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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她把自己送进了“网瘾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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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果其然

来源: 游戏时光VGtime

祝晓萌是幼儿园的保健医生。

但晓萌坚持让孩子们叫她“祝老师”,因为“祝老师”比“祝大夫”更亲切,她还说:“光把孩子当病人,干不好保健医生的活。”

但 10 年之前,晓萌还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身份:病人,而且是网瘾患者,重度的那种。

重度网瘾听起来吓人,诊断过程却十分随意。填张表,交 30 块钱就能搞定。即便过了 10 年,晓萌依然对那里的场景记忆犹新:食堂的气味、嘈杂的人群,白底黑字的牌匾 —— 网瘾治疗中心。

骑驴找驴

有关网瘾,是晓萌自己“主动”发现的,她说大概和自己当时学医有点关系。又或者是因为上网上得太过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

2009 年时,晓萌刚上大一,全部的生活几乎都被网络占据。上课时间刷手机,能刷 4 节课;下课后跑着去食堂打饭,然后跑着回宿舍打开笔记本,非得一边上网一边吃饭才咽得下去。

晚上宿舍断网,晓萌就翻墙去网吧。有次脚崴了,她给脚套了两双袜子,再换上棉鞋,准备继续翻墙。翻到一半脚疼得实在受不了,晓萌就骑在墙头喘气,结果被保安抓了个正着,一瘸一拐地押送回了宿舍。

凌晨的时候,晓萌吃了粒芬必得,挣扎了 20 分钟,终于翻越了墙头,当时上网的男生们刚刚回来,他们和晓萌打了照面,犹如撞见了神仙。

晓萌说当时上网的感觉,像隔着玻璃舔糖块儿,像在黑夜里骑车冲下坡。明知尝不到甜头,但就是想舔;明知路很危险,但越危险越刺激。

这种刺激,被当年的一档节目所唤醒。柴静的《网瘾之戒》成了晓萌生活的转折点,该档节目披露了“杨永信”和“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斑斑劣迹,但对她来讲,内心却一下子被点燃了。

“现在说起来可笑之极,但当时觉得自己应该适合这种治疗,无论是电疗啊,还是关禁闭什么的。”10 年之后,晓萌这样描述自己的治疗初衷:“这大概和我中学的经历有关系, 就是觉得应该有用。”

所谓“中学经历”,是指晓萌高中的体育考试。她 800 米跑总是不及格,气的体育老师一个劲儿地咬哨子。最后的办法,是跑不及格就站着上体育课,站在操场中间最显眼的位置,一站一节课。靠着这样的“体罚”,晓梦最后及格了,但她从此对体育失去了兴趣,至今也很少穿运动鞋。

于是,晓萌就这样走进了“网瘾治疗中心”。为了保险,还选了所“网上排名第一”的学校。

她买了个登山包,准备了换洗衣服和 1 个月的零食,又想起“治疗网瘾中心”大概不让吃零食,就换成 10 套英语 4 级卷子。她还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密封好后交给同学,叮嘱到:如果一个星期后不见她人来学校,务必把信面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来救我。

一切准备完毕,晓萌走出学校。那天是星期一,想借个“一切重新开始”之意。她说当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在公交车上还哭了一鼻子。

结果当天上午,晓萌就背着包回来了。掐头去尾,她只在“网瘾治疗中心”呆了半个小时,除了交了 20 元钱的“诊断费”,以及 10 块钱的“观摩费”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治疗。

晓萌她说不是不想治疗,而是她觉得那里所谓的治疗,根本不是治疗,甚至不像治疗。

身穿老式运动服的孩子,年龄各异,但个个没精打采,嘴里喊着生硬的口号,像电视剧里的“伪军”;医生白大褂脏兮兮,三三两两的分布在场地里,不管戴不戴帽子,总觉得是小饭店里的厨子;台上演讲的医生倒算是风度翩翩,但词汇常常读错,比如将“头孢噻肟”,读成“头孢噻污”;倒是很多家长听得聚精会神,有的甚至眼泪鼻涕俱下,仿佛他们才是病人。

这也是晓萌没有治疗的重要原因 —— 她不算孩子,而这所网瘾中心只收治孩子,除非交上 1500 元的“特殊治疗费”。

于是晓萌一无所获,除了最后填了张表,得了个“重度网瘾患者”的成就之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现在她笑得喘不上气:

“真是上网上傻了,忘记自己就是学医的,竟会盲目相信网上的信息。”

