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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一九九二:它就这样过去了,它值得我们怀念

来源: 8字路口  作者 令孤

1992年的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五,正好是“大寒”,也就是这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深圳虽然是南方,但天气阴着,冷风吹皱了深圳河的水面,也吹起了宾馆礼仪小姐的裙子。

一位矮个子老人,此时正站在深圳的街头,对着一群随行人员说话,用差一点成为普通话的川普: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半个月后就是春节,《深圳特区报》发了一组评论文章,把老人的话复述了一遍。其中一篇这么说:

湖北神农架地区遭到了野猪祸害,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了个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子和老虎的叫声,吓唬野猪。

一开始还真管用,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来,便知道是假的,把电线杠给拱倒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

几个月后,在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起了个大早,来到了贸易市场。

他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个摊位,卖起了东西:一件皮夹克、一瓶蜂王浆、从宾馆拿的的牙具、两个饭盒。

不一会,电视台的记者来了,举着相机拍照。工商局的人来了,还帮忙吆喝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跟着,警察也来了,说要保护他的安全。

人越围越多,赵市长见好就收,卷起自己的货,回去了。后来他透露,电视台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找的。

很明显,这是一场作秀,但是效果很明显,绥芬河市成为第一批边境开放城市。

赵市长还有个身份,他是那位老人的外甥女婿。

1

老人之所以要去深圳,是因为那时候大家总是纠结个体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尤其是北京的几份报纸,总是唱反调。社会有所停滞,他不得不重回南方。

回想起十三年前的那个春天,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很多人的命运,被这个圈给改变了。

1980年末,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去了趟当地的工商所,领了一个营业执照,编号是10101。字是用毛笔写的。

在接到领证通知时,她还犹豫要不要去。害怕一旦领了证,有了证据,以后要是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办?

章华妹的生意,今天看起来寒酸得很。就是在自家门口摆个地摊,卖一些针线、纽扣一类的日用品。她的同学在路上见了她,都赶快把脸别过去,装作不认识。她就低着头赶快溜过去。

但她的内心,其实是很满意的。她的小摊一个月也就赚二十块钱,但当时物价低,这二十块就够一大家子人吃饭了。

当时,温州的工商局也刚成立。工作人员看到章华妹摆摊,便告诉她,现在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个证。她回去和爸爸商量,爸爸觉得国家说要改革开放,领了应该不会错。于是,她就去了,拿回来挂在家里。

没成想,这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那一年她21岁。

如今,章华妹是一家服装辅(niu)料(kou)公司的老板。她把“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几个字,写在了公司营业执照上。2005年,她参加第三届同学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她捧在当中,包括当初看不起她摆摊的那几个。

不过,她之后的发展,其实也就一般般。转行做皮鞋失败,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才处理完库存,不得不重新做回纽扣;她老公做珠宝生意,两个月赔了80万。她儿子自己开酒吧,压根不想跟着她继续卖纽扣。

摆得早不如摆得巧。有几个中年男人,摆摊虽然比她晚,但摆得成功。

1984年,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拉着一辆平板车,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摆起了摊,卖的是电子表,后来还批发过旱冰鞋、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

他叫柳传志,本来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干部,半路出来创业,搞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赚不到钱,他不得不练起了摊。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

当时,电子表都是跑到深圳才能进到货。他第一次去,揣了一千块钱巨款。那时候交易只能用现金,不像现在满大街的码商都会拿出一个二维码。他平时是个很爱丢东西的人,妻子把钱给他缝在裤子里,非常结实。掏都掏不出来,除非把裤子脱下来。

结果,到深圳排队买货的时候,非常尴尬。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他不得不说,你等一下。然后,一溜小跑,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把裤子脱下来……

摆摊当倒爷的路一开始并不顺利。公司一共才20万元资本,没几天就被骗了14万。那是一个江西的女骗子,骗他说有一批便宜的彩电。结果钱汇过去了,彩电就没了,人也消失了。报警后足足过了几年,才把骗子抓住。但赃款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很多年以后,他还恨恨不已,说了一句特别政治不正确的话:这骗子这么厉害,怎么也得是个男的吧。

