最高设备在有线上也就是三路载波机，有的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没载波机。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2个三路载波机。大概两年以后余杭到上海我们开了一个12路载波机。早期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苏联的载波机，1958年以后，我们就有自己制造的载波机，一直到后来都是我们国产的，电子管的，我去的时候都是电子管的，到1974年以后，那时候叫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有了晶体管三路载波器，当时这些载波机还支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这些国家。还有单路载波器，就是镇到乡的，B845、B846、B847。
主持人：邮政部杭州电信设备厂是不是就是现在的东方通信前身？
徐福新：对。
主持人：等于当时的东方通信设备已经大量应用了？
徐福新：对，真正引进摩托罗、诺基亚、爱立信设备基本上是1990年，他们建办事处是在8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引进程控的话，也就是80年代后期，我们国家最早的是在福州引进日本的F150，那时候大概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还专门跟浙江省邮电管理科技处的专家去学习。
日本的F150是富士通的，当时是第一个万门程控局，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去参观的话都不能进机房的，在外面隔着玻璃看里面的设备。
主持人：这是不是您见到的第一套大型设备？
徐福新：是第一套大型国外进口的设备，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见到的大型的、现代化的计算机控制的设备，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控制的。
蔺玉红：那是哪一年？
徐福新：大概是1978年，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在调试。
主持人：当时日本富士通1978年就进来了？
徐福新：是的。
主持人：您觉得什么时候邮电局开始大规模上这种系统设备的？
徐福新：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工业也发展比较快了，特别我们浙江，乡镇企业起步比较快。再一个就是深圳，改革开放了以后，很多人要出去发展，工业发展很快了，当时叫“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这样很多人就开始经商、办工业，一搞工业以后，就要跟外面联系、要跟外面打交道，包括国际电话、国内电话应用量很多，所以国内电路就非常拥挤了。我记得当时打深圳的长途，好多人都要我这里开后门的。作为我们县局，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上海一个出口，跟杭州一个出口，所以你必须要跟上海、杭州的长途局搞好关系，因为你的电话报过去以后通过它去挂的，所以那时候话务小姐是非常吃香的。不管是在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好，能结交一个话务员小姐做朋友的话，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分去的时候，我们余杭电信局的机房办公地是原来解放以前的当铺里面，，营业场所就是当铺原来营业的地方，后来才造了两层楼，机房上下楼也就两百平米左右。在这么个情况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通信发展了。所以，当时中央正好提出来国家、地方跟企业三个一起上，当时我们就依靠地方政府，造了一个现在我们的电信大楼，，政府给我们政策，我们集资，那时候造一个大楼要一百多万，那个一百多万当时来讲是天文地理数，我进去的时候，电信年收入才十万左右，到80年代的时候浙江省开始搞百万富翁，也就是一个邮电局一年的收入一百万，但是你造一个房子要一百多万，那就是说一年的收入不吃不喝不用还造不了一个房子。
所以我们当时靠地方政府，当时余杭县政府提出来“经济要腾飞，通信要先行”，后来我们就依靠地方政府给我们的政策，所以我们就造了现在这个通信大楼，当时也有六千多平米，六千多平米在当时县里，这个房子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还是用这个房子。当时是80年代初开始造的，那时候我已经当局的领导了，这时候我就接待了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后来她写了篇报道“经济要腾飞，通信要先行”，这时候已经把通信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我记得，当时有个台商要在我们余杭良渚那个地方投资一个制药厂，但是他一去考查以后觉得通信不行，当时县里的领导就把我请去了，说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搞个直拨电话,直接可以跟家里联系，当时我们跟杭州电信局联系，我们专门为他在一个礼拜以内开通了直拨电话。那时候80年代已经有长途全自动拨号，但是用户数控制很紧，他就非常满意。他当时说你们大陆办事情速度并不比我们台湾慢，所以他就凭着这点就在这儿投资，最后他就在我们那儿办了个制药厂，很快他就投产了。
