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本周，全世界的目光或许都集中在中国，关注贺建奎和他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到底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不够，还是这样的技术应用到人体有悖伦理？为此，本报编辑部选编了部分科学网博主的观点，以飨读者。
技术尚未成熟，伦理难以辩护
要全面认识“基因编辑婴儿试验”引发的问题，还需要了解以下的情况。
首先，CCR-5 delta 32突变对HIV的保护作用。
通过流行病学研究，科学家们发现，CCR-5 delta 32突变可以对HIV-1起到保护作用。
德国医生Gero Hütter于2007年，在柏林为一名患有白血病的HIV-1感染者Timothy Ray Brown做了骨髓移植术。
感染者Timothy拥有杂合CCR-5 delta 32突变，而骨髓捐献样本，是Hütter团队从60个样本中筛选出来的，具有纯合子的CCR-5 delta 32突变。
术后，Timothy体内的HIV-1消失。不过，2008年，因白血病复发，Timothy再次接受了来自同一捐献者的骨髓移植术。
此后，Timothy体内一直未检测到任何HIV-1，从而被称作“柏林病人”，为HIV/AIDS研究领域所熟知。
而贺建奎的临床试验正是基于这一点判断，所以才选择了CCR-5作为突破口。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即便纯合子的CCR-5 delta 32突变，也会感染HIV。
并且，由于纯合型的CCR-5 delta 32突变人群极少，所以，科学界至今也不能全面评估其保护效果。
其次，CRISPR/Cas9基因定点编辑技术的安全性。
利用细菌的CRISPR/Cas系统识别外源DNA并将之切断的特性，张锋等人开发出CRISPR/Cas9基因定点编辑技术。
从理论上说，该技术可以识别活细胞中的任何基因组区域，并改变DNA遗传信息。
不过，目前该技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突出问题就是脱靶。因此，科学界也在继续对此技术进行优化。
第三，贺建奎团队的基因编辑技术积累与临床试验情况。
在贺建奎的商业版图中，基因检测和肿瘤筛查是主要内容，包括研制基因测序仪和蛋白质测序仪。贺本人是基因测序公司“瀚海基因”和肿瘤早期筛查公司“因合生物”的董事长。
瀚海基因开发了三代测序仪Genecare，基于全内反射光学技术，可检测单个DNA信号。公司于今年4月获得2.18亿元融资，用于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生产线的建设。
另外，公司在开发单分子基因测序仪的基础上，开发了荧光标记蛋白芯片，用于蛋白质大规模测序。
无疑，贺建奎在测序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在基因编辑领域呢？
他的课题组显示，2016年6月招聘博士后，进行CRISPR基因编辑、人类基因治疗项目研究。其基因编辑的研究，远较其测序研究迟得多。
贺建奎发表于2017年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尚待解决》。
当年5月，他的团队就与公益组织“白桦林”接洽，进行基因编辑婴儿临床试验人员入组，显然是过于仓促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贺建奎说，在双胞胎成功被植入之前，还尝试过6次，使用了11个胚胎。他改动了7对夫妇孩子的胚胎，到目前为止有一对夫妇怀孕并生下婴儿。
虽然贺建奎表示，两个婴儿已经进行了全基因组检测，结果表明试验是成功的。不过，双胞胎中只有一人基因编辑完全成功，另一人的基因，只有一条DNA链改动成功，即成为杂合型CCR-5 delta 32突变。这一结果，显然让临床试验效果打了折扣。
第四，目前的基因治疗临床应用情况。
2017年12月，美国FDA批准上市的Spark Therapeutics的基因治疗产品Luxturna（voretigene neparvovec-rzyl），被业界称为开启“基因治疗”时代。
但Luxturna名称应该叫作重组人RPE65腺病毒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患有特定遗传性眼疾的成人患者和儿童。
Luxturna用AAV运输的基因疗法，将健康的RPE65基因注射入患者体内，让患者生成正常功能的蛋白，矫正基因缺陷引起的视网膜病变（IRD），来改善视力。
这一产品，与我国很早前批准的今又生（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是同类产品。只不过前者治疗遗传性疾病有极强的针对性，而后者宣称广谱治疗肿瘤。
目前，已经批准的基因治疗产品都是属于针对成人、儿童患者的，与针对胚胎的基因编辑完全不同。
对这些基因治疗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方案，相比对干细胞治疗的安全性评估方案还要成熟。而干细胞治疗乱象在我国屡禁不止，现在还有许多医院赶潮流，开展CAR-T细胞疗法谋利。
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医学伦理监管不够严格。
总之，虽然我国禁止克隆人类，没有明确禁止基因编辑。但把基因编辑仓促用于胚胎并诞下婴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科学家们也普遍认识到，对于某些遗传性疾病，要么通过胚胎筛选剔除，要么就只能通过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治疗。
但是，这其中的技术风险必须要经过反复预试验探索，而涉及的伦理问题，更需要整个社会慎重讨论。
（彭雷 http://blog.sciencenet.cn/u/自我源于思考）
将引发人类基因库被人为改变
虽然本人对包括转基因和基因编辑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都持赞同态度，但还是对直接应用基因编辑技术擅自篡改人类种质的行为感到非常惊讶。
如此重大的试验，却仅仅只是如此轻率地通过了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是不是太草率了？！
