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要政审

中国慈善的青涩

比尔·盖茨给自己打开了一扇视窗(Windows)，新的人生开始了，新的慈善时代开始了。

慈善领袖盖茨已经做厌了IT巨鳄，现在要去普渡众生——赚最多的钱，然后做最多的善事。多少少年白日梦里的事，竟然成了真。这件事在中国的轰动效应，只会比在大洋彼岸盖茨的祖国更大。

很长时间以来，慈善在中国成了一个暧昧的词。在一个有“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慈善被想象成一条隐秘的攀附通道，或是一桩生意——真有人从这个通道里上去，再跌回原型，比如曾经的上海慈善大亨张荣坤。而中国的慈善传统，是士族和乡绅维护社会秩序的本能。

于是，中国行善者们分歧了，高调还是低调，这是个问题。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一部分极度高调来证明清白，另一部分极度低调选择纯洁。更多的人在观望，或者在盘算等我有钱了，或者干脆想着让钱财荫惠子孙。

更大的转机来自于地震，这带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慈善运动，全民捐款然后议论那谁还有那谁谁捐钱的多寡。高调者更加高调，他们看到了慈善的良性循环；低调者更加藏紧了自己，他们看见了前车之鉴。王石在被叫做“王十”之前一天还在苦口婆心地说：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比尔·克林顿，当年与盖茨并称美国“两个比尔”中里另一个比尔，随着夫人竞选总统的失败，已经越来越淡出人们的心灵，但盖茨不会，他会比微软活得更久。少年梦一样的故事自有少年梦一样的纯真与勇气，与盖茨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人，若学到这两点，足以成就大善。(卞 宁)

陈光标：高调行善高调做事

我以后最多给我孩子买套房，买部车，结个婚，就拉倒了，给他三五十万块钱(事业)起家拉倒了。

撰稿·卞 宁(记者)

“把电视声音放大点，放大点，节目来了——别把我的台按错了！”

陈光标端坐在南京金鹰国际7楼的一间包厢里，等着四川卫视关于他的节目的播出。约定时间到了，节目却没播，一台赈灾晚会占用了荧屏。陈光标有点失望，等了一会儿，手下人和四川的编导确认节目当天不播了，陈光标让身旁的《新民周刊》记者继续提问——

“把电视声音开小点！”

7月2日的晚上，汶川大地震过去50多天了，被称为“中国首善”的江苏黄埔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光标仍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声音一直中气十足、保持着高分贝，无论是回答《新民周刊》记者的提问，还是在公众面前的频密亮相。

当天傍晚，陈光标刚从北京做完5场报告飞回南京，再之前，是南京的3天8场报告，香港的3场报告……回到南京的短暂停留不过2天，在江苏省政协做报告的新闻刚登上当地媒体，7月5日，陈光标又现身北京，在全国人大下属机构主办的一个论坛上侃侃而谈救灾经历，他说国内名校排着队请他开学后去演讲。

眼镜片后面，他的眼里布满红血丝，这些天，他无暇睡眠，也获得了人生声誉的高峰。“中央电视台天天都能看到我，各个频道轮流播。”谁都知道陈光标这个带了60台大型机械去救灾的“中国首善”。

陈光标喜欢用“中国首善”称呼自己，这个称号是4月26日揭晓的“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颁给他的，他以1.81亿的年度捐款额位居全国第一。林林总总的排行榜中，这个“榜”由民政部下属机构主办，带有一定官方色彩。同在4月发布在另一份非官方的“胡润慈善榜”上，陈光标也排进了前10名。

汶川大地震以来，“富人的榜样”、“一个人感动了中国”、“中国的良心”、“常山赵子龙”——陈光标的美誉纷至沓来，他站在总理身边，他与成龙、濮存昕、刘德华等明星一起亮相灾区。

陈光标做慈善的规矩是要“秀”。他做善事总要喊上媒体和当地政府，拍照、录像、捐赠证书一个不能少。公司会议室里十几米长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奖杯和数不清的证书。奖杯和证书上方挂着的，是多张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幅合影，他深入思考过自己与政治的关联。在四川前线救灾的日子里，随行人员随时帮他拍下在各处的身影，发布到网上被争相转载。

陈光标深谙“秀”之道。他的名字前面的头衔加起来有360个字；他的口头禅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的随和表现在让毕恭毕敬的外人喊他“标哥”；他的眼泪也很著名，曾在电视节目中忆及童年大哭起来，在四川也留下不少痛哭的照片。他的身边人认真地和《新民周刊》记者说，陈总受的那个苦啊，悲伤逆流成河。

陈光标喜欢问别人自己知名度怎么样。他的知名度远高于曾四夺“中国首善”的福建地产大鳄黄如论，他放言今年要再拿一个“中国首善”。他在江苏泗洪老家盖起天安门一样的大宅门，光地暖就用了500平方米。童年时住的茅屋也被他保留，特地盖了个大顶保护起来。

陈光标从不讳言慈善带给他的实利——捐得越多、得到的越多。他说慈善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意。他的主业——再生资源利用，说简单点，就是一边拆房子，一边对建筑垃圾进行再利用，根据国家政策，这种环保产业可以享受税收上的优惠。

在中国高调慈善，注定是争议人物。主流媒体对陈光标的评价却鲜见争议，网络上也是接近100%的叫好率。有网友在网络社区发了个帖子质疑陈光标在灾区作秀，还没有一个回帖，就被版主删了，解释是“不能无端猜测动机”。 人们看不见陈光标救灾故事各种版本细节的出入——无须与“侠之大者”计较这个，有人喊出要成立个“光标社”追随他。

两个网友撞车给他写了《史记·陈光标传》，其中一个评价他“起于寒微而富，是为能也，怜贫惜老，是其仁也，千里救难，因其义也，亲入险地，是其勇也，富不忘本，因其德也”。

被网友夸赞有佛相的陈光标已经像一个神话，一场灾难可以带来不少个神话。陈光标有时做完善事会附加表演一趟霍元甲的迷踪拳，他说自己没有套路，随心所欲，就是能赢。

我捐得越多，得到的越多

《新民周刊》：现在有多少精力花在慈善上？

陈光标：(百分之)五六十。

《新民周刊》：生意和慈善间的精力冲突怎么解决？

陈光标：我捐得越多，得到的越多。我回报社会，现在也看到了社会对我的无形回报。

我这次去救灾的60台机械，本来是到陕西、天津、河北去拆迁的，眼前看是个损失，无形中得到了巨大回报。以前搞废旧拆迁，我去求别人，到处找商机。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我是搞拆迁的，打电话给我，忙得应接不暇了，都让我帮他去拆迁。哈哈哈。

国务院新闻办要给我拍部电影，就叫《陈光标》，一分钱不要我的，都是国家给钱。昨天征求我意见，找那个写《任长霞》的作家来给我写，拍好后通过有关部门到全国各地去播放。以前看到电影里宣传的都是死人，现在要看到的是活的。呵呵呵。

