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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全球电子垃圾集中地贵屿:多数儿童患铅中毒

外滩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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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屿每一条街道都很相似:到处是簇新的楼房,豪华的小汽车,还有路边黑臭的河水。每一幢楼房下面,都堆积着电子垃圾,从旧电脑、旧电视再到旧电冰箱。街面上到处是电子垃圾拆解作坊,作坊里三三两两聚着工人,正熟练而匆忙地烤制线路板。如果风声紧,他们会选择晚上开工。

稍稍站一会,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刺鼻的恶臭。“其实,站在靠近贵屿的国道上,就已经弥漫着这种气味了,不习惯的人,立马就会感觉喉头疼痛。”绿色和平组织的赖芸,已记不清楚自己来过多少次贵屿了,但每次来,这样的情景就会一遍遍地重复,然后像电影胶片一样展开。

“院子里,有一个安徽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惠普的电脑键盘,身后是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就是这些垃圾,造成了贵屿地区癌症高发,其妇女流产率是别处的6倍。2003年,赖芸第一次来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和中山大学一起完成了一份人类学调查报告。

其后,有志愿者把安徽小女孩的照片印成一张硕大的画纸,贴到一个热气球上,来到惠普总部示威:“相当数量的贵屿镇儿童,都患有铅中毒”。

八年中,赖芸和志愿者们一次次重回贵屿,“说实话,近年来经过整治,这里比以前好多了”,拆解作坊有时要逃到偏僻的荒郊野外才敢作业。

但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巨大创伤,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抚平的。站在浮草渡大桥,练江墨黑的水面上覆盖着浮萍,河岸边被酸蚀过的电子垃圾堆依然可见,而且“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们”。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小学2年级的孩子,正在帮父母干活。他熟练地用钳子筛检三级管,动作麻利、神情专注,脸上洋溢着孩子特有的快乐。”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聪说。

志愿者感到心痛。他们还在垃圾堆上看到过背者婴孩的年轻母亲,正在四处挑拣着垃圾。但就当志愿者走上去,要送去一些礼物时,母亲立即走开了。

敏感的气氛、戒备的眼神,在贵屿随处可见。这也是那些想来帮助当地人的志愿者所没有料想到的。

“你这不是在拿命换钱吗?”,志愿者们问那些工友。但工人的话很直接:“谁不知道呢?但这里的钱,比其它地方好赚。”能够回家盖个小楼、为孩子攒学费,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贵屿本地的小老板们,也拖家带口地涉入其中。45岁的马老板是贵屿本地人,做着废旧塑料分类的生意。

他的工场里拥挤不堪,工人都是徒手工作。志愿者访谈的时候,马老板的老婆和大女儿都在外面做分类工作,也是徒手的。他们都觉得进行塑料的简单分类,不会产生任何污染。“不用戴手套,也不用穿防护服”。

“都说贵屿的水不能喝,是电子垃圾闹的”,马老板表示,“其实,是因为本地的水质本身就很差。”这一观点,赖芸在2003年第一次来到贵屿,就听到很多人这么说过。

几年过去了,那些因为电子垃圾一夜暴富的人,开始纷纷撤离贵屿。“白天,他们大多开车来厂里看一会,然后立马就走人”。

而这些新贵对于媒体或是环保组织的抱怨,则延伸到“你们老把靶子瞄准在贵屿,对于我们是很不公平的。清远龙塘镇、南海大沥镇不都一样在拆解电子垃圾吗?”如今,一般记者去贵屿采访,“当地人根本不会放你进去”。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从当地老板到打工者,都会这么抱怨外界的聚焦。“他们难道不能面对现实吗?”一个志愿者很困惑:“我听到一个数据。在征兵体检时,贵屿88%的人都是不合格的”。

但另一方面,此地的繁荣是你无法想象的,这个小镇的物价甚至比广州还要高。每一个作坊工厂里都会摆放一个电脑,上面显示的是上海或伦敦期货市场的黄金行情。

“你不相信吗?”一个回收电子垃圾的老板说:“这里的市场,足以影响国内国际稀有金属的价格。”