再一个，我们以后就开始搞自动交换机，我当时就是用国产的交换机，因为我们当时资金比较缺乏，就用国产的，洛阳电话设备厂的，我进行改造，原来我们的交换机只能拨本地电话，长途电话不行，当时你要打长途全自动，要申请长途直拨，不是说每个用户都可以申请的，申请的话我们要收取一定的长途入网费，那时候国家给入网费政策。谁要装的话，邮电局要批准，批准了以后还要向你收钱。
蔺玉红：要不要自己拉线？
徐福新：线已经拉好了，只是把这个功能开出来就能实现长、市、农直拨电话。原来的话，我只能拨县城的，原来自动交换机叫市话交换机、到塘栖、到余杭镇我都是要同话务员接的。我是在1989年自己动手改了，跟洛阳电话设备厂一起研究，研究以后就把余杭的长途打全国的，再就是打下面乡里的，都实现了全自动。原来是“三个话”，农村县以下的叫农村电话，县以上的叫长话，县城本身的叫市话，县城里面叫市话，它核算也是三块，分开来。我现在搞了一个就是说三个网合起来，所有的直拨就可以了。
用国产设备，我们是在全国第一个尝试三网合一的，所以当时《人民邮电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进口设备虽然好，国产设备也能挑大梁”。当时邮电部的很多领导都到我这儿看，因为我经常搞一些新的东西，全国大概也有一两百个局到我这儿来参观，因为很多地方，当时经济在80年代初还没有这个实力，要进口的话，很贵，外汇又控制得很严，所以我就是一边搞创新，一边满足通信需求。不断创新，不断满足通信需求。我在几十年当中搞了很多的技术创新，进了局里以后，我一直不停的在搞。
包月制市话资费
蔺玉红：这个开发出去以后，对促进普通用户装电话有什么影响？
徐福新：一个就是装电话方便了，第二个就是说打电话方便了，原来都要话务员接，现在不用话务员了，所以我们很早就取消了话务员。那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自动电话的，人工电话还是要话务员接，比如是共电，西部地区还是“摇把子”，到下面小的乡镇都不是自动的，我们全省自动化是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实行的。
蔺玉红：那时候出让费还是挺高的吧？
徐福新：我们那儿是三千块钱左右，根据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政策都是由当地的政府跟物价部门定的。
主持人：当时电信资费情况怎么样？
徐福新：当时电信资费相对比较高的，真正老百姓开始装电话是90年代初期到中期。
蔺玉红：1995年、1996年。
徐福新：对，据我所知，当时杭州装电话要开后门，要找关系的，不是说你想装就装的，特别是90年代初的时候，都要打报告。
主持人：资费大概多少钱？
徐福新：市话没变，70年代打市话比较便宜，市话是包月制的，我知道那时候是五块钱包月的，乡里几毛钱一分钟，长途七毛、八毛的，最多一两块，打国际就很贵。
徐福新：对。我进电信局的时候，一般普通工人工资是将近40块钱。
蔺玉红：您是哪一年到数字移动通信公司的？
徐福新：那时候随着移动的发展，邮电体制要改革，1995年三月份领导找我谈话，耍我去组建省数字移动公司，但我是到1995年九月底才去，我虽然是无线出身，但是我那时候以搞有线为主，搞交换、传输为主。那时候找我谈，说这是邮电部的试点，“引进外资的试点、集约化管理的试点、专业化经营的试点”。后来我就从这三个试点，集约化管理、专业化经营，也就意味着它要剥离出来，实际上就是为以后的电信改革打基础、做试点。所以，我当时应该是很荣耀的，作为全国第一个试点。模拟以后也就淘汰，模拟当时杭州是1992年开的。
蔺玉红：模拟是什么时候上的？
徐福新：模拟是1992年，杭州是1992年5月17日，当时的杨部长来剪彩，在西子宾馆。5月我们第一个开通基站，余杭就是一个基站，杨贤足副部长来剪彩，当时很了不起的，一个基站把一个副部长请来剪彩，那时候就不得了。
蔺玉红：那在全国也算比较早了。
徐福新：1995年我到那儿去组建浙江省数字移动通信公司，开始也不叫什么公司，就叫GSM公司。当时我要搞企业执照，要把设备搞进来，然后要调通、试好，然后在1995年12月28号在杭州开通了第一个GSM网。这时候，联通也在这个前后也开通了GSM网。
主持人：之前模拟的移动通信，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福新：广东大概是80年代末，我们浙江是1992年开通的，实际上是1990年左右是进行谈判，1990年开始建网，1992年5月17号是正式开通。
蔺玉红：用谁的设备？
徐福新：主要是摩托罗拉，模拟的主要是摩托罗拉。
主持人：当时发号量的情况怎么样？
徐福新：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当时余杭也就准备了五六百，但是我们的发展，因为通信的发展难以预料，它的发展可以说是需求量供不应求，我们开通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容量就满了，那时候很贵，入网费是一万五，一只手机是一万五，基本上是三万，打个电话还要老的资费。我们当时投资一个基站包括建基站，包括建铁塔也就是两三百万，那五百只，基本上手机上也要赚一点，因为手机当时也是我们电信的，入网费也是百分之百的赚，手机也就一万块，卖一万五。
主持人：看来电信业的暴利是由来已久。
徐福新：当时还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马上扩容了，扩容了以后也马上放号，当时价格确实是比较贵，普通老百姓有这个愿望，但是没有使用的能力，因为资费很高。
主持人：这些设备谁投资？
徐福新：当时邮电部门投资一点，另外主要是入网费。我们现在通信发展那么快，国家给了很大的支持和政策，也是跟电信员工的努力分不开。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绝对到不了今天，但是联通它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
移动公司筹建之始
主持人：浙江建设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怎么样？