靠练摊,他的公司好歹有个样子,一年能赚100多万了,却又被人一下骗走了300万——300万,放到现在的北京,也就是三环一个地下室的价钱。

在当时,这个级别的数字一般用来形容小行星到地球的距离。社会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演的那样,经常有小行星撞地球的科学发现,很多人深信不疑。

柳传志找人打听到对方住的地方,拎着一块板砖,跑去蹲了两个星期,心想不行就同归于尽。

最后,对方看到他这副架势,害怕了,把钱还了。他却急出了毛病。天天半夜两三点被吓醒,心砰砰地跳,睡不着觉;说话也开始前言不搭后语,看到熟人半天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家人、下属七手八脚把他送到海军医院,足足治疗了几个月才好。出院以后,他觉得自己的脑子笨了很多。

后来,他的公司改了名字,叫联想。

每个年代的人们都想活得更好,尤其是草根们。他们硬是靠着街头摊子上的针线、纽扣和电子表,把钱缝在裤子里,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2

那个老人在深圳讲的那番话,让很多人觉得,世界这么大,应该去看看。

于是,当年全国辞职的人,超过了12万。他们很多人都从摆摊开始了自己的路。

8月1日建军节这天,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的党支部书记,正处级干部崔万增推着一辆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摆起了馅饼摊子。洋白菜大葱猪肉馅的馅饼,3毛钱一个,一天就卖了100多个。

当时学校的干部,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高校也鼓励大家搞第二职业,收入的四成上交学校,六成归个人。老崔本来放不下这张正处级的脸,但正巧学校组织去北戴河旅游,他发现自己连这笔旅游的钱都交不起,一横心,摆起了摊子。

从此,他便有了一个称号,叫“馅饼教授”。

那一年,留了个后路,没辞职但是办“停薪留职”的人则超过了1000万。其中就有那个老人的外甥女婿,当年摆摊的赵市长。

辞职的人里,还有国务院下面《管理世界》杂志的副总编陈东升,35岁就当了副局级干部。辞职后,他没有摆摊,而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和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以及一家保险公司,叫泰康人寿。

他给这年下海的一帮子人起了个名字,叫“92派”。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已经离开的伟大领袖,不知道自己的形象,成了这股风潮的一部分动力。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韶山参观他的故居。住在对门的汤老太太看到了商机,她花了一块七毛钱买了一袋绿豆,熬成绿豆粥,摆了个小摊,卖给游客。每碗一毛钱,很受欢迎。

名义上是领袖的邻居,但汤老太太其实不是韶山人,是外地嫁过来的,而且只见过他一次。那还是1959年,伟大领袖回乡给父母扫墓。汤老太太正在池塘里洗衣服,看到一个和画像上长得一样的人过来,赶紧在衣服上擦了两把,走上前去握了个手。

就这么握了一下手,改变了她的人生。后来,绿豆粥摊子变成了“毛家饭店”,专卖伟人当年最爱吃的那几样菜:红烧肉、火焙鱼、豆豉辣椒。它走出了韶山,走出了农村,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开了三百多家分店——就如伟人当年所走的路。

我前几年去过韶山,发现几乎家家都在开饭店,菜式跟毛家饭店几乎一模一样。但名字有些差别,有叫“毛泽红餐馆”、“毛泽惠餐馆”,还有一个干脆就叫“泽字辈餐馆”。而且,很多人家门前都摆着一幅大照片,说是伟大领袖某年回乡时,跟自己家老人握手的情景。

不过这些饭店都没能像毛家饭店一样走出韶山,走向全国。可见,“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纯属忽悠。

这一年的夏天,大学的毕业季,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只有59万人,而全国至少需要90万的人才。大学生根本不愁找工作,毕业就等于就业,除非你不愿意。

那个年代,难的不是找工作,难的是摆摊,因为竞争太激烈。

1993年,有个年轻人从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本来想去路边摆摊修电脑,结果发现摊子太多了,只好老老实实去找工作。最后进了一家通讯公司,做编程。他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不显山也不露水。

过了几年,他自己出来创业,开了家公司。公司的logo是一个企鹅。

3

1992年,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摆摊人的命运。

这年5月,中关村被确定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改革试点区。正因如此,当出身苏北农村的东哥想创业时,就不用像柳传志那样在街边摆摊了,而是直接在中关村租了个柜台。

