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5日11时30分（北京时间17时30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美国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聪大村共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提名理由
屠呦呦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她的发现，在抗疟疾新药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这一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今年获得医学科学领域重要的大奖——拉斯克奖。
简介：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药学家。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带领课题组人员发现和研制了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研究奖。
言论：“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屠呦呦是谁？
文/苌清
2011年9月23日，纽约。本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表获奖感言，“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屠呦呦最初的发现，让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为此奖励她25万美元的奖金。
沉默
作为一个有66年历史的科学大奖，拉斯克奖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名声。然而，“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这个说法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不难理解，在拉斯克奖颁奖之后，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很快就广为人知，人们都对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充满期待。再后来，她又被形容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屠呦呦对自己的突然出名似乎做好了准备，她对公众随之而来的强烈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在纽约领奖之后，她一直坚持对媒体一言不发，唯一的一次露面，是11月15日在她所在单位举办的“2011年科技工作大会”上。这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会议，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表彰屠呦呦。会上授予她“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奖励给她所领导的青蒿素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腔调”，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和在北京的表彰大会上，她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对于屠呦呦的“低调”，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
对屠呦呦而言，迟来的拉斯克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另一个意义也许更重要——为她坚守了几十年的沉默做一个注脚。即使如此，在获奖之后，屠呦呦仍然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应一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有的一次与她的电话交谈中，屠呦呦并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她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却与战争有关。
攻关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争议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简历：
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8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学习；
1950年，进入宁波中学就读高三；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
1955年，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1979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5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个人荣誉：
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9年，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1984年，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被中华医学会等评为“建国35年以来20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之一；
1987年，被世界文化理事会授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
1992年，双氢青蒿素被国家科委等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1997年，双氢青蒿素被卫生部评为“新中国十大卫生成就”；
2009年，获第三届（2009年度）中国中医科学院唐氏中药发展奖；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2015年10月，诺贝尔医学奖。
相关报道：
研究员屠呦呦：召唤科学精神
（来源：南风窗）
屠呦呦研究员的事迹，已如人们所知。40年前，在抗疟疾药物的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研究中，她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促使人们通过现代分子技术从传统中药材中提取到青蒿素—一种人类医药史上全新的、起效最快的抗疟药。这项成果已在全球医学界临床运用，每一年，要挽救数以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这一成就在今年才为举世所瞩目。
“在抗疟疾药物研究的最关键时刻，是中医古代文献给我以灵感和启示。”屠呦呦说，“青蒿素的发现，是现代科学与传统医药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传统医学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我坚信传统医药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或有观点说，这不过是一名医学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取得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但很显然，有些人所致力于的本职工作，是能够改变历史的，当然前提是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无疑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
这个时代向后来者们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没有一项医学成果可以一劳永逸，疟原虫的耐药性问题已经出现，很多疑难恶性疾病依然让人束手无策，犹待他们去奋勇攻克。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如此评价屠呦呦等人：要想做出真正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工作，需要切切实实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过于重视短期论文的发表或过于强调短期的应用而轻视基础研究，都是不行的。
值得正视的是，当前中国科学家面临一种普遍的创造力匮乏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至今连续7年出现空缺，说明我们社会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明显在衰退。表现在生物医药界更是如此。30年来，中国医药研制主要围绕着仿制的目标展开，重点引进国外专利过期药品，97%以上的国产药为仿制药，创新药的市场份额不足30%。这导致一些问题积重难返，其一，科学家个体的价值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掘，反而逐日退化；其二，整个科技界的原创能力、动力枯竭与丧失；其三，中国科技界自身的现代科学文化系统无法建立，还有可能滑向一种自我不认同的反面。
这其中当然存在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但人的因素也是不容忽略的。 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勤勉尽责、一丝不苟等科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当作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一代又一代沿袭下来。科技工作者不安于本位醉心名利偷懒讨巧的风气，在科技界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屠呦呦等人取得的成就，对此理应产生触动。在他们那一代科学家所处的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年代里，尚且可以取得如此骄人的突破，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人力物力财力都已充分具备的阶段（“十二五”期间，国家会拿出100多亿元来支持重大新药创制，平均每个新药将获得500万~1000万元的项目资金），却不能取得更深入的进展。无疑地，在今天这已经变成一个需要集体反思的现象：要求医学工作者纯粹站在“治病救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投身科研事业，是否很困难？
我们希望屠呦呦的召唤会有用，“我呼吁生命科学工作者，不要忘记中医药这一宝库，深入发掘和研究，使中医药更好地造福人类健康。我希望生命科学同行们继续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创新，团结协作，淡泊名利，为我国医学科技的进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