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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尔:我们能改变世界
本文由《LADY》授权转载
文/杜峥 图片提供/根与芽北京办公室
珍妮·古道尔，英国动物学家、联合国和平信使、公益组织“根与芽”创始人，被尊称为“奔走的特蕾莎修女”。26岁时，为了观察并研究黑猩猩，她奔赴非洲原始森林，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当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不能阻止黑猩猩种群减少的严重问题时，她毅然决然走出密林，开始为营造更好的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条件而奔走。她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尊重和爱护所有的生物，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地球，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空间。
“惟有理解，才能关心；惟有关心，才能帮助；惟有帮助，才能都被拯救。”(Only if we can understand, Can we care; Only if we care,Will we help; Only if we help, Shall all be saved。)
珍妮·古道尔的这句名言，频繁被环保主义者引用。然而，这世上像她一样为保护濒危物种而汲汲奔走甚至奋斗终生的人，却寥寥无几。
年幼时，在善良的母亲影响下，她就开始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动物。她刚满周岁时，伦敦动物园首次降生了一只小猩猩，母亲给她买了一个蓬松玩具黑猩猩，取名“朱比里”，以示庆祝。有一次，花园里的几只蚯蚓被她捡到床上，和她一起睡觉。母亲并没有斥责她的古怪与疯狂，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小动物放回它们自己的家。等她又长大了一些，母亲买来《泰山》(Tarzan)和《怪医杜利德》(Dr. Dolittle)这些书给她读，让她更加热爱大自然，也知道了原来人与动物可以平等交流。她家养了条狗叫Rusty，是她的玩伴，“第一个教会我动物也有人格和喜怒哀乐”，珍妮·古道尔说。平素，她喜欢在外婆家伯恩茅斯的乡间游走，观察筑巢的小鸟、把卵囊背着走的蜘蛛、在树木间追逐嬉戏的松鼠，就这样，安静而充实地度过了风华少年时代。
由于家境清贫，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珍妮·古道尔高中毕业即走向社会，到伦敦接受秘书培训。这段经历，使她拥有了处理繁杂事务的耐心与能力，也为后来她成为路易斯·利基的秘书打下了基础。那是1957年，这个没有学术背景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姑娘，凭借一腔热忱只身来到肯尼亚，找到国家博物馆馆长、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只是想和他谈一谈动物”。利基非常欣赏她，延请她担任秘书，协助自己研究自然与生物。
1960年，珍妮·古道尔在利基的支持下来到坦噶尼喀湖畔的冈比河自然保护区开展黑猩猩研究。刚开始时，工作异常艰难。“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害羞的动物，每次见到我都会迅速闪开。它们会瞥一眼我这个来到它们地盘的‘白猿’然后消失踪迹。”她说，“我总是垂头丧气地回到营地，担心经费用完，更害怕会令利基失望。但是每次我还是带着决心重新回去。”
为求得黑猩猩们的认同，珍妮力求保持和它们一致的生活习性：她在林中露宿；吃黑猩猩吃的果子；甚至像黑猩猩一样爬树，在林间行动。整整15个月过去了，黑猩猩们终于对她习以为常。她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母猩猩，模仿黑猩猩的叫声和动作，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靠近猩群，并最终赢得了它们的信任。
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珍妮·古道尔取得了许多惊人的发现。例如，她发现黑猩猩能够选择和加工工具，用来从蚁巢中捕捉蚂蚁，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她还发现，黑猩猩能够表达与人类比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愤怒、伤心及恐惧。1965年，因为对黑猩猩的出色研究，她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伴随着漫长的研究生涯的，还有漫长的孤独生活。在她刚刚踏入丛林的时候，母亲亲自前往，陪她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几年后，她与为她拍摄影片的摄影师结婚，但婚姻仅仅维持了8年，因为身为摄影师的丈夫需要到处奔走，而她却不能放弃研究。
珍妮·古道尔为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她的研究成果，还有她对动物保护和环保事业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1986年，芝加哥科学院举办了“了解猩猩”研讨会。当珍妮·古道尔乘坐飞机经过冈比国家公园上空时，她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自己熟悉的冈比国家公园依旧郁郁葱葱，但公园周围黄沙飞舞，所有的树都被伐光。“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还是一直待在冈比研究黑猩猩，非但不能保护它们，反而会让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她说，“我可以为拯救森林和黑猩猩牺牲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胜任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的努力都毫无用处。”