同已批准的用于人类自身非常严重的先天性遗传病的治疗不同的是：本例改变的是人类种质基因组，而已批准的治疗手段只是改变人类体质基因组。
体质与种质的根本不同在于，通俗地说，体质部分只是一个个体的“肉身”部分，它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不会对人类自身的基因库产生影响。
而种质是这个个体的生殖细胞部分，其中的遗传物质是能通过生殖行为而传递给后代的。
之所以说“对体质基因组的改变”与“对种质基因组的改变”之间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上的差异，是因为对种质基因组的人为改变，会随着被改变个体的长大和成熟，通过与其他人的婚配，甚至非婚性行为而有可能将这种“人为改变的基因”扩散到人类基因库中，从而对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产生影响，所以对种质基因组的改变就“决不仅仅是个体的私事”，而是有可能直接导致整个人类基因库的人为改变。
而将来一旦证明这种对种质基因组的人为改变还不够完美，甚至是有害的，不仅对被改变的个体而言是严重的人道灾难，甚至可能危害整个人类基因库。
虽说现阶段的基因编辑技术的确取得了长足进步，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有了极大提升，但学术界和伦理界还是普遍认为，该技术还并未达到可以直接用于人类自身种质基因组的改造。
目前法律法规、伦理道德规范，也都远没有对这种有可能影响整个人类基因库的“变种行为”的重大决策和行为本身达成一致共识。
那么，我们可以冒着有可能破坏整个人类共有的基因库的风险去尝试吗？
我看未必！在目前，这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无异于让无知的婴儿玩弄上了膛的枪！
（葛台明 http://blog.sciencenet.cn/u/QQDNA3）
不是科学突破，而是“学术怪胎”
基因编辑是科学前沿领域之一，通过人工基因编辑对特定DNA片段的敲除、加入等，让物种按照人类的意志转变，突破了基因由自然选择向人工选择的转变，是基因选择遗传上的革命。
但稍不留神就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基因编辑并非没有边界，人体胚胎就是基因编辑的大忌，触碰不得。
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基因编辑峰会曾达成一项共识，即鼓励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和在体细胞层面上的临床应用，但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需考虑技术、社会以及伦理问题，属于限制级研究。
这成为相关科学家共同遵守的学术伦理和规范。
贺建奎团队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他个人，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中国科学界，让中国科学家蒙羞。
科学家的兴趣是探索未知世界，创新既是社会对科学家的要求，也是科学家的自我激励，只有获得创新性成果的科学家，才会受到人们更大的、永久的尊敬和尊重，在科学史上才占有一席之地，才是真正的人类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一定是遵守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的。
如果不遵守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甚至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去从事研究，这样的研究不是在科学探索，而是在与科学界为敌，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邪恶的研究”，必将成为科学研究的异类，其研究成果也只能是“学术怪胎”，得不到科学界的认同，相反会受到科学界的强烈反对，成为反面教材。
最终突破底线的研究者会成为“孤家寡人”，身败名裂。
科学家最宝贵的是诚信，诚信是建立在遵守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基础之上的，如果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基础不存在，诚信的大厦随即坍塌。
基因编辑婴儿是严重违背学术伦理规范的行为，其结果就是 “学术怪胎”，受到众人谴责是必然的，凡是有正义的科学家都不会置之不理，都会发出怒吼，这也是科学家们的共识。
（姜文来 http://blog.sciencenet.cn/u/姜文来）
人为控制进化就是灾难
贺建奎有这样一段话：“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数十亿年来，生命在不断进化。但近几百年来，工业化彻底改变了环境，向人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可以用强大的工具来控制进化，通过纠正疾病基因……我们人类可以更好地生活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科学家能控制人类的进化吗？这样的“科学”值得一做吗？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核心是自然对生物的选择，生物对环境适应才能生存，其结果是生物随时间的流逝会不断发生变异，不同的生态环境对生物进行选择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物群落，也包括了我们人类。
生物演化的结果不是产生了更高级的生命，只是更适应环境的生命而已，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人类相对自然是非常渺小的，我们现在正在通过改变所处的环境，使得它有利于我们生存。
但自然会选择我们作为地球的未来主宰吗？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将人类进化到所谓的更高等呢？
人的基因组极其复杂，有30亿个碱基对，每个碱基有四种可能，简单地排列组合，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宇宙数量级的数字。