下个月，联合国要给我颁个“勇士”奖，中国三个人。

《新民周刊》：什么样的动力一直支撑你做慈善？

陈光标：我和我夫人分床睡2年多了，为什么分床睡呢？我经常睡到半夜里面哈哈哈笑就醒了。为什么笑醒了呢？做梦就梦到有人在我手上改变了命运。

我小时候家里那么穷，10岁时候用暑假卖水钱去帮助别人交书学费，那第一次帮助别人自己感觉特别快乐。我的慈善事业是随同我的人生共同成长的，我一直在走我自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人家说我沽名钓誉也好，作秀也好，图名图利也好，我都无所谓，因为我问心无愧啊。

《新民周刊》：你的手机彩铃是“是邓小平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陈光标：这是我自己录的，就在河海大学播音室录的。

我是从一个农民出来的，一个苦孩子出来的，我发自内心非常感谢我们小平同志的30年改革开放。没有小平同志的30年改革开放，那可以这么说，我陈光标现在还在家刨2亩地，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也在家刨2亩地。既然富起来了，我们企业家一定要对财富有一种认识和认知。

俗话说，钱财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很多民营企业家腰包都富起来了，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50岁的，什么都不干，够家里吃两辈子的。但是有很多企业家就认为他的钱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与国家、与社会、与他人没有关系。他认为他苦了多少年，钱都要留给他的子孙后代，这种想法是一种传统愚昧保守的想法。

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是最明智的选择，你不要想以后家产留给孩子，那绝对是错误想法。孩子培养不出来，你给他留100个亿，到澳门赌场1个月就能输光了，有必要么？你看现在浙江、广东很多企业家，上一辈的把企业转给二三十岁的儿子的时候，应付不了了，眼看要亏垮了，就兼并卖给国外了。

不懂政治的企业家做不强做不大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等我有钱了，再来做慈善”？

陈光标：小平说过，先富帮后富。

人心不要贪多，我这个月赚100万，下个月赚200万，我这个月赚200万，我下个月还赚1000万，这个无止境，这辈子赚100亿，下辈子还赚200亿呢。这种想法的人太多太多。要像我这样的，我第一年赚20万，拿3万帮助一个白血病的小孩。第二年我赚60万，我拿28万去帮家乡修了条乡村公路。

人生很短暂。下个月17日我40周岁，再来个40年就80了，眼看人生要画句号了。画句号之前想想我为人类做了哪些事情，你看我这么多荣誉证书，再过40年我有更多了，我家里面还有很多呢。回头想想，我对这个社会、人类已经问心无愧，我可以闭着眼睛、开开心心地OK了，所以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要。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把企业做好就是最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陈光标：我这个月赚了100万，我就拿一定的比例来回报社会，多大比例呢？5%、10%、20%都可以，不影响公司发展的。有的企业家认为，我捐钱了，这会影响我企业的发展，这都属于一种借口！

我没有权力让别的企业家捐多少钱，但我可以给他们无形的压力。我经常捐经常捐，捐了就宣传，有的企业家对我说，光标啊，你经常捐，我们不捐都不好意思了。以前比财富，现在比慈善，比为社会做贡献。现在比财富的人不多了吧？再比财富社会都要骂你了。你要像陈光标一样比谁捐多少钱才行呢。

我们从小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父亲就对我说：你就要做个榜样，让更多的企业家来学习你这种精神。我们够吃够用就行了，钱就是个数字，以前创业的时候，天天在家数有多少钱。现在都看不到钱了，都在银行卡里，用时就签个字。

《新民周刊》：捐款的数目是怎么确定的？

陈光标：捐款数额形成规律了。每个月按照利润的百分比来捐，每个月都要捐，把慈善制度化，就像人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慈善一定要做到要有效性和持续性发展。

《新民周刊》：上半年捐1.6亿占您公司同期利润的多大比重？

陈光标：百分之二三十。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张荣坤，他曾是“慈善大亨”，借慈善来获取政治地位，进而获取利益。

陈光标：这种人得不偿失。有目的去做慈善，去牟取一些政治资本和利益的，就像马尾巴一样，露不长久的。

我总结一句话：一个企业家想做强做大，必须要懂得政治，不懂得政治的企业家做不强做不大；一个企业家必须要研究政治、懂得政治,但不能钻进去，一个政治家必须要研究经济、懂得经济,但是也不能钻进去，两者要是钻进去，最后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要政审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比尔·盖茨？

陈光标：比尔·盖茨这种博大的胸怀、伟大的精神，值得我们全世界企业家来学习他。我看到有些报道，比尔·盖茨的基金这样那样，啰里叭嗦的。世界上，包括中国有很多有嫉妒心的小人，我们是容许这帮人存在的。他们存在才能对比出比尔·盖茨、“中国首善”陈光标，这样才有对比么。

这帮人讲别人坏话的时候，要自己想想自己为社会做了哪些事情，你帮助了哪些人。有些人专门在社会上挑三拣四，就是这些人破坏和阻碍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他就不能看别人好，别人一好马上就嫉妒人家，这些人永远做不大做不强，在社会上永远不行。我们就不能向日本和韩国人学习吗？对不对？他好，我希望我比他更好，向他学习。你看我们国家，好多人都是这样，你比我好，我在后面总要拉你一下，不让你前进，这是我们国家很多人的通病。中国这种小人还是比较多的。

《新民周刊》：是小人阻碍了中国企业家做慈善？

陈光标：中国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破除嫉妒心理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手段把嫉妒心理消灭在萌芽中，要高度地提倡社会上有爱心的那些人，需要政府来弘扬。我们往往等人死了再宣传，比如焦裕禄，活人不宣传，这个机制就是不对的。我们发现有好的、眼面前的人物，就像我这样的，就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才能把小人、把嫉妒心理压下去。不让做好事人的心累，心里流泪。

还有，我们这些钱捐到慈善机构去了，它不透明。我陈光标捐100万给你，你要把这100万马上把它有效发挥出去，你100万干什么用的要让我知道。做到有效性，把100万干什么用了及时公布给企业家，把明细帐让企业家知道，我们欠缺的在这点。

现在把钱捐到慈善基金部门，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现在好多慈善基金能提成10%、15%，同时基金上的钱有的放在账上涨利息，有的放在其他地方投资，这种慈善机构会影响企业家的捐款热情。

《新民周刊》：你的捐赠行为大多直接面对受捐助对象？

陈光标：我现在都是直接联系受赠方。我到四川散了200多万现金，我直接散给灾民，他需要吃什么、买什么马上就能用上，我不要虚的，通过哪个慈善基金陈光标捐200多万，我不考虑那些事情。到慈善基金不知道什么时候审批，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老百姓手上，搞不清楚。

慈善这方面，我做这么年，最有权力和权威来讲，对不对？我知道这其中每个环节、每个猫腻的地方。我同时也是个敢讲的人，有的人不敢讲，我是不怕得罪人的。

我建议，中国所有慈善基金会里的工作人员，要像当兵的那样，要政审！他家祖宗两三代起码都要做过好事的，做过五六件以上的。现在我感觉不少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心态都非常的差。他需要你的时候，跟你客气得不得了，等钱拿到手后，见到你就无所谓了，甚至还讲你坏话。下次你不捐给他了，他讲你坏话。这样的人基金会里也很多，他恨不得你每次捐款都捐给他的基金会。那种尖嘴猴腮的人不能留在基金会。