生命不能承受之“污”

出汕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贵屿。

整个街道显得很繁荣,当地每一栋楼房前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招牌,分别写着:“电脑、集成显卡、笔记本、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硬盘等”。

贵屿人一向有收购废旧品的传统。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带,贵屿成了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法保障。贵屿镇的农民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开始走村串巷,收购鸡毛、鸭毛、废旧铜铁。说到贵屿人,潮汕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收破烂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贵屿开始涉及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并且由于获利丰厚,整个行业规模扩大,逐渐成为贵屿人的主业。慢慢的,大面积土地开始抛荒,贵屿镇区80%的家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

而就在此时,国外的电子垃圾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开始大规模进入贵屿。现在,贵屿沿街的楼房一般都会有一个长廊,长廊内全是家庭作坊式的“拆解工厂”。

上百平米的大厅里,妇女和小孩在熟练地工作。他们将电源板放在电热器窄小的吹风口下烘烤近两秒钟,便娴熟地用镊子将板上的各种芯片、电容、电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取下,分别放入不同的陶瓷碗中。以前,这些工作常常会聚集在门口完成,如今大都被转移到较为隐蔽的室内。

加热器、鼓风机是作坊里最为常见的“机器”,烧焦的塑料味道不时扑鼻而来。一个手机的电路板通过工人手中的小镊子拆解成上百个零件,分类放入一旁的类似中药铺的上百个小柜格里。

“当地人的楼房基本上都是四层,一层是作坊,老板及其家人一般住在三到四楼,就这上百平米的地方,一年就可以挣几百万。镇上一年上牌的车辆就有400多辆。”志愿者们说。

在早期,一般都是整车交易,买主只能打开集装箱车门简单看看里面的货样,然后估价成交,这种买卖方式对于买家来说风险很大:如果集装箱里面看不见的部分全是廉价塑料,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但是如果里面都是大型电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赚大了。

“一般来说,电视机含有大量的铜、铁,而只有电脑里才含有金。”业内人士透露道。

一车电子垃圾,就可以让人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贵屿人在长期劳作中,发明了最原始的电子垃圾拆解法。

不止一个打工者向赖芸他们描述过这种“土法”:“首先是拆,先人工拆分出铁、铜、塑料、电路板,然后用碳火炉烤熔出电路板上的零件,那些可再生的零件就被卖出去让人翻新成零件。至于金子等贵重金属,就用硫酸洗出来,贵屿人叫洗金;电路板上烧出来的铜,贵屿人叫烧板;塑料则被切成丸状,卖出去做再生塑料。”

“这世界上就没有贵屿人没处理过的电子垃圾。”一个彭姓老板这么说。

有人干脆把贵屿处理电子垃圾的方式,称为“19世纪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当地通过“酸浴”来提取电子垃圾中贵重金属的方式,和1200年前的工艺大同小异;洗金厂浓烟弥漫,除了洗金厂的人,外人很难靠近、也不想靠近。

一个曾经的洗金者,介绍了洗金的过程:“这个是盐酸、氢氟酸,那个是硫酸……用一个盆,把芯片放在里面,掺硫酸,放在火上烧,要把芯片上的塑料烧掉,然后一道一道地洗,有的是铜,有的是铁……再用硝酸溶化,再通过其他两道工序,就能析出金粉了”。

洗金者所用的王水,是用25%纯硝酸和75%的纯盐酸混合而成。这也就是1200年前,波斯炼金术士札比尔•伊本•哈杨发明的王水炼金法。

酸洗过程会挥发出大片蒸汽状酸性气体,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烟雾。一个李姓打工者说:“那个烟雾真得很吓人。还是下午呢,整个天就暗了。山上都不长树,人一靠近就受不了,像是要休克了”。

一位曾经从事过7年洗金工作的工人透露,电子垃圾中有含金量多的,有含金量少的。INTEL的芯片,在街上买600块钱一吨的货,一斤就可以融3克多的金,一斤能赚100多块钱。