1991年，珍妮·古道尔启动了“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和社区成员投入到关心环境、关爱动物和关怀社区的行动中来。目前，“根与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的面向青少年的环境教育项目之一。
许多青少年问她，该如何去保护动物，该如何改变世界？她回答：“去做吧，做出改变，改变自己，影响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都能一起努力，将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点。这就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想想看，即使你只是做出微乎其微的改变，又怎么能停下来呢？”
动物与人同等重要
LADY：能否介绍一两只您为之命名的、与您关系亲近的黑猩猩？
珍妮·古道尔：所有我遇到过的黑猩猩都是我非常珍爱的。如果非要让我选择一个，我想我会选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它是我刚到坦桑尼亚时候遇到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新手，所有的黑猩猩都会在我靠近它们时跑掉。它是最初那几只让我意识到它们会制造、使用工具且吃肉的黑猩猩之一，那是当时我在科学界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些特点是之前被认为只有人类所拥有的。
LADY：通过观察黑猩猩之间的交流方式，您觉得它们的交流方式对于人类来说是否有启发呢？
珍妮·古道尔：通过对黑猩猩的研习，我发现它们与人类并无特别大的差异。跟人类一样，黑猩猩有非常独特的品行和习性，它们通过声音来沟通，除此还有非语言类交际方式，例如手势示吻，握手及相互拥抱等。它们之间合作非常高效，在捕猎中同样适用。它们能够表达与人类比较相近的情感，例如幽默、愤怒、伤心及恐惧。这些交流上的相似性能够进一步挖掘我们的相互关联性。不仅是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相似性，还有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承认人类并非是唯一物种可以表达自己情感，是一种谦逊的态度。
LADY：为了研究黑猩猩，您在非洲度过了38年的野外生涯，失去了很多常人本该有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您后悔吗？
珍妮·古道尔：我承认那时(身处非洲)的确错过了很多事情。但是能够实现去非洲的梦想，能够沉浸于对黑猩猩生活的研究，这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我得到了我母亲的支持，利基博士的帮助，以及很多人的鼓励。我学到了关于黑猩猩的知识，关于人类及我们身处环境的认识。
“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动物做食物”
LADY：作为一名动物保护主义者，您对于“素食主义”怎么看？
珍妮·古道尔：作为一个素食主义同胞，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且对人的健康有益。当我在写《希望的收获》(Harvest for Hope)一书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肉对人身体的作用，比起肉食来，人的身体更适应素食。同样在我们的社会里，肉类加工工业是当今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动物生存所食用的激素和抗生素大大地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因为我长年在外旅行， 吃纯素对我来说比较艰难，但是自从吃素之后我感到精力更充沛。
LADY：假如您身在野外，处于极端饥饿的状态，身边只有一只死去的黑猩猩，您会选择吃掉它吗？
珍妮·古道尔：我知道也希望这个场景不会发生。在野外可以找到许多可食用的植物、果实。在研究黑猩猩的时候，我注意到它们寻找食物、处理坚果、使用工具钓蚂蚁的许多方法。只要当时的环境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利用死去的动物做食物。
LADY：不知您是否知道，每年夏天，中国广西玉林市会有个“狗肉节”，在中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狗是人类的朋友，不能食用；也有人说如果这些狗不是宠物狗，而是像牛、羊、猪一样只供肉用，食用起来就不值得谴责。对此您怎么看？
珍妮·古道尔：我从中国根与芽的同事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在中国大家开始讨论动物福利的问题，并且用行动带来改变。
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如果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要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如果忽视别人的意见，不与别人对话，很多事情就不会有结果。
同时，希望人们理解对话不是无休止的争辩甚至暴力行为，我相信合作和协商更有助于解决问题。改变人的行为和态度需要时间，这就是教育十分重要的原因。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在中国已经开展了20年，从2004年起，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开始了动物福利教育项目，我们与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合作培训了300多人次的教师，成千上万名学生听到了动物福利的课程。