《新民周刊》：你跨过“心累”这道坎用了多久？

陈光标：两年吧。我做了这么多年来，现在终于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认可了！终于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认可了！现在再有人说那些狗屁也没人听啦，就算出来1000个人说也没人信啦！对不对？

我这种企业家不成功才怪呢

《新民周刊》：怎么样让员工也支持你做慈善？

陈光标：我(们)原来是6个股东，2005年下半年走了2个，2006年走了1个，6个股东走了3个。为什么走了3个？因为那3个基本上都不听我的话，我捐款他老是跟我哼哼叽叽的，他不支持。我是大股东，他的股份我回收过来，他不支持该走人走人呗。现在还有3个股东，还有2个是我的亲戚。我这2个亲戚不听我的也不行，他离开了我这个平台、这个公司和我这个老板，他到哪里去，分的利润还不如在我这边多呢。离开了我陈光标，出去连十分之一都赚不到。所以习以为常了，你爱怎么捐怎么捐。所以那3个走的股东都想回来，想回来我也不要你。哈哈哈。

我的驾驶员能拿到15万年薪。我(公司)3600名员工，养老保险和手机费除外，平均工资是3800元。我对员工平时要求严格归严格，但我对他好归好！就像父母对孩子，打在一边疼在一边。公司基金放在那里，家里面父母亲生病啦、孩子上学有困难啦，我能帮助就帮助，优先帮助公司内部的。

员工感觉离不开我陈光标这个老板、这个公司、这个品牌。所以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心服口服地服从我。所以我出差一两个月，根本不需要问事，公司一切都很好，每个员工都拿公司当自己的家。

我工作起来是“白加黑、无法无天、五加二”。我没有白天黑夜，从早干到晚上一两点很正常，有时候加班头朝外一看，太阳都出来了。从来不知道礼拜六礼拜天。劳动保障法对我没效果的。我这种企业家不成功才怪呢。

《新民周刊》：你通常一天能休息几个小时？

陈光标：实话告诉你，正常休息四五个小时，但是中午要睡一会，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新民周刊》：员工有没有休息？

陈光标：员工该加班的也加班，没有规定的。需要的时候，大家没有二话可说，要不然为什么他工资拿这么高、年终奖金拿这么多。我们公司年终发红包都是我们几个人掌握，平时表现好不好都看在眼里面，红包发多少大家都不知道的，有一个讲出来就开除你。

《新民周刊》：你经商的头脑从哪里来的？

陈光标：我这个人三种性格，第一个是智慧型、第二个是善良型，还有勇敢型。智慧型，大小生意没亏本过，做什么赢什么。苦干加巧干，没有智慧不行，老农民苦一辈子不如我一天赚的钱，把握商机更重要。我这个人还不怕死的，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我都敢。

人一定要有博大的胸怀才能做大事情，我这个人做生意从来没亏本过，只有赚到钱被人骗去过，两三千万地被人骗都有。被骗钱后我从来不后悔，就当花钱买教训、交学费的。很多事打官司都能赢，我一笑而过。

《新民周刊》：商机的嗅觉从哪里来？

陈光标：来源于智慧。我这个人怎么说呢，还是随心所欲型，变化多端，俗话说孙悟空七十二变。做企业也是这样，说变就变。人家真的很难研究透我的思路，我是声东击西，就像打拳一样，你看我一拳打你眼睛上去了，这是虚的动作，实际上底下一拳就打你肚子上去了。哈哈哈，迷踪拳。

擤过鼻涕把手往裤子口袋里一塞

《新民周刊》：再生资源利用，用房屋拆迁后的废料再生产，你企业的这种拆迁的模式在中国得到广泛运用了吗？

陈光标：全国做得像我这么大的规模没有的，我排第一。国家经济在飞速发展，需要我们废旧利用的东西太多太多。那就是长江里的水，一个人喝不完，希望那些做化工企业的老板，都把企业关停，都来做环保企业。

我渴望企业越做越大。我在这个市场中只占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国家一年上万亿的废旧损失没人去利用，希望更多企业家参与环保产业。人家企业怕竞争，我不怕，越多越好。

《新民周刊》：拆迁之后的材料怎么利用？

陈光标：再利用。打下来的混凝土磕成一块块的拿去铺路，混凝土里打出来的钢筋再回炉。

《新民周刊》：废旧资源利用的技术从哪里来？日本这方面做的时间较长。

陈光标：我感觉我比日本做得好。这个不能讲这么细，这里面有诀窍的，我这个核心秘密，窗帘纸一点就破了，那你们都会了。

《新民周刊》：你本人也是个环保主义者？

陈光标：我们公司都知道，每次到机场，能不要驾驶员送就不要送，因为送了就车要放空回来，这样无形中就带来污染，没有重要客人，我都打车去。

到酒店去，一张餐巾纸擦下嘴一摔，我感觉太浪费，一棵树才能生产一万张餐巾纸。我擤鼻涕，擤过后把手往裤子口袋里一塞，在里面一拧，擦到口袋里。反正裤子三四天洗一遍，大家看到你在干什么，对不对，要吃东西再去洗下手。我尽可能不去浪费那张纸。现在我5岁的小儿子也学会我这个动作了。不该浪费的不要浪费。

《新民周刊》：很担心下一代的教育？

陈光标：你看现在女大学生跟大老板同居的，那父母教育就有问题了。企业家经常跟企业家交流，我都知道的，他找个女朋友，××学校的，他也找个女朋友，××学校的。下午放学的时候，车开到学校门口，把人带跑了。我看到以后，我真气，恨不得拿把锤子把他车砸了。你说四五十岁带着个十九岁二十岁小姑娘，我心里面还真难过，把人家前途都破坏了。

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文化水平和各方面能力都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素质不是很好，他没有良好的心态面对社会，感觉自己了不起，有满足感。

我给你们透露一个，我初中都没毕业。但是我喜欢自学，自学考到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老家都说我是奇才。我初二下来，初三都不上了，出去做生意了，后来回过头来又上一年，考取南京中医药学院，是个大专，大专是从初三考的。

《新民周刊》：对小孩的希望是他能做自己的事业？

陈光标：我们有义务全面培养他，具体他长大做什么，小孩有自己的想法，想当企业家也好，想从政也好。

你看我结婚的时候，我父母连房子都没给我，我自己苦钱盖的三间小瓦房。我父母也没给我什么，我以后最多给我孩子买套房，买部车，结个婚，就拉倒了，给他三五十万块钱(事业)起家拉倒了。-

吴良定：兼济天下

吴良定不愿意把全部的金钱留给下一代，除了长子吴捷，他的子女们在家族企业中所占的股份少得可怜，他害怕太多的金钱会使孩子们不劳而获，从而失去真正体会人生乐趣的机会。

撰稿·季天琴

虽然平时每天只睡5个小时，吴良定还是太忙了，只能在周六接受采访。坐在他超过200平方米、摆设昂贵的进口镶瓷古董家具的办公室里，这位62岁的浙江男人态度温和，礼数周到，但他的谈吐却很容易使人想到斯巴达人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清教徒精神。