根本没病

意识到“骑驴找驴”之后,晓萌选择了学校的对口实习医院。

依然是个星期一,除了再次期望“重新开始”之外,晓萌还想着星期一人少,医生看病兴许会更仔细。让人没想到的是,医院的科室分布图里居然找不到“网瘾科”,导医台的小护士还说,医院也目前没有“网瘾治疗中心”。

晓萌有些诧异,便走进“院务部”询问,院务部的医生很耐心的给出解释:因为网瘾的形成机理太复杂,原因也尚不明确,所以医院暂未设立相关科室。

医生建议晓萌去“成瘾医学科”,结果那里的大夫也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 “成瘾”的类目五花八门,有药物成瘾、烟酒成瘾,赌博成瘾,以及说出来都很尴尬的成瘾,但就是没有“网瘾”,她接着又被赶到了“精神心理科”。

晓萌有些郁闷,人家都是看病治病,而自己是问病找病,找还一直找不到,眼看着就要成了神经病。好在“精神心理科”离挂号处不远,否则她当时真的想放弃了。

“精神心理科”挺神秘的,有另外一道推拉门和一个神情严肃的保安,门后坐着一溜男女老少。晓萌一推门进来,众人都扭过头打量她,晓萌说她当时极其尴尬,感觉像是神经病之间在确认眼神。

经过漫长的等待后,她被召唤了进去。办公室和其他科室无异,一位 40 多岁的女医生,坐在窗户透过来的阳光里。可能是等待时间太过漫长,晓萌开始滔滔不绝,从“网瘾中心”到“找病奇遇记”,仿佛她是医生,医生才是病人。

女医生姓高,一个劲儿地抿嘴笑,笑完之后接了杯水,还说晓萌的口才很好,叙述事情很有趣。晓萌有些急,她不是来听安慰的,她将眼前的水喝干,然后问了医生两个问题:我这病难治不?我这个病咋治?

“谁说你有病的?”高医生反问:“姑娘,没人陪你来吗?”

晓萌没敢告诉父母,怕家里人操心,再说自己大了,想着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处理好。高医生却认为,能处理好就不用来看病了,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而且年龄越大,也许会越不了解。

晓萌听完后有些懵,想用喝水来掩饰,但杯子已经空了。高医生又为她接了半杯水,然后问道:“男朋友呢?也没来?”

晓萌高一的时候倒是有个男朋友,叫“耿军”,小名是“军儿”。但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因为军儿不是晓萌的同学,而是学校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卖些小吃饮料、明星海报、本子橡皮之类的东西。晓萌有时会帮着军儿记账,连进货单据都帮着写。

不过,这段关系只维持了一年便匆匆结束,分手那阵晓萌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太好。不仅食欲大减,身形也一天天的缩了下去,有时还会去偷看军儿吃饭,像个刚刚断肢的人,重温着肢体完好的梦。

父母发现其中蹊跷,开始没说什么,有次吃饭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便用筷子点着晓萌的碗冷笑着说:“你羞先人哩,为个开小卖部的货。”

至此晓萌开始醒悟,不再去看军儿吃饭,她该上学上学、该吃饭吃饭,比正常人还正常。只是变得喜欢上网,尤其是和各式各样的人聊天,发表各式各样的意见。有时网友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让晓萌炸毛,她在网上追着人家骂,骂到人家屏蔽,这才顿感轻松,对着屏幕傻笑。

傻笑的还有高医生,边笑边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晓萌说她当时以为自己会哭,但直到说完才发现哭不出来。高医生给了两个建议:回去之后,把今天的话写出来,然后大声朗读出来;下次来的时候,把父母叫上,任意一方都行。

“那用吃什么药吗?”晓萌问。

“谁说你有病了?吃药干嘛。”

“那不吃药,也就不用电疗了吧。”晓萌又问。

“你也是学医的,有点医学常识好吧。”高医生笑了。

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是一回事。说完之后再写出来,是另一回事。

朗读出来更加困难,刚读完一段就觉得陌生极了,明明是自己写的,却像是别人的故事,牙龈泛出阵阵的痛痒。

最困难的是叫家长,她费了很大的功夫,才给父母说清自己不是意外怀孕,而是“网瘾”。母亲唉声叹气,父亲则不以为然,最后以“小题大做”做为结论,并同意下次一起去医院。

高医生到底给父亲说了什么,至今是个迷,因为当时高医生只让家长单独进去,不让晓萌参与。从科室出来,父亲阴着脸一言不发,晓萌妄图在他脸上找到答案,但唯恐踩雷,只好顺其自然。