以我们的所知所想，要对抗自然的选择，叫“控制进化”，可能吗？
那么这样的“科学”会带来什么呢？灾难，灾难，还是灾难！
生命的演化是中性的，这是现代分子遗传学一再证明的。简单说就是变异没有方向性。但是自然的选择是严酷的，大多数的变异都是有害的，只有极少数的变异是具有正选择效应的，也就是促进生存率。
现代科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事先判断什么样的变异有确定是正选择的，一个突变可能产生一个霍金一样的天才，也可能造就他困扰一生的疾病。
从这一点说，科学很多时候是“马后炮”，是历史经验的积累。
“控制进化”的优化很可能是非常短视的。一个尚未成熟的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是，增加了更多的不可知变异。而由于大多数变异的有害性，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许多不可知的风险。
也许优化后的人种真的可以有更“优秀”的基因，比如更高的智商，更强的繁殖力，更长的寿命等，而在制造“智人”的过程中，一将成名万骨枯，歧视、奴役甚至杀戮，人类恐怕要回到野蛮的蛮荒时代了，会是进化到高级吗？
我们要优化一部分人的后代，公众会答应吗？没有了他们的支持，生物医学将如何向前？
自从医学对人体的深入了解之初，就有人幻想着起死回生或重造生命。
从科幻小说的鼻祖《弗兰克斯坦》到最近大刘的《魔鬼积木》，小说家们丰富的想象给了未来无数种可能，但人类的未来只有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是否打开掌握在你我这辈的手中。
（卢宏超 http://blog.sciencenet.cn/u/Hadron74）
把科技伦理推向失控边缘
我在科技界工作30多年的经历，从来没有像“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科技事件让社会这么关注、这么忧虑。
那么，该怎样对待这一事件？
就是像很多人期望的对贺建奎团队及相关的医院和有关单位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吗？中央和地方政府新出台几个文件严格限制相关科研和实际应用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认为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整个人类层面都需要认真面对的科技伦理问题。
首先，现在的科学已经非常强大，强大到不止一两个科学和技术会挑战人的伦理。
因此，科技伦理问题不是“基因编辑婴儿”这样一个孤立事件，已经有来自不同领域非常多的挑战人类伦理的科技出现。
然而，虽然有很多科学家、科学组织呼吁关注科学技术伦理问题，这么多年来，不仅在中国，世界其他国家对科技伦理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现在很多的科技伦理问题，快要达到了失控的边缘。如贺建奎所说，他不做一定会有其他人来做。不在中国也会在其他国家出现。
从贺建奎团队所发布的一些声明，以及他本人在社交媒体发的视频看，他用的是“治病救人”这样崇高的理由来进行这项基因编辑工作。
《自然》报道今年7月，在英国对319名受访者以及在中国对4196名受访者做的社会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支持开展人体基因编辑用于治疗疾病。
“基因编辑婴儿”如果没有风险，是不是就可以做？
对科技进展带来的问题不重视，可能会使科技发展走错方向，更可能让这些科技落入反人类的人和群体中，那样，人类的灾难就来了。
第三，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事件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类是否能够理性地对待科技发展？
不仅仅把科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视为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手段，而应该把对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认识上升到足够的高度；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人类发明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灾难，而不是就事论事。
科技伦理问题与全社会、全人类、全世界密切相关，科技伦理需要来自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研究应对，要在国家层面成立一个由政府高级官员、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企业家组成常设的科技发展安全与伦理委员会。
那种认为只有科学家才能够讨论科技问题的观点是肤浅的。
这个委员会要长期针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安全、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理清现代科技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伦理影响，给出我们应采取的应对策略、行动方案，国家可以在此基础上，经过立法、行政措施，予以实施。
另外，要在联合国层面，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安全、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比如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有贺建奎的美国导师的身影。
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的。人类必须共同努力，才能把科技这个人类的共同发明创造的成果掌握在手中。
科技发展最后要把人带到哪里？希望此次事件能让人类警醒，开展确实有效的行动，管控住人类创造的科学和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