“现在大家都知道烧板有毒,所以工钱相对就比较高,一天工作10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0多块钱,而如果你肯再加两三个小时的班,工钱还会翻倍。但在所有工种中,烧板因为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挣得并不是最多,要想挣到更多的钱,还是要去洗金。”很多工友这么说。

可如此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呢?志愿者在贵屿北林专门走访过一个工友陈生。见到他时,大家有些惊奇。因为陈生显得非常憔悴,身体消瘦,肋骨凸现出来,几乎可以数得清楚。

34岁的陈生是重庆人,初中文化。先前他去过新疆,在那里种过棉花。后来才到贵屿,在这里打工已经有五六年了。

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进行分类处理。当老板的货物被搬进工厂之后,他们的工作也就开始,先将原料用火烧一下,然后再闻一下气味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塑料了。各种塑料根据不同的质地,可以划分上千种不同的型号。一些常见塑料的型号:ABS、PVC、PC、PS、PPO、PP、POM、MMA,陈生倒背如流。

“事实上,一个有悟性的人也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基本弄清楚这些塑料的分类”,他说。

进行分类的原料主要有电视机外壳、显示器外壳、空调外壳等等,多数情况下可以看到上面的商标,有来自日本、美国的……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

生病以前,陈先后为四个老板干活,他每天要工作8个小时,工资是每天30元。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很少有时间休息。他的妻子干同样的活已经有3年了,工资也同他一样。正常情况下,他们夫妇每个月会有1800元左右的收入。但除去租金、水费和给老家邮去的生活费等,所剩无几。

目前,陈已经停止工作两个多月了。起初他感觉到浑身乏力,呼吸困难,不断的出虚汗,就到处去找医生看,但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这样折腾了两个多月,花去了2000多元,但病情却没一点好转。他现在已不可能继续工作了。谈到生病的事情,陈很激动。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定是得了职业病。

“很多人都像我这样,只是因为伤害程度不同,个人的体质不同,暂时没什么反应,将来就不一定了。”他有句话令志愿者感触颇深,“我带着老婆来到这里打工,一年下来可能会有几千元的收入,但今后为了治病要花多少钱,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对当地生活环境也很厌烦,“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城,空气被污染了,水也喝不了。”他们是用不上自来水的,桶装水分为两种,一种是每桶1元,可以饮用;另一种是每桶0.5元,闻起来有一种气味,不能喝,只能做其他用途。“用这里的水洗衣服,白衣服马上就变色了”。

在汕头,只要是贵屿人走出去,“别人一看就都知道,因为牙齿永远是黑黑的”,一个打工者这样描述道:“这时,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的,其实都一样。”

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霍霞教授,曾多次深入贵屿镇进行医学调查与咨询服务。她在报告中指出,电子垃圾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它们都是致癌的。

霍霞教授还反复提到了“不可逆”损害,意即铅等重金属一旦存在于人体内,对中枢神经等造成了伤害,以后就算通过各种方式将体内的这些重金属排出去了,但这个伤害却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

贵屿并非孤本

“富庶、污染、艰难”,这些构成了贵屿人的生存怪圈,人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将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未来?第一次出发前,赖芸感到“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也无法安睡的问题”。

在贵屿的28个村中,有21个村、80%以上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垃圾分解,这些工人每年分解的电子垃圾可以达到150万吨。

全球的眼光也聚集于此。虽然无法获得贸易的精确数据,但专家普遍认为电子垃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不可忽视的问题。专家预计全球每年会产生2000-250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70%都被运往中国,剩下30%中的大部分则被运往印度和非洲国家。

中国已经加入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但将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国内固体废气物方面的专家聂永丰告诉记者:“我一直持有这种观点,只要存在贫富悬殊,有害的物质就一定会从富裕的地方流向贫穷的地方。”