吴良定掌控着规模巨大的浙江中宝企业集团，除了中宝实业，同样归这个家族所有的还有另外两个集团——万丰奥特和日发控股，前者自称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车轮生产基地，后者则是纺织机械和精密仪器行业的领先企业。吴良定估算，家族企业的净资产，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和25家子公司在内，大概在50亿人民币左右——如果不是跌跌不休的股市，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不过，作为家族的领导者，吴良定表示自己从未关心过这些数字，即便自己年轻时是个穷光蛋，也没在乎过金钱。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有钱和没钱终究是有差别的，“我这一生做了场成功的美梦，普通人一辈子只为稻粱谋，他们做的是一场劳碌的梦，还有不少人甚至被剥夺了做梦的机会。”

吴良定表示，自己之所以打算成立一个10亿元的大学生助学基金，不仅是想补偿自己年轻时的遗憾，更是想帮助更多的青年走到正常的命运轨迹上，毕竟，“读书能改变人的后半辈子，帮助一个年轻人实现上学的梦想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传统与家道

吴良定的家族关系庞大又复杂——他有五个子女，四个是自己亲生的，有一个儿子则是妻子和前夫所生，共有三种排列组合方式：和前妻生的两子一女，妻子和前夫生的一个儿子，和妻子生的幼子。

尽管如此，45岁正值壮年之时，吴良定便考虑家族股权和接班人的设置。

吴良定不愿意把全部的金钱留给下一代，除了长子吴捷，他的子女们在家族企业中所占的股份少得可怜，他本意是希望他们当公务员或者自己出去闯荡。他害怕太多的金钱会使孩子们不劳而获，从而失去真正体会人生乐趣的机会，如果他们真想做企业，那他们要学会的是如何承担责任，而不是继承财产。

吴良定的子女们清楚地记得他们父亲的要求：做一个正直的人，男人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好好读书，不要做官；结婚对象要求门当户对。所谓“门当户对”，就是对方一定要有本科文凭。

财富的归宿

吴良定渴求知识，此生的渴望是成为学者型的专家，这一梦想注定不会实现。他把梦想转移到子女身上，希望通过年轻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夙愿。当初不被允许考大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如今他对贫困学子的感同深受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代偿需要。

成立大学生助学基金的计划在这个家族内已经谈了多年。大概10年之前，吴良定预计自己到2010年资产会有10亿元左右，金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财产将悉数资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

子女们完全支持父亲的决定。对他们来说，父亲有足够的理由用自己的金钱去支付兼济天下的梦想。吴良定对自己的家教十分自得：我们家的孩子，都不爱财。

就其丰厚的财产来说，吴良定确实算得上节俭。他抽黄壳的熊猫牌香烟，有2部供自己使用的车，办公室里的豪华家具还是太太为了使他显得体面替他购置的，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奢华之处，他每年用于自己的开销大概50万。对于金钱，他认为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临死之前能花掉2000万就不错了。

吴良定深感财富的压力，并怀念与人交往时的自然而然。他的名片上有两个手机号码， 不过他却狡黠地说，这两个都是打不通的。他不得不经常换号码，以躲避外界的骚扰——经常有人号称来自中央级媒体，在电话里用十分威严的声音告诉他，他们决定授予他荣誉称号，不过得先拿出数目不小的一笔钱来。吴良定甚至果断地猜测：“他们背后肯定有人。”

他激动地表示不愿意把自己的财富送给那些“心太黑”的人。他原本打算未来将股票套现，将所得收入捐给某个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但是“北京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朋友”透露出来的消息打消了他的念头。

在现在的计划中，他将于2010年退休，同时启动这个基金。届时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邀请几位既有名望又有公心的企业界人士掌控，工资是没有的，差旅费可以报销。具体的设想是：将10亿元基金会的本金投资到比较稳定的行业，每年的获利款项将全部援助贫困大学生，资金的使用细目会在媒体上公开，还可以游说更多企业家来捐款，援助的原则肯定是先浙江，做大了之后可以考虑全国，但是目前可能性还很小，因为仅浙江就有20%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交不起学费。

吴良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明”，蔑视某些富豪沽名钓誉的行为。他坚持基金会将不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坚持这些钱必须用来资助那些年轻人，而且必须专款专用。

令他相当自得的不是自己一手创造的财富，也不是自己从事的善举——他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虚荣过——而是以自己不知道怎么花钱为荣。他理想中的房屋应该是“竹林茅舍，背靠青山，面向绿水”，针对太太在上海浦东花5000多万购买的那套别墅，他深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女人虚荣心的体现。像很多受中国传统熏陶的成功者一样，他外表低调谦和，但在内心深处，却陶然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黄昏时如何日臻完美。作为超级富豪，他的选择与中国文化中那些蔑视金钱的传统渊源更深。-

洪肇明：慈善就是做好事

“我以前很穷很苦，别人的帮助总是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现在自然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急需别人帮助的落难人。”

撰稿·邵乐韵

每天一大早，73岁的洪肇明就会到晋江林英镇的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和菜农讨价还价。有人看不懂，身价过亿的劲霸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老董事长怎么如此斤斤计较。

但是在公益慈善方面，洪肇明一点也不计较。过去6年来，他累计捐款已经超过3000万，注资慈善机构、建立希望小学、帮助公司困难员工、成立爱心基金会……2006年，他和恒安集团总裁许连接并列央视“公益中国”评选活动福建企业界候选人。同年9月，泉州市慈善总会授予洪肇明“泉州市慈善家”荣誉称号。2007年12月，在晋江市庆祝建市15周年庆典上，他又获晋江市“慈善世家”荣誉称号。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名声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洪肇明理解的“慈善”就是做好事——别人有困难了就伸手帮一把。“只是我觉得自己所做的有限，离‘慈善家’还很远。”

有余钱，就做慈善。洪肇明认为，企业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也要回馈于社会，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捐资行善、回报桑梓也是一种大事业，值得用一生去践行去努力。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就应该把更多的视线投到社会上那些需要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钱的价值就看你如何运用它，用在哪。否则，它什么都不是。”

洪肇明童年穷苦困顿，父亲早逝，家中兄弟姐妹10人，排行老二的他15岁就辍学养家。饱尝人情冷暖和创业艰难的洪肇明最终奋斗成功，创立了劲霸男装品牌。告别了苦日子的他感慨：“我以前很穷很苦，有时碰到病灾，别人的帮助总是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现在我有经济能力了，自然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急需别人帮助的落难人。”这句话成为洪肇明热衷慈善的朴实注解。

以前，洪肇明会拿钱私下帮助有困难的人。但是后来，他愿意把钱交给慈善机构来让更多人受益。“我参加过泉州慈善总会和晋江慈善总会的许多活动，像助残活动、助老活动、希望工程，还有助听工程等等，发现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到位，钱也都捐到那些困难的需要帮助的人手里。我相信只要操作透明化，没有什么不能信任的，都是为了做好事嘛。”