周末回家的时候,晓萌发现家里多了样东西,一台崭新的电脑安放在客厅,父亲说是自己要学上网,特意买的。说这话的时候,晓萌开始还不太相信,直到母亲拿出一张老旧的 3.5 寸软盘,说是不知道往哪里插。

晓萌后来发现,教父母上网太有趣了,比自己上网有意思得多。她慢慢的也走出了“网瘾”的臆想,连军儿的样子也变的模糊,从“军儿”变回了“耿军”。

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还提起过耿军,说是卖烤肉发财了,有自己的店面,7、8个伙计。晓萌佯装惋惜的表示:早知道当初就赖住他,最起码同学聚会还有个可以白吃的地方。众人大笑,晓萌也跟着笑,神情仿佛一个大明星,在说成名之前的种种往事。

十年之变

晓萌毕业后,放弃了进医院当医生的机会,选择成为一名幼儿园保健医。

关于原因,晓萌表示:“幼儿园轻松呗,不用面对那么多的疑难杂症。”

但保健医的职业压力,其实一点儿都不比医生少。除了医疗护理,保健医还要负责食谱的拟定、环境的消毒、孩子们的心理疏导,以及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工作。与医生相比,保健医的工作重在“保健”,所以工作性质更为前置,也更为重要。

最大的困难,实际上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因为孩子起病急、恢复慢,而且在表述病情方面无法像成年人那样清晰有条理,所以家长面对孩子的病情时,常常过于焦虑,缺乏耐心。

比如家长问晓萌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祝大夫,你说该吃啥药?”

但晓萌表示有些病症根本不用服药,因为很多所谓的“病”,其实都是源自孩子的心理问题。

比如夫妻双方的争吵、冷漠;家长对于工作的抱怨、吐槽;尤其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指责、埋怨,体罚、冷暴力,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即便孩子们当时不懂,但可以大致感知这些情绪的波动。久而久之,量变产生质变,心理问题自然会变成生理问题,心理的压力自然会以“病”的形态呈现出来。所以晓萌一直觉得“孩子懂大人,只是他们有时不懂怎么说,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想说而已。”

关于这些看法,有的是在学校学的、有的是在工作后明白的,还有的是当初高医生教的。但 10 年后的高医生却不太能记得起晓萌,不过对于“网瘾”问题,电话里的高医生依然思路清晰。

从病理学角度讲,高医生一直不认为“网瘾”是病,她觉得“网瘾”这个表述方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高医生认为,造成网瘾的对象不是网络本身,而是网络的内容。网络内容又五花八门,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更新,究竟是哪种内容造成了过去的“网瘾”?又是哪种内容会产生现在的“网瘾”?还有哪种内容会激发未来的“网瘾”?这些都是无法一概而论的问题。

正是由于“网瘾”的特殊性,所以不能完全比照烟酒成瘾、药物成瘾、赌博成瘾的概念,更不能强行移植相关的治疗方法。而现行的“网瘾 5 大分类”(网络色情成瘾、网络关系成瘾、网络行为成瘾、信息收集成瘾、网络技术成瘾),其实涉及了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等不同领域的学科,单纯凭借医学标准搞“一刀切”治疗,完全违背科学精神。

有关解决方法,高医生觉得所谓“网瘾”,不仅是孩子的问题,更是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网瘾”,需要家庭成员的关心。更需要社会力量的关怀,而不是盲目的认为“网瘾”是病,然后踢给医学解决,这是逃避义务、推卸责任的表现。

作为缺乏相关知识的笔者,无法完全把握高医生观点的精益所在,但在 10 年之中,我们却看见了政策层面,对于“网瘾”问题的深入认识以及巨大进步。

2009 年《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之中,明确了“在治疗中,严禁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包括恐吓、体罚、损毁性外科手术”。

10 年之后的 2019 年,“网瘾防治”已经拟定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意味着在今后的“网瘾治疗”中,殴打、虐待、胁迫,以及臭名昭著的“电击”等等戒除网瘾的办法,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回忆 10 年前的种种经历,晓萌认为自己的是幸运的。她幸运自己被那个“网瘾治疗中心”拒之门外、幸运自己走进了正规医院、幸运自己遇见了高医生、幸运自己的父母能够学着改变。

晓萌的种种幸运,对于历史却是某种必然,因为我们的社会总是进步的,真正的人,总是渴望进步的。

(文中的祝晓萌为受访者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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