他的祖上是湖南的跑船世家,靠一条京杭大运河,来回贩运货物。80年代,个体经济允许发展后,他的父母又买了一艘船,继续跑运输。

就像他后来的公司,本来是从卖货起家,但之所以能领先同行,靠的是物流。所以呀,一个人的命运,在小时候就决定了。

在那个老人南巡讲话那一年的夏天,东哥考上了大学。他带了500块钱,跟柳传志一样把钱缝在裤子里,还是内裤。

家里穷,乡亲们给他凑了76个煮熟的鸡蛋,让他背到了北京。入学一个星期,他从没进过食堂,就靠吃这些鸡蛋活着,以至于后来看到鸡蛋就想吐。

他本来喜欢理科,但高中老师希望他能做官,造福百姓,所以他才报了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人大。可是到了北京后,他却看到那些当官的人纷纷辞职下海了。

东哥的心情是相当复杂,最终他也选择了做生意。毕业后,他先是去了一家日企上了两年班,赚了些钱。然后,他拿着这些钱,骑车到中关村租了个柜台,卖起了光盘。

当时他有个女票,姓龚,正在人大读研究生。龚家是公务员家庭,三代从政,看不起经商的。东哥刚创业时,每天在中关村发促销单,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龚小姐觉得丢人,于是两人分了手。

女票看不起他,他也看不起从政的,因为赚钱少。等他的企业做大后,他说:

我们县长的收入是五千多,我们在宿迁的快递员拿到手是六千多,所以我保证我们快递员的收入永远比县长高。

所以说,东哥这个人的报复心有些重。没有娶到人大的校友,他最后娶了更有名的隔壁学校的校花。

不过,东哥终归是个低调的人,他还把“低调”写在了微博的个人简介里,并且写了三遍。他的微博关注中,互联网圈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雷子。

1992年,当东哥背鸡蛋上京时,本来在武汉闯码头的小雷子也来到北京,加入了做软件的金山公司。

小雷子的高中是湖北仙桃中学,很厉害。他那一拨有17个人考上清华北大。小雷子的高二同桌上了北大,高三同桌上了清华,而他拿着上清华的成绩,却上了武汉大学的计算机系。

一步没赶上,下一步就得快点。在大学期间,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名叫“黄玫瑰”,开发加密和杀毒软件。加入金山公司后,他一路做到了总经理。

从“黄玫瑰”、“金山”的名字,到小米的logo,都是黄色的,这也是小雷子的幸运色。这一年,远在香港的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在电影里,他对演对手戏的巩俐说:我喜欢黄色。不知道小雷子是不是看了这部电影。

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走,当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2010年,小雷子之所以要离开金山这样的大公司,自己出来单干,因为他看到了一股风在吹向自己。

他有句名言:“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

这股风,便是移动互联网的风,说白了就是手机。移动终端的发达,带来了移动支付的普及,许多当年的草根奋斗者,都从小摊主化身为新时代的“码商”。这里的“码”,即二维码。

有了高科技,码商们不再担心被偷被抢。像柳传志和刘强东那样把钱缝在裤子里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至今,这个国家也没出现过一个一手拿刀一手拿二维码的劫匪。

同时,今天的码商们还享有贷款和医疗保险的服务。摆放在中国数百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小商小贩们柜台上的二维码,连接的不仅是商家和消费者,还是现实世界和线上世界。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今天取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有1992年这个转折点,因为有老人的那番话。

那年的10月12日,北京开了一场大会,做了一场报告。题目叫《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老人是特邀代表,但是他没有到会场,而是呆在家里,看电视直播。报告完,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于是,他独自鼓起掌来。

10月19日这天是大会闭幕日。他突然出现在会场,但只说了一句话: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说完就转身离去。毕竟88岁了,步子沉缓,如一个慢镜头。

这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次亮相。

1992年就这样过去了,它值得我们怀念。而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年开创的时代里。互联网和科技改变了个体生活的方式,也让小微群体的奋斗更有动力。等到2022年,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呢?

唯有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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