除了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洪肇明还捐资成立了四个基金会，其中最大一个是去年年底成立的1000万元“樟香慈善基金”，这笔基金每年有约60万元左右的利息，全部用于补助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1000元。

过年的时候，洪肇明会带上孙子看望贫困户。两个孙子在心得体会中写道：爷爷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觉得自豪。慈善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传统，以后我们也会像爷爷一样，用我们的爱心去温暖其他人。-

这个慈善群选择“躲闪”

这是一个隐秘的慈善群，他们投入慈善事业，但从不张扬。他们喜欢“纯粹”的慈善，鄙视附加商业目的的言行，他们说，这样做，求的是“心安”。

撰稿·黄　祺(记者)

低调，再低调

在世界著名富豪比尔·盖茨正式退休前3天，非著名的“投资个体户”邝荣，以盖茨为主题写了一篇博客：

比尔·盖茨的580亿美元裸捐，震惊世界，让全世界的富豪们汗颜。

从佛家精神来看，盖茨的一生，是精进和慈悲的完美组合。上半生勇猛精进，富甲天下；下半生慈悲为怀，普济众生。

从这个意义上，盖茨是一尊活菩萨。

从博客文章上看，邝荣对盖茨的崇拜是不言而喻的。

邝荣曾经是上海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近几年改行，变成了“股神”巴菲特的同行，很巧，巴菲特也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最主要的捐助者之一。如果非要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那么邝荣与他的偶像之间，似乎不至于存在天堑般的距离，他的崇拜变得具象起来——学习巴菲特“富甲天下”，学习盖茨“普济众生”。

前者，邝荣正在努力，而后者，事实上邝荣却已经开始行动。几年前，邝荣跟几位商业圈的知己，聊起做点慈善活动的事，他的想法，立即得到朋友的支持。很容易地，5个人每人拿出2万元，凑成了他们最初的慈善基金。

邝荣的想法是“知识扶贫”，很快，一个叫做“新世纪爱心图书馆”的计划开始启动，计划的目标是每年为一所农村中学建立一个图书馆，争取做到10所以上。经过一年的时间，今年，“新世纪爱心图书馆1号”终于诞生了，“1号”位于江西农村一所中学里，图书馆里配备了2万多册图书，都是他们自己去购买、运输过去的。

建设图书馆、购买书籍和管理软件一共花费了20多万，这些钱由5个人分摊。“2号”在哪里？邝荣说目前还不清楚，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办法，一个一个做，而不是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和目标。“我们不打算让这件事牵扯太多的精力。”

图书馆落成那天，当地地方政府希望邝荣和他的朋友们出席仪式，并要向他们表达谢意，邝荣和朋友们一致表示了谢绝，仪式也就没有办成。“学习雷锋不留名嘛。”邝荣玩笑般地说。

相比之下，向崎的慈善行动已经初具规模。向崎是浙江温州一家以农药生产为主的企业老板，白手起家20年，他的企业在全国同行中也算得上中型，即便是在财富神话频出的温州，向崎也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中产”典型。

向崎不承认自己是个容易心软的人，但事实上，如果看到报纸、电视报道一个贫困孩子上不起学，他就有立即去捐助的冲动。向崎的慈善支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个人名义的捐赠，一类是企业名义的捐赠。“其实，企业就是我自己的，说起来都是一回事。”

企业的慈善支出，每年在10多万到20多万不等，向崎说，花多少钱出去，主要是以是否需要为标准，而不是事先预算。“比如有一年温州遭受台风，我们捐的钱就超过这个数。”至于个人的捐助，向崎就没办法统计了，只要他听说哪里有贫困的孩子，或者无钱治病的老人，他就会想办法去看一看，然后给一笔自己认为合适的捐助。

“我从来没有让报纸来报道过，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向崎说。

理解王石

不公开，似乎是这群隐秘的慈善热衷者达成的默契。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点：民营企业所有者，人到中年，事业有成，财富积累到超出自己消费所需的数量，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求记者不要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和企业名称公之于众。

事实上，这个隐藏在人群中的群体，已经是中国慈善事业中一支庞大的生力军。国内一家大型的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新民周刊》，他负责的项目，每年筹集上千万的善款，最主要的捐助者就是企业家，有的企业家每年固定捐助大笔善款给基金会。但是，这中间的很多企业家，对基金会明确提出的要求就是，不允许公开他们的身份。“不愿意公开的原因非常复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这位工作人员说。

“人怕出名猪怕壮嘛。”邝荣这样解释，但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奥妙。在慈善事业上，“多做少说”这样的中国传统处世哲学，被很多企业家看作最保险的办法，而张扬必定伴随着风险。

“看看王石就知道了，他本来说了一句实话，现在让舆论骂成这样。”采访中，很多人提到万科董事长王石最近的遭遇。讲这句话的是丁升，也在商场拼搏多年，有着自己的一套慈善观念。

丁升从来都只以个人名义捐款，他希望个人的慈善愿望，不要跟企业发展产生瓜葛。王石的“捐款风波”发生以后，丁升更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思路相当地正确。丁升曾经资助一名贫困中学生，从中学一直管到大学毕业找工作，每年年初三，丁升都要带着家人去这位受助者家里拜年，做这些，“自己心里很舒服”。四川地震发生后，丁升在外地的宾馆里，每天看着电视流眼泪，除了给地震灾区捐款，他甚至想上前线。丁升曾经是医生，“当时只要有人叫我去灾区救援，我会马上去”。

丁升认为慈善完全是个人自愿的行为，不应该成为企业家的负担。“说实话，我们的钱已经足够我们自己的需要了，为什么还要艰苦地继续创业、奋斗？我觉得，我们的钱是从社会上来的，最后还是要用到社会上去。”但目前的社会舆论，似乎跟丁升的想法有些出入，王石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大众对“富人”有更高的期待和衡量标准，丁升说，正是因为如此，他个人的慈善行为也从不张扬。

向崎把这种低调的做法，同样解释成慈善是完全个人的心愿。向崎出身贫苦，少年参军，现在，他深深体会到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多么重要，所以，他的个人捐助和公司捐助，除了赈灾，主要集中在助学和帮助老人。“我们这些人，都要感谢邓小平，现在我看到还有比我差的人，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向崎也看到很多企业利用慈善换得名利的做法，对此他很不屑。“温州大老板、企业家很多，我也看到，一些企业家你出500万，我就出1000万。我觉得这样比高低，就是思想不纯洁。”

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跟儿子走在街上，碰到乞丐，向崎叫儿子给乞丐1块钱，孩子说，不给，因为这些乞丐都是假的。向崎对孩子的教育是：你不要管他是不是假的，你给他1块钱，就算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也值得。

向崎提到的一个名人不是王石而是马云，地震后，马云曾蒙受“1元捐赠”乌龙之冤，但向崎认为，“1元”概念才是慈善本身的核心，只要不求回报地帮助了别人，捐多少、怎样捐，都不重要。