徐福新：为什么叫数字移动？因为还有部分模拟不是我管的，只有GSM，数字的穿透能力比较差，频率比较高，所以当时基站也比较少，供应也比较少，当时一个月全省也就一万用户左右，但是要求退网的用户也不少于几千人。1996年电信工作会议的时候任命我为浙江省数字移动公司总经理，这样好多人就退不了就来找我，说“你这个不行”，因为你开始建网络的时候网络很小。发展比较困难。
蔺玉红：那时候模拟用户有多少？
徐福新：整个杭州地区也有四五万人。当时我们GSM发展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发展一两个月，因为数字移动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模拟还是邮电局的，当时各个邮电局还是要推销模拟的。
蔺玉红：这个股份制公司是怎么样的公司？
徐福新：它是国有独资的。就是省里每个地市大家凑点钱，省管局出大部分，原来准备外资再引进的。
主持人：模拟什么时候彻底退出的？
徐福新：大概1998年左右，基本上是移动要剥离出去前后。
蔺玉红：全国退是2000年。
徐福新：有的用户不退，要做工作。那时候全国“大哥大”用户不多，也就几百万用户。
蔺玉红：您到数字移动公司以后，网络开始建了还是怎么样？
徐福新：我当时去的时候GSM已经开始搞了，三月份叫我去的，我真正到位，成立这个筹备组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模拟的一起建的，因为要体制改革，就是成立一个数字移动通信公司，因为模拟马上就要淘汰了。再一个，模拟上市也没有这个必要，当时我们就考虑到上市或者是引进外资。
蔺玉红：这种形式在全国也是第一个？
徐福新：第一个，就是搞试点的。
蔺玉红：您刚才说的三个目的是什么来着？
徐福新：引进外资、集约化管理、专业化经营。这样一来，下一步就是把移动剥离出去。因为独立经营以后，集约化管理以后，自己自负盈亏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听着叫总经理很别扭，叫局长觉得很自然，这个身份不一样了，我以后变总经理就变成商人、变企业了。但我们还是邮电管的，你跟联通竞争，你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为我们是政企合一的，联通则完全是个企业。
主持人：当时对联通是什么态度？
徐福新：“屁股决定脑袋”，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当然是不想它强大起来，现在我想完全是没必要了。坦率地讲，它比较小，希望跟我们合作，但是我们以种种理由谢绝它。
主持人：它怎么生存下来的？
徐福新：一是有市场需求，第二是政府要再成立一家，当然国家很重视联通，因为要打破垄断，垄断一方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保持垄断，新出来的就要打破垄断。现在我想想，现在的资费能降到那么低，跟打破这个垄断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还是独家经营的话，那通信不会发展那么快，资费也不可能下降那么快。
从客观来讲，引进竞争一是打破垄断，有利于发展，有利于改善服务。现在说实话，我们的服务不管是中国电信也好、联通也好、移动也好，现在的服务比我们当时要好得多。因为原来的话，你就是独家经营，打得通也到我这儿打，打不通也到我这儿打。
屡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回到余杭？
徐福新：我是1996年7月份，因为当时有种种原因，我就回去了。当时还有个原因就是我要回去搞小灵通，因为小灵通属于固定。当时我们也看到这个频率是给了PHS，所以有的人讲，“这个频率没有给你，你就自己非法上”，这个讲法是不妥的。
蔺玉红：当时是UT先找到您的？
徐福新：48岁的时候叫我到数字移动通信公司去，原因也是看中了我的经营跟技术。后来回去以后，我有搞小灵通的想法，正好他们找人合作，也正好是领导推荐，所以就一起搞了。如果很稳定的东西，我不感兴趣，因为它很稳定，用不着去处理它，就像傻瓜照相机一样，谁都会用，但是坏了以后谁都不会修。所以我要研究新技术，怎么改进它，改进它就要学习，然后找出它的不足之处，然后在技术上有哪些不足，我采取什么办法解决，所以给我创造了机会。
另外光缆在一级干线上也是我在全国第一个提出的，因为电话很不畅通，尤其是打长途非常难，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提出上程控交换机，我当时提出来长途电话难打不是交换机的原因，而是因为大通路不够。当时朱副部长到我们局里来说“人家都上程控交换机，你为什么要先上光缆，而不是跟人家都先上交换，把程控交换机引进来？”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你们想想看，上海牌轿车在一级公路上跑得快还是奔驰轿车在乡间小道上跑得快？他们说那肯定是在一级公路上跑得快。我说这就对了，程控交换机相当于奔驰轿车，我的交换机是国产的，相当于上海牌，虽然上海牌落后，但是我开得比较快。所以我在1987年就向杭州电信局，邮电管理局提出来我要到杭州搞光缆，当时他们说你一个小县搞什么光缆，我说我这个容积，我经过各方面的论证，通过我流量的考查、话务单的考查，现在是需要搞光缆的。当时的领导、政府都非常支持我，计委主任给我一批外汇额度。
