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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5月先后发布《“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和《西进——富士康内迁调研报告》，指出富士康存在滥用学生工、管理粗暴、招工陷阱、工伤怪相等一系列问题。调研组持续的跟进调查发现，尽管富士康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管理制度本身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在针对富士康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滥用公共资源、以行政命令手段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违规使用学生工问题，还助长了社会不公。
二、以实习之名，滥用与剥削学生工，剥夺了学生的受教育机会，要求实习生与未成年工人进行高强度、超时限的劳动；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则滥用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招工，助推职业学校沦为职业中介。
三、生产体制与管理方式严苛，将工人等同于机器，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和尊严，导致工人跳楼自杀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
四、富士康虽然对媒体不断宣布大幅加薪，但并未真正兑现，且在加薪的同时采取削减工人的福利、克扣加班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厂区内部调动等措施削减成本，工人所得并未明显增长，涨薪承诺亦至今都未完全兑现。
我们认为，富士康存在的问题不仅与其用工方式、管理制度有关，还与跨国品牌公司的采购策略直接相关。在电子行业全球生产链中，苹果等品牌公司过度压低产品单价、缩短产品生产时间，导致其供应链中出现使用学生工、低工资、长工时等不合理的生产条件，严重损害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利益。
实习之痛：苹果产线上的学生工
所谓“学生工”，是指以“工读结合”的名义被用人单位雇用的在校学生，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调查发现，学生工已经成为富士康在中国各地工厂一个庞大的常规劳动群体。
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在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10000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2011年7月，针对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
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等职业学校，他们被以实习的名义由学校或当地政府制度性地组织进入富士康，从事着长时间、高强度、无保障、与专业毫不相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为富士康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廉价、驯服而灵活的劳动力来源。
由于学生工在法定意义上仍然是学生，所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亦不用购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并且可以根据用工的需求单方面随意确定使用期限，因而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不仅如此，多数的学生工是由职业学校组织批量化进厂，并由职业学校的教师协助管理，因而大大降低了招募和管理成本。
很多学生工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地、制度化地安排到生产流水线上，成为厂方牟利、职业学校完成就业指标、地方政府实现招商引资的工具，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却受到漠视。
富士康在为苹果等品牌巨头代工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违法滥用学生工的情况，总结起来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许多学生工的年龄都在18岁以下，无论在劳动时间、还是在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方面，都与正式工人无异，这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第二，合法权益受侵害，学生得不到合法保护。很多学生工仍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购买社会保险，而工资，也因为他们的实习生身份而被打了折扣。
第三，实习流于形式，学生成廉价商品。学校在以实习名义将学生送进厂之后，绝大多数都撒手不管，对于工厂违法使用学生的情况却不管不问，成为富士康“人训化”管理的帮凶。
由此可见，名为实习，这些学生们实则已沦为富士康的廉价劳动力，职业学校俨然沦为职业中介，而地方政府亦成其幕后推手。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富士康的招募、管理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其弹性化的用工需求，职业学校亦从中牟利，而学生却将他们的青春消耗在毫无价值可言的流水线上，本来充满朝气的青年学子，成为暮气沉沉的“机械人”。
苹果：隐藏在富士康背后
虽然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富士康产品确以高科技著称，但富士康本身却并不像其对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在它的背后，是以苹果、惠普、索尼、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巨头，他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赚取惊人的利润，虽然他们的成功被认为是科技和创意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超过100万中国工人的青春、汗水、血泪乃至生命是苹果们“功成”背后的“万骨枯”，而后者则常常不为人所知。
2011财年，苹果净营收1082.49亿美元，净利润252.9亿美元；2012年第一财年，苹果营收增长超过七成达到463.33亿美元，净利润更是高达令人咋舌的130.64亿美元。而富士康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却仍然在挣取不到1.4美元/小时的微薄工资。
当iPhone，iPad不断推陈出新引起“果粉们”疯狂热捧的时候，年轻的中国工人却不得不尚未竣工、铝屑纷飞的厂房内进行生产，他们不得不忍受长时间的站立、有害的空气、管理员的谩骂、难以忍受的疲惫、枯燥的机器般的重复，用永不停息的沉重劳动来为苹果们打造他们漂亮的成绩单。
苹果的每一次推陈出新，对富士康工人来说都将意味着一场噩梦；iPhone，iPad的全球热销使苹果赚的盆满钵溢，但这并不足以促使其减轻对中国工人的剥夺，恰恰相反，产品的热销和惊人的利润只会刺激苹果在短时间内将越来越多的订单压到富士康代工厂和年轻工人的头上。2010年“连跳”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曾经承诺保证一线工人至少能够“六休一”，然而在2011年iPhone和iPad的生产高峰期，工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十三休一”的状态。
遗憾的是，资本的逐利性得到了消费主义和国家权力的推波助澜，将原本处于弱势的中国工人置于更加无助的地位。于是，一面是苹果专卖店前“果粉”们的疯狂追捧，一面是富士康工人在高压的厂房里夜以继日地生产他们可能永远都买不起的产品；一面是国家权力助力富士康的扩张带来GDP的漂亮数字，一面是学生工们灿烂的青春在流水线的单调重复中无谓流逝。
以苹果为代表的资本巨头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狂热来赚取惊人的利润，而这种狂热所造成的代价则由富士康工厂的中国工人承担，资本积累的秘密，在马克思所说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内，得到了最真切、也最残忍的体现。
正是这种畸形的资本全球剥削链条，使得价值的分配极度扭曲，一面造就了苹果的惊人利润，另一面则同时造成了中国工人的凄惨处境。由于苹果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留给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也就注定了生产线工人的超额付出和低微收入。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苹果的惊人利润还将持续，而中国工人的处境也将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