欣赏盖茨，不学盖茨

对于盖茨的善举，所有接受采访的企业主都表达了自己的欣赏。丁升说，再过五六年，他也打算提前退休，“钱够了，想去做慈善”。不过，除了丁升的这个“远景规划”以外，在受访企业家里，多数都没有打算效仿比尔·盖茨成立基金会的做法，也不计划在自己的企业里将慈善制度化。

企业主们拒绝制度化，最主要是认为自己的慈善资金规模比较小，还没有到必须制度化的时候，也不希望形成制度后给企业和个人造成压力。

吉新是江苏一家电子类企业的董事长，在他的企业里，有一个“准基金”的制度。每年，员工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捐赠到企业内部的一个账户上，这笔钱，一部分用于企业职工之间的互助，一部分用于社会捐赠，社会捐赠的目标主要是学校和贫困病人。

这个“准基金”，每年大约要捐赠出上百万的资金，但在企业内部，并没有专人管理，只是属于企业办公室的业务范畴。吉新认为，如果专门成立部门管理这100多万的支出，在成本上不合算。而向崎不准备建立慈善制度，有他自己的特殊原因。“我企业的员工，文化素质不是非常高，如果我把每年的捐赠变成制度，职工会想：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捐给别人？”

如果企业建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比较困难，向非营利的慈善机构捐赠，委托慈善机构使用善款，应该是一种“省事”的方法，但受访的企业家们，似乎更愿意亲力亲为。

吉新企业的捐助对象，是根据员工、朋友、供应商提供的线索，公司自己出人去调查，然后确定。类似的是，2006年湖南洪水，丁升和一些朋友每人捐了几万元，他们把钱买成大米，委托一位热爱户外旅游的朋友，亲自把米押运到灾区，分发到灾民手中。很多企业主都表示，像这样自己去寻找捐助者，并监督善款的使用，更加放心。

吉新过去也尝试向慈善机构捐赠，但事后发现，他的善款没有如愿落实，让他很失望。更多的受访者，并没有尝试与慈善机构合作，但根据常常看到的新闻报道和坊间的传言，他们对国内的慈善机构总是抱有怀疑。

从冲动到行动的距离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更浓的全民慈善氛围，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不具备全民慈善的能力，也缺少相应的宗教和文化基础。一位受访者，把自己尚未介入慈善的原因，就归结为“慈善能力”的不足。“我还处于创业阶段，企业的良性发展是我最重要的任务。等我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能有一些自由支配的资金，并且花费这些钱不至于影响我企业的运转的时候，我肯定会加入到慈善行动中。”

这位企业主的说法，也许代表了多数还没有行动的企业家的真实想法，正像杜甫的诗中所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毕竟，拥有广厦千万间是前提。

但向崎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很多人缺少不是愿望、也不是从事慈善的条件，而仅仅是付诸行动的动力。

严峻的故事也许能够支持向崎的观点。3年以前，严峻的公司制定了一个建100所希望小学的计划，这个目标需要在2010年以前完成，到目前，已经有38所希望小学建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司成立了一个给专用于希望小学的慈善基金，挂靠在上海慈善总会下。公司每年把利润的10%，大约500万划拨给慈善基金，公司内部有一个2人组成的部门，专门管理慈善基金的使用。在记者采访的近十位企业主中，严峻公司的做法是最规范和制度化的。

严峻告诉记者，这个慈善项目之所以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要归功于公司的一位股东。这位日籍的“海龟”股东，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这位股东倡议建立慈善计划，他的倡议立即得到其他股东的支持，慈善基金项目也很快得到实现。严峻说，他也曾犹豫从事慈善会影响会企业发展，但真正参与以后，他发现慈善项目对企业盈利影响不大，相反，慈善活动对于增强企业员工的荣誉感有很明显的效果。

如果没有这位股东的振臂一呼，严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慈善心愿付诸行动，毕竟，在中国内地，可供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并不多。

而丁升也曾受到过“先行者”的影响。丁升访问台湾的时候，接触了台湾“慈济基金会”。“好多很有身份的人，换了社工的衣服，就去社区里当义工。”台湾人的举动给丁升很大的触动，他说，他准备利用EMBA的同学圈子，联络热心公益的企业界朋友，也建立起自己的慈善组织。

冲动也好，行动也好，这个在慈善领域充当领跑者的群体，已经开始制造内地全民慈善的“气场”。不过，这群追求慈善纯洁性的企业家，选择了躲闪公众的目光，他们能感受到，要让更多的人信任“富人”慈善的善意，还需要时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盖茨

中国现在很多企业搞捐款，都是用于商业上的竞争手段，很多企业家在政府主导的捐款中就会上演“捐款竞赛”，这就是慈善文化不成熟的表现。

撰稿·季天琴

针对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

美国的慈善文化是有一定的传统的，从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再到现在的盖茨，美国民间一直鼓励私募基金的发展。遗产税客观上也诱导富人乐善好施，如果一个政府宁可减少自己的财政税收，而增加社会公益、教育事业及穷人们的获益，本质上就值得嘉许。更何况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大规模的个人捐赠、设立慈善基金会，还是在政府制定相关法律之前。

卡耐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100多年后，美国股神巴菲特也表示：“我从来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这当然跟他们的宗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要向上帝证明自己是合格的选民。其实卡耐基还说过一句话：“富人能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比尔·盖茨以前也被人批评为“强盗式贵族”，关于微软的垄断争议，至今未息。前半生聚财，后半生散财，这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财富态度。不过，他们最终都能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这就是慈善文化的高级阶段。

我在国外看到各式各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他们动员民间资源进行慈善义举，很多都跟个人的经历相关。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买门票参加一个盲人协会举行的筹款晚宴，现场拍卖得来的钱专门帮人治疗眼睛。还有一个美国朋友对中国感兴趣，他捐了150万美元，连名字都不要，就是指定用于本国的学生来中国进行城市研究。这种例子太多了。

跟人家相比，中国就明显处于初级阶段了。比如这次汶川地震，我们如果要捐款的话，可以把钱捐给政府，再由政府拨给灾区。但是假如我们想把捐款直接用于灾区的女童或者女教师，假如一个工程公司想直接援助灾区的校舍建设，能不能找到直接的慈善组织呢？找不到。所以说，中国的民间慈善可以实现一个善意的方向。

中国现在很多企业搞捐款，往往还成为商业上的竞争手段，当他们对政府倡导的捐款表现积极时，也期待政府会投桃报李，给予一定的资源倾斜。在这种文化的鼓励下，很多企业家在政府主导的捐款中就会上演“捐款竞赛”，因为这个能使他们获得公开亮相，博得民众的好感，而且能获得政府的赏识。但是面对绝大多数民间慈善组织和私募基金，他们常常一脸冷漠。这就是慈善文化不成熟的表现。

中国的财富，缺少一种社会性的尺度。中国的富人们想方设法的是如何把所具备的社会资本与财产一起打包交给下一代，但是金钱是有重量的，对待金钱需要一定的智慧和意志力，太多的金钱反而会剥夺探索人生的机会和权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缺乏一种现代慈善精神，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推己及人的路径起点还是自己的亲人，很多富商发达以后也都是回家乡做好事，但是真正的慈善是一种自愿的、非亲利的精神，它要帮助的是陌生人。

