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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功出细活:诺奖不能急功,只能慢养

来源:中国科学报

日本科学家本庶佑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此,新世纪以来已有18位获奖时为日本国籍的日本人获诺奖。算下来,离2001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大半。

如果从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来看,我国肯定不弱。参与科研的人员数量也不在少数,毕竟我国人口基数摆在那儿。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就培养机制和择题谈些个人的体会。

之前曾经写过5篇关于教育的文章,总结起来,无非是想说,教育跑得有点太快了。家长着急、老师着急、学生着急。我们都知道,慢功出细活。可是,什么时候能让你慢呢?

从小学择校开始,幼升小的压力就开始推着大家往前跑了,不然如何能让小朋友进得了好的小学?之后是中考、高考。家长们分享的经验简单来说,就是提前学,恨不得初二就把高中的知识点全学完,这样才能轻松应对能帮助自招加分的各种杯赛。这其中的道理跟打游戏一样,你练到17级后,想去打个10级的怪兽,那还不是随便秒杀!

为什么呢?虽然国内的大学不少,但名校屈指可数,能在QS、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进前100的就更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挤进去,就只能跑了。这是中小学的现实。

进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似乎能喘口气。可是,还得跟着导师继续跑,因为科研评估体系决定了。人工智能方向倒不需要导师使劲推才肯跑了,原因是市场决定了,好论文的数量对年薪的影响那可是线性增长的。

日本有没有补习班呢?有。东方人的基因似乎决定了,大家都喜欢上课后补习班。但像我国这样泛补习班、泛提前学的情况应该没有。

但“慢”同样是日本的特色之一。

我曾去过日本京都的银阁寺,对寺库里清洁工用镊子捡树丛中的垃圾、用毛笔大小的刷子清理下水井边上的灰尘印象深刻。这种极致的慢,也许是造就京都出奇干净的原因之一。

日本的诺奖获得者中也有类似的情况。2002年获奖的田中耕一毕业后在岛津制作所工作,被迫从本科时的电气工程专业转到化学,默默地做着底层研究员。因为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的结果,发明了“软激光脱着法”,让使用质谱分析法分析生物大分子成为可能。而他的成果是两年后的1987年,当时28岁的他才第一次在分子质量测定的会议口头报告了发现,第二年才在欧洲一本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成为诺奖种子的关键性学术论文,这也是一种极致的慢。

为什么能慢呢?因为急不来。如果我们还在发展中,那么首先还是要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从某种意义来看,科研的水平与平均生活水平是等价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以财富的多寡来评价人生价值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愿意慢下来、投身做些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创新。

我在复旦大学15年有余,对复旦的校训深有体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比起校训,更常用来描述复旦的一句是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关于自由而无用,似乎有多种诠释。2010年初,新闻系校友李泓冰认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

而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复旦造就的“自由而无用”是指可以自由地选择科研方向,可以做些目前无用的研究方向。这两点对于创新都很重要。

因为可以自由选择科研方向,所以作的研究才容易产生脑洞大开的奇思怪想。而无用的意义在于前瞻性。

对于学校而言,有很多研究成果是有条件完成产学研转换的。而以科研为主的老师并不见得能有多少时间和能力来实现转换。虽然思路有了,核心技术也有了,但产业化的路上需要做更多的技术活,需要作更精细的调参,一如现在人工智能正火的深度学习。但这些活,并不见得能在科研创新上产生更大的价值,却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许,我们鼓励一些不擅长这些活的科研人员做些具有前瞻性的、无用的研究方向会更好。

大的创新往往需要达摩面壁十年的那份坚持,才能有那种可能率先被提出、可以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原创性成果。

而人的时间与空间往往又是一个平衡体。有首歌是这么唱的:“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如果现有的科研评估体系能够让科学工作者慢下来,科研人员不用过多地参加各种会议、忙于申请可提供科研保障的项目、发表太多短平快的“高质量”论文,也许诺奖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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