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事件难以计数。图片来源：pixabay
撰文 | 李晓慧
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项大产业，在过去十年间，全球出现了博士数量爆炸式增长的现象，与此同时，学术不端案例也较1975年增长超过十倍，为了获得学位、得到晋升、拿到资助或者获得声誉，很多研究人员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造假的勾当，其中不乏涉及顶级科学家、顶级学府以及顶级科学期刊的案例。
最近，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Nature中刊文表示，需要撤回9年前发表在Nature中的一篇论文。此前的调查表明，9年前该文章的第一作者、剑桥大学的博士后Abderrahmane Kaidi制造了虚假的数据，并向其合作者谎称他完成了应有的实验。2018年这一事件被曝光后，剑桥大学发起了调查，调查结果称该项造假案例的责任应由Kaidi一人承担。目前， Kaidi因学术不端已经从其任职的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辞职。
Abderrahmane Kaidi
数据造假，欺凌同事
Kaidi被调查的起因是其实验室中其他同事对他的投诉，据被公开的内部邮件，调查小组在与Kaidi实验室中3名成员进行访谈时，有2人当场泪流满面，其中一人由于没有研究资金而无法购买实验材料，她不得不向其合作方撒谎隐瞒这一实情，同时也在担心错误的数据被发表。另外一人表示，她夜不能寐，感觉自己处于崩溃的边缘。还有一位博士生在访谈时表示，因为她在实验室中遭受的一切，未来她不打算继续科学研究。
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声明中提到，当Kaidi处于被调查状态时，他已提出辞职，调查涉及他在实验室中对待其它成员的不当行为。
什么样的遭遇会让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承受着如此大的压力？实验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提到的一件事情，令调查人员也觉得事态严重：当这名实验室成员在熬夜做实验的时候， Kaidi因为冷冻细胞的事情冲她大喊大叫，并将细胞取出毁了她的实验，之后更是站在实验室门口堵住了她的出路，从凌晨3点开始之后的5个小时，她都无法离开实验室。
在调查Kaidi欺凌同事事件的同时，一项针对其学术造假的调查也在进行，2018年9月，布里斯托大学的声明中称： Kaidi博士已经承认其编造了研究数据，并向其它研究机构的合作者谎称已经完成了实验。声明中同时表示， Kaidi博士对他的造假行为负有全部责任，并不涉及其研究小组的其它研究成员。
布里斯托大学官网仍保留了Kaidi的个人简介界面
Kaidi在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在被调查范围，剑桥大学表示，虽然针对Kaidi博士后期间所作研究的调查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足以通知Science初步调查结果，2018年9月10日，Science发布文章提醒读者，2010年Kaidi与其它三名作者共同撰写的有关DNA修复的文章正在接受剑桥大学的初步调查。2019年4月12日，Science正式刊文撤回了这篇文章，据查询，这篇文章在近9年内已经被引用153次。
高额赔偿、坐牢：学术造假的最严惩罚
除了主动或者被动辞职之外，目前还不知道Kaidi是否还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过，根据此前的经验，学术造假有时需要责任人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人甚至为此坐牢，有的研究机构也因此付出了高额的罚款。就在最近，美国杜克大学就因为其科研人员的学术造假行为而付出了1.125亿美金。
2019年3月26日，杜克大学宣布，因为该校前雇员造假骗取政府科研资金，向政府赔偿1.125亿美金，这成为史上最大一笔因学术造假而承担的罚款。曾在杜克大学工作的研究人员Erin Potts-Kant，从2006年开始，在其参与的实验和项目中篡改数据，凭借这些造假的研究，帮助杜克大学拿到联邦政府的资助。根据杜克大学的调查，Erin Potts-Kant有15篇论文需要撤稿。一般情况下，谁造假谁负责，那么为什么杜克大学要承担如此庞大的赔偿款项呢？原来，杜克大学对Erin Potts-Kant的造假行为并非一无所知，在法庭上的大量证据面前，杜克大学承认，在Erin Potts-Kant造假丑闻爆发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这一案件的举报者Joseph Thomas也因此获得了高达3375万美元的举报奖励。
杜克大学
在此之前，还有不只一位研究人员因为研究造假而遭遇牢狱之灾，比如美国的一位助理教授Dong-Pyou Han，他将人体免疫球蛋白G注入兔子血清以伪造实验数据，2014年6月，他因伪造研究数据、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政府资助等被起诉，最终获刑57月，罚款720万美元。在韩国，被誉为“韩国克隆之父”的前首尔大学兽医系首席教授黄禹锡，因伪造多项研究成果以及洗钱，在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18个月。
为何学术造假屡禁不止？
各个国家的学术造假屡见不鲜，因揭露学术不端闻名的“撤稿观察”网站共同创始人伊万·奥兰斯基称，据其网站统计，全球论文撤稿量已从2000年前的每年不足40篇，上升到2018年的约1400篇，其中约60%与学术不端有关。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有关论文撤回的研究报告，其中指出，因学术造假或涉嫌学术造假而撤回的论文所占比例相当于1975年的10倍。
作者认为，由于大部分科学研究都由公共资助支持，因此学术造假行为给科学家、科学研究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就为什么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观点：科学界的激励机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让科学家们不惜代价也要获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科学界，有一种赢者通吃的情况，在稀缺的研究资金中，工作、奖金、奖项、资助会大量地给予做出过巨大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
2018年，发表在Nature中的文章也指出出版压力与学术不端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作者认为，在晋升、奖项评选以及研究经费资助方面过于依赖科学家的出版指标，比如论文发表的数量、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被引用次数等。该篇文章作者、澳大利亚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教授Simon Gandevia认为，科学家在学术界要想生存下去，发布新结果变得很重要，而这个结果是否正确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现在，生产新的研究结果是职业科学家生存的必需。”作者在文章中写道。“而且，目前来看，依靠科研机构的自我监管，来处理潜在的学术不端案例，注定会失败。”
Simon Gandevia认为，我们不应再忍受针对学术不端、耗费数年的秘密调查，毕竟科学研究是由整个社会来买单，因此，学术不端和造假应该从一开始就接受外部的独立调查，“我们应该通过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更公开的调查，向‘开放’的科学进行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