这次汶川地震就为中国现代慈善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第一，我们捐款不是被迫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捐款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第二，我们帮助的都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王石这次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外行说了他不熟悉的事情，每个机构、个人应该自愿地表达自己的慈善愿望，社会评价和能力、地位是成正比的，如果一个小学生捐出10块钱，那就无可指摘了。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这种慈善精神延续下去，使慈善行为成为源头活水，而不是一次性表演。我认为我们要改变对慈善家们的态度，要少一点批评，多一点鼓励，很多时候，我们批评人家沽名钓誉，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企盼完全纯洁的利他主义无非是痴人说梦，只要人家钓的是“美名”，给别人一点道德成就感又何妨？-

美国的启示

将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大批出现会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拐点。

撰稿·邵乐韵

比尔·盖茨退休不让人意外，因为他在两年前就宣布过退休日程。

比尔·盖茨要投身慈善也不让人意外，因为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履行慈善职责。

让人意外——特别是让中国人议论纷纷的是，盖茨准备把市值580亿美元的家产统统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也不留给子女。而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打算给孩子们每人留1000万美元的。

中国人是习惯为子孙积财的，盖茨的行为确实伟大，却似乎伟大得让人看不太懂。不过，如果了解一下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背后的文化，也就不难看懂美国富人为何如此热衷慈善，盖茨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什么是美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美国的基金会，在研究美国20世纪为何能走向富强时，进一步发现了现代公益基金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走访，资教授在2003年推出了著作《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改版后名为《财富的归宿》。

资教授发现，除了国家立法之外，公益事业在维护社会效率和公平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事业从20世纪初开始发展，它与传统的慈善事业和西方教会的目标不同，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讲究系统、科学地用钱，追求治本之效。

根据资中筠教授的观察，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拥有物质基础。大型基金会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20世纪初期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突飞猛进，整个社会财富积累迅猛，在这过程里面就出现了各种财团，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等，为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诞生作了铺垫。

其次，美国文化赞赏个人发家奋斗精神，没有为子孙积累财富的观念。对于完全是承继祖上的财产而自己却无所事事的人，社会是不会给予很高尊重的。

再次，当时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和讽刺摆阔炫富的舆论，社会批判力量相当强大。进步主义思潮对于政府的腐败和财力的巧取豪夺不断地揭露，对富豪形成了一种外部压力。再加上美国尊崇平民主义，具有强烈的追求平等的倾向。

另外，由于美国人的先祖辈是欧洲移民，在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的传统。

除了社会和时代背景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基督教传统。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员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圣经》中多次出现这样一句话：“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句话对美国钢铁大王、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耐基的影响甚大，因而在其著作《论财富》中写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之后，比尔·盖茨又成为卡耐基的崇拜者，决心生前就把钱全部捐光。

制度是慈善的保障

资中筠教授指出，美国的税制改革，对公益事业的推广也有着密切关联。

慈善基金产生后，美国政府于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退税政策鼓励捐赠，不是很有钱的人也可以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即使是捐旧衣物也可以要求减税。久而久之慈善观念就深入人心。

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约85%的慈善捐款来自普通民众，每年有30%的慈善捐款直接从工资中划出。2005年，美国人的慈善捐助达到2603亿美元，人均捐款达878美元。

一方面是鼓励，另一方面，政府也在背后监督非营利组织是否在按规定办事，不允许他们出现乘机逃税，或者将善款挪作他用的情况。

当然，美国的这套法律制度也是经过无数次听证会和几十年的修改才趋于完善的。

现在执行的税法基本上完成于1969年，称为税收法的501c3。这款法律专门管非营利组织，包括享受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它定义了什么是非营利组织，什么叫公益组织，然后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最不可以做的就是参与政治活动，即不能用受捐的钱搞竞选、游说等。一般大型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股票实现增值，有专门的人管理这些增值，但是法律规定不能用这些钱来炒股赚钱，而且基金会必须每年用去资产的5%。

资教授在美国考察的时候发现，美国慈善基金的透明度很高。资中筠到纽约的卡耐基基金会访问时，曾询问过他们每年的资产有多少，那里的工作小姐当即就打印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报表。

正是这种透明度保证了基金会的较少腐化。

带给中国的启示

由此可见，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还是有赖于民众的力量和制度的保障。

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是西方慈善立足之本。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中国要达到这个程度，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不过，将传统融入现世，可能是中国式慈善的方向之一。

杨团列举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另一个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慈善事业写进了中央决议，写明“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构成”——这是他去年的观点，换作今年，应该还要算上抗震救灾。

这些例子可以看作是全民慈善意识提升的写照。

曾担任过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曾对这20年的中国慈善事业做过这样一个总结：观念有进退、制度未突破——观念上，进的是全民慈善意识普及，退的是慈善的民间性；对慈善事业的定位开始是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后来就变成社会保障重要的组成部分。慈善的属性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官方化，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

他预言，将来非公募基金会的大批出现会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拐点。

现在对于想在中国登记注册的NGO、NPO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找主管单位，主管单位都是政府或者准政府机构，例如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找了中国卫生部作它的主管单位。杨团对这些NGO、NPO的建议就是“绕道走”，寻找其他途径来合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方法是利用网站，它也是一个组织，备个案就能开展活动；第二个就是基金，因为基金不算正式企业，可以挂靠在各级组织下面。当然，也不排除企业登记和香港登记的方式。

NGO(非营利性组织)信息咨询中心董事长商玉生一直关注着我国NPO组织的发展。他曾经在2003年的《中国青基会通讯》第8期发表了《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

文中认为，从中国基金会基金来源及基金运作的效率看，中国基金会资产规模小、本金少；基金本金保值增值渠道单一、风险大、限制多、效果差。“中国基金会中，以巨资投入设立、利用本金开展工作的资助型基金会不多，而且由于基金增值困难，致使这种基金会工作很难；而以项目筹资的“过路财神”式的基金会相对来说，还都能开展工作。这种基金会多数属于运作型基金会，即自己筹资，自己进行项目运作。这必然造成工作成本高，和有时会发生监管不严等不良现象。而且也存在可持续性问题。

从基金会发展趋势上看，建立必要的本金并逐年增加，对基金会的长期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是必要的，所以，一些过路财神型基金会也在用心扩大本金，至少能作到有一定数量的本金沉积，以便增加使用运作本金的收益开展工作的能力。-

第二次改变世界

摇滚乐队U2的主唱波诺说：“此人不仅将世界改变了一次，现在又将其一生的下一步行动专门用于再次改变世界。”

撰稿·邵乐韵

6月28日凌晨，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刚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记录下之前6小时发生的一切。

美国时间6月27日，确实是值得记录的一天。白天，830名微软公司的成员代表从世界各地前往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微软总部，聆听比尔·盖茨的告别演说；晚上，微软副总裁以上级别的员工和家属约200人会聚一堂，参加比尔·盖茨的告别派对。

这是一个时代的节点——盖茨退休了。他不再担任微软的执行董事长，今后每个星期只需要去公司一天，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从微软执行董事长的位子退下来后，比尔·盖茨不单想着“升级”世界，更思考着如何“拯救”世界。作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目前拥有373亿美元资金——很快又将加入一笔总计市值为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