嘉兴的局长当时是第一个中国用GSM的，他听我要上，于是他也要上。江苏当时听说我们的光缆已经到嘉兴了，嘉兴跟苏州是紧挨着的，很近，那么他就提出来，因为苏州以后到南京搞个光缆很容易。浙江跟江苏因为都是乡镇企业，都是非常发达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除了珠江三角洲以外就是长江三角洲了，所以他就提出来要把嘉兴的光缆延伸到苏州去，所以这样第一条省际光缆就这样起来了。我是第一条省际光缆的发起人，使用了以后，效果非常好，为什么？第一个，我在交换机上做了改进，当时部里领导看了以后很满意，我用计算机数字多频进行处理，这样就很稳了；第二个，传输光缆，这样出去就畅通无阻。用光缆以后，我就变成几千路、上万路了，一下子容量扩充了几十倍、上百倍，我的出路就多了，所以就印证了我在一级公路上尽管是落后的交换设备，我赚到钱了以后，我就开始在90年代初就把老的准分子设备换掉了，所以我当时的做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当时他们也对我有想法，当时省里提出要程控化，你余杭局效益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你不肯上，虽然有资金我们还是节约用，我先把钱赚到后再进行二次投资。
主持人：有几个大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对整个电信体制改革的历程怎么看？总结电信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这后面又不断持续的拆分、合并，又是重要的一步，您怎么看？
徐福新：我是这样看的，电信改革是非常适用当前的形势，如果没有电信体制的改革，也就没有今天电信的高速度发展，也没有今天老百姓的实惠，这是肯定的。电信体制改革，提高了电信行业的服务水平，这是肯定的。但是它在体制拆分当中，像电信，老的都留在电信，它的包袱很重，而且它的固话已经是萎缩的业务，移动是朝阳业务，而且发展非常快，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你把所有的优质资产都给移动，包袱跟债务都在电信，那我们浙江起码是这样的，作为个夕阳业务，它就很难发展，而且包袱很重，说实话，它有几十万退休工人，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一个的话，你没有任何负担，都年轻，而且又是朝阳业务，这样就带来不公平竞争，我个人看起来是留下了不公平竞争的后遗症。
你在再次拆分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因为现在仍然一家独大。
蔺玉红：其实大家了解您主要还是从小灵通开始的，有的人认为小灵通就是电信改革的产物，如果没有1998年的电信改革可能也就没有小灵通了。
徐福新：我刚搞小灵通的时候，移动还在我们中国邮电，叫无线市话，就是说我们要把市话不能光在家里用，把无线接入网技术嫁接在固定电话网上，实现了固定电话在城市里无线化，就是固定电话的延伸，提高固话的活力。我当时并不是分开了以后才搞，因为我要提高企业效益，使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另外就是移动电话资费很贵，但是在我们国家有不同的人群，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工薪阶层，也有收入比较高的，这样它对通信有不同的需求，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通信应该是多元化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我个人来讲，搞这个东西不是跟移动去竞争，我也没想过当时跟移动竞争，我就是想把固话搞活了。正好移动剥离出去了以后，正好是它成为固话的增长点。
当时我们搞的时候，小灵通跟固话可以一号双机，也就现在提的MFC，实际上我在十年以前就搞这个东西，MFC也不是国外搞的，而是我们中国首先搞出来的。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小灵通的话题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中探讨。下面请您总结一下您感受到了中国消费者在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所得到的好处。
徐福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老百姓不可能普遍使用电话，从他的收入来说也不允许。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工资才五十几块钱，一般的人工资更低，根本“养”不起电话。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这样的话，他才有这个能力去用通信工具，不然的话，他没有经济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又促进了通信的发展，通信发展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又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农民，走上了经商办企业的道路，这样他对通信的需求就比原来务农的时候更加迫切了。原来的话，他在农村里是日出而出，日落而归，根本不需要跟外界接触，现在跟外界接触了，他接触的人更多了，联系也就多了，对信息的需求就更大了。人们已经进入信息社会了，那么他对通信的需求也就高了，这样的话，有这个需求，就又促进了通信的发展。所以我们讲，改革开放使通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
主持人：感谢徐局长做客新浪改革开放30周年访谈，同时也感谢特约联合主持人光明日报《观察与探索》版主编蔺玉红，也感谢广大网友的积极参与。
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蔺玉红：各位网友，再见！
徐福新：谢谢各位网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