在美国,电子垃圾一直像个烫手山芋。“因为那里的电子垃圾回收商,回收再生的成本相当高”,聂永丰说:“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电子垃圾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废旧电脑的绝对数量却越来越多。在美国,一台新电脑落下生产线的同时,就有好几台旧电脑被人们从工作台上移开淘汰。据统计,1998年全美国一年就废弃2000万台电脑,而2005年,每天都会有13万台电脑被扔掉。而美国环境保护署称,仅有大约20%的废旧电子产品被回收。

“吃不了又消化不掉”,于是,排出美国体外是利益驱动下最“自然”的选择。事实上,美国的法律政策也在怂恿这种选择。美国政府不仅拒签巴塞尔公约和禁令,还在《资源保护和再生法案》有关保护进口国的款项(即要求预先通知有害废物的航运)中,豁免了电子废物这一项。

而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也承认,出口是美国电子废物处理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惟一的考虑只是如何满足国外最低的环保标准。

“我非常赞同为电子产品保留出口市场。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不会在美国收集电子产品。你认为我们会在美国建立新的废化炉吗?不,我不这么认为。”环境保护署固体废物部的鲍勃•托尼在2002年巴塞尔行动网络,对其进行的电话采访中这样说。

美国政府通过全球统一关税系监控通过边境的进出口货物。在这一系统下,货物被分成约8000多类,却单单没有对旧电脑和电子废物的分类。电子废物往往被当作新电脑和电子产品出关。事实上,这也是至今美国政府、学术界、环境组织都拿不出出口电子废物具体数量的原因。

不过,对于电子垃圾,聂永丰表示在学术上有专门的称谓叫“电子废弃物”。“我们最好还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表示:“电子废弃物有它污染性的一面,但也有资源性的一面,关键是你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经济体系?这也是未来的方向”。

华星集团总经理王建明对此深有感触。该企业是国家发改委试点的科技型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但走来一路颇为艰难。

“对于资源性与危害性并存的东西,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除电子垃圾的危害性,这必然会产生成本”,他说:“而另一方面,在原料的收购上,我们又根本竞争不过贵屿那边的个体户。”

究其原因,贵屿的个体户会无限抬高电子垃圾的价格,而在处理过程中“他们简单粗暴的烧烤手段,居然可以百分之百提取到有效物”,如果是按照工业化、环保型处理方式,“会有15%的损耗,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对环境完全无害。”王建明说。

单从利益角度看,从成本和产出的节点上,环保正规军华星集团斗不过贵屿的个体户。“而这正是环保必须付出的成本”,王建明说:“基本上,我们越收越亏。到现在还没有盈利。”

而在欧洲,这种循环经济体系却相当成熟。王建明和聂永丰都去过比利时。他们的观点相同,循环经济的建立,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源头,那就是人们的意识。聂永丰说:“那里的人们,处理掉家中的一台废旧电脑时,是需要倒给垃圾回收商一笔钱的”。

王建明更是仔细考察到,“不仅如此,人们还特别自觉地把废弃的电脑、电视、电冰箱送到一个法律规定的地方,并由特定的企业前来收取,然后进行无害处理”。

“但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大约还需要20年才能出现吧”,聂永丰说:“现在,你让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一部旧电视倒付两百元给收垃圾的,不是天方夜谭吗?”

作为业内人士,王建明认为国家在2009年实施的《电器以旧换新》方法,会遏制住一些电子垃圾的四处泛滥。“明年开始,国家会按照法律向电器生产商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便建立一个基金来推动环保企业的发展。这个实验,我们还是要做下去”。

王建明的语气听起来很焦急,事实上,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贵屿不是孤本。现在,广东、浙江、海南都出现了类似的“电子垃圾城”。而贵屿人艰难的命运,也不单单属于贵屿。有环保组织检测到,整个广东上空的二恶英含量,都越来越高。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能逃离此劫吗?在伊利诺伊州,电子垃圾回收商玛希斯也通过他的贸易伙伴,了解到了贵屿的故事。但最让他触目的还是《华尔街日报》上的一条新闻——美国折扣店销售的有毒、含铅首饰,就是来自于中国工人们烧烤电路板后收集的铅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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