这样一来，花钱的压力更大了。按照美国的免税政策，基金会每年必须用去资产的5%。盖茨基金会CEO帕蒂·斯通斯弗感叹：“有效使用资金比你想象中难。花钱很容易，但是要花在刀口上很不简单。”

至今为止，盖茨基金会已经在美国本土和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各种项目，累计投资165亿美元，其中去年拨款20亿美元。

基金会发展之路

1994年，比尔·盖茨以父亲威廉姆·H.盖茨之名创办基金会，投入9400万美元，开始了慈善事业，首先关注的是全球健康问题。3年后，盖茨和妻子创建了盖茨图书馆基金会(1999年更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旨在将电脑和网络设备引入美国的公共图书馆。1999年时，夫妻俩为基金会注入的资金是160亿美元。

2000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沟通，两个基金会合并成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盖茨与妻子、父亲均担任基金会的联合主席，慈善行为涉及四大块：全球健康、教育、图书馆和太平洋西北岸发展。

2006年6月26日，股神巴菲特宣布将来会持10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加盟基金会，当时市值310亿美元。而本月3日，盖茨的律师在一份文件中透露，巴菲特已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451250份B级股捐赠给了盖茨的基金会，当天股价为3999美元，捐赠总额达18亿美元。这次捐赠也可看作是巴菲特对两年前承诺的一个呼应。

经过十多年的规划和发展，如今的基金会实际分为两个实体结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负责向受助者提供善款；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信托基金负责管理资金。基金会的资金使用也固定集中在三方面：全球发展、全球健康、美国本土教育系统。

全球发展计划旨在与合作伙伴一起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饥饿，通过资金援助、互联网推广、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这三个途径来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球健康向疾病宣战，一方面，支持生产既有疫苗和药物；另一方面，研发新品种、新疗法和高科技解决方案，且确保救助品发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现在盖茨最关心的项目就是全球艾滋病防治。

美国教育计划则意在帮助那些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顺利进入大学学习并且成功就业，提高社区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更新技术，提高部分地区的贫困孩童、困难家庭的生活水平。

盖茨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清楚无误地概括了基金会的宗旨——秉承着生命平等的价值观，基金会旨在让所有人都过上健康、富足的生活。在不发达国家，重点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让他们摆脱饥饿和贫困。在美国国内，确保所有人——特别是那些资源匮乏的人——在学校和生活中都有成功的机会。

盖茨基金会成立之初，也走过弯路。

基金会实施的第一个项目是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图书馆铺设网络系统。但是好心未必办成好事。基金会自己雇人在11000个图书馆安装了40000台电脑，却没有考虑到长远的维护计划。而且在旁人看来，基金会这么做有点自说自话，甚至有为微软系统打开市场的商业嫌疑。

经过这件事，盖茨基金会吸取的教训是，不再自行开展大型项目，而是用经费支持外来合作伙伴开展独立项目——可扩展的、可持续的、有催化作用的项目。

有人好奇，盖茨退休后，在基金会的职责是什么？“和妻子继续着力改善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平等现象。比尔希望让全世界关注到基金会所关心的问题，建立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帮助制定基金会的发展策略。在基金会中，比尔会与CEO和领导团队共事，确保在三个领域的稳固运作。”在基金会网站的介绍中，“让全世界关注到基金会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不止一次。

当盖茨准备带着580亿美元的身家正式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时，全世界关注程度最高的恐怕也就是这个基金会了。

“创新家”

盖茨把自己形容为“性急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是还不够快，并且对于最需要帮助的人来说生活还没有变好。随着科技、通讯技术的发展，盖茨相信在有生之年是可以帮助世界上的人实现这一点的。他意识到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并且迫切希望运用他成功领导微软的能力来帮助世界上那些饱受艾滋病、疟疾和贫穷痛苦的人们，帮助美国完善教育系统。所以，他开始转移自己的事业重心。

担任微软执行董事长时，盖茨就在慈善方面投入了20%的时间。如今，他要把80%的精力都集中于自己的第二事业。

“创新资本家”，这是比尔盖茨在基金会要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到政府和业界高层中游说，鼓励合作伙伴致力消除全球贫富差距。

“创新资本主义”其实是盖茨在今年全球经济论坛上提出来的，“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扩展市场力量所及的范围，使更多的人在努力减轻世界不平等状况的工作中获得利润或得到赞赏。”盖茨梦想建立一个“以获得利润和得到赞赏等市场激励因素推动这些原则为穷人做更多贡献的体系”。

盖茨对这个理念深信不疑，也有人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说好听点，他真是在做梦；说难听点，这个亿万富翁企图给庞大的剥削体制镀上一层伪善的道德金箔。

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盖茨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创新资本主义”。盖茨基金会支持合作伙伴实施的最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2000年启动的全球健康项目，也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

当初盖茨父亲构想出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计划”旨在为贫穷国家提供疫苗，如今已经取得成效：儿童病发率显著降低，欧洲许多国家政府也开始拨款相助，使得全球最贫困国家的千百万名儿童得到了疫苗注射。专家估计，至少有300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在盖茨看来，有许多方法可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方法比关注生命健康更行之有效，而且可能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比疫苗更便宜、更简单了。

目前，盖茨基金会的一半资金都用于全球健康项目，投入疫苗研发——对抗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同时为贫穷国家提供现有疫苗。

盖茨觉得，或许是市场因素造成制药公司并没有投入足够的钱来生产疫苗，所以他打算近期追加药物生产的资金。

不久前，盖茨基金会支持的一项疫苗研发得出了新型品种，可以对抗不发达国家儿童所面临的杀手疾病——轮状病毒，髓膜炎和其他一系列致命的并发症。

遗憾的是，当地的交通发展跟不上实验室里的科技进步，新型疫苗无法送到需要的人手中。盖茨基金会太注重研究和探索，以为政府和其他组织会解决交通问题，结果恰恰是交通拖了后腿。

有人评价，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问题上确实很卖力，但是它太专注于自己领域的进步，以至于外界跟不上它的脚步了。

“让所有人过上健康、富足的生活”——也许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听上去过于高远，但是它实现目标的方式很有特点——投资“治本”方案，研发疫苗就是很好的例证。打个比方说，基金会正播撒下成千上万颗科技种子，用爱心和资金灌溉它们成长，直到它们能独立生存，而不是把钱浪费在暂时的园艺修理上。而且，基金会并不指望培养出一棵巨型神奇树一下解决掉所有问题，倒是更倾向把千万颗小种子培育成一片神奇树林。就像一家药厂不会只生产一种药，而是要多管齐下。

《时代》周刊说，2005年盖茨花钱比任何人都多、都快。但是盖茨始终坚持，现在的投入要同在微软黄金期的投入一样，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在刀口上。

摇滚乐队U2的主唱、社会活动家波诺如此评价这位全职慈善家朋友：“此人不仅将世界改变了一次，现在又将其一生的下一步行动专门用于再次改变世界，我认为这真是一种非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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