LADY：在中国，有些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积极。有时，当他们提前得知有运送狗去宰杀的车辆行经某个路段，会去半路拦截(有时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当您得知这种事情发生，会去救助吗？会采用什么样的救助方式？
珍妮·古道尔：我认为更好的选择是联系政府部门，就像之前说到的，如果处理得当，别人应该会去倾听你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动物、环境相处和谐的未来需要法治的支持，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关爱。
LADY：您对于“朋友”是怎样定义的呢？您认为人和动物之间会存在“友谊”吗？
珍妮·古道尔： 我认为随着更多人养宠物，照顾它们，把它们当做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纽带关系变得越来越强。但是这种友爱应是对所有动物都平等的，无论是对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大的或小的。我认为所有动物都应受到重视，无论是最小的昆虫还是最大的哺乳动物，它们都是我们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如果亚马逊河的一个小昆虫灭绝了，不会有很多人知晓或关注。但是或许那种昆虫是某类生物或鸟的猎物，它们也会因此而灭亡；而这种鸟或许在散播一些不同植物的种子方面起关键作用，这样一来，随着这种鸟的消失此类植物也会无法继续繁衍，如此类推。昆虫对于农业很关键，它们是传粉的媒介且防止害虫。因此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与地球上生物之间各种微妙的关系。
“我对未来非常乐观”
LADY：相比于野生动物，现代人似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珍妮·古道尔：随着人类不停的探索和发展，尤其在技术领域，在很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慢慢地对这些先进的技术产生更多的依赖，人们花更多时间在电脑上。随着人类进步，我们变得过于受刺激，在生活中制造更多的压力，以至于忘记真正重要的一些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嫉妒动物，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面临那么多的问题。
LADY：“根与芽”(Roots&Shoots)这个组织在中国已经成立20年了。您对于它在中国的发展寄予怎样的希望？怎样能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呢？
珍妮·古道尔：1994年，中国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北京京西学校建立。我相信根与芽项目在青少年环保教育和发展社区积极影响力方面做得很好。我认为儿童可以激发改变，成为有激情的领导者，且能够以他们为中国环境、野生生物及社区做出的贡献而自豪。我希望中国能更加珍惜环境，意识到不要以牺牲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LADY：您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实现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呢？
珍妮·古道尔：我终年在外奔走就是想为人类传达这样的信息。我认为人类社会需要认识到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意识到他们的一些选择会对环境和动物造成的影响。诸如你吃什么、你如何旅行、你的穿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相互连通的，我们生存在一个脆弱、但恢复能力很强的自然环境里，但是人类的很多行为都是作用于那些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之上。
LADY：您已经80岁了，依然在为公益、为动物保护而奔波。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
珍妮·古道尔：自从离开冈比国家公园，我一直都在旅行。最初是战争、污染和野生动物世界被破坏，促使我开始这趟旅程。但不是这些原因使我持续下去。1991年第一个“根与芽”小组在坦桑尼亚成立。当时有12个学生找我讨论环境问题，想知道有什么他们可以做的。这些人中的一个后来为坦桑尼亚环境署工作，另一个成为了坦桑尼亚根与芽办公室的总干事。从他们和其他许多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和热情，这些希望将会创造一个绿色的未来。这也是我希望大家支持和关心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的原因，你们的支持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和鼓励更多年轻人，带来更大的改变。
LADY：对于人类的环境与未来的发展，您是否持乐观的态度？
珍妮·古道尔：非常乐观！对于同样支持这一事业的活动家和科学家，他们的进步和坚韧不懈我感到非常惊喜。如同此刻，当人们告诉我他们如何深受我工作的影响，告诉我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听到孩子们讲的故事，我总是感怀至深。最初成立根与芽，我相信儿童能够创造积极改变，对于阻力表现出无畏，我也看到全世界很多根与芽小组都是这样做的。从我开始研究黑猩猩，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非常确信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人类和自然可以和睦相处。现在，我们通过大的或小的选择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自觉留下最小的生态足迹，如果我们按需购买并且在购买时能够考虑人与动物、环境的和谐共生，我们能够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