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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的“土味”微信群:从麻将场抢回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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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刺猬公社 作者/刘楠

爷爷刘保健,去世20年了。我有时会想,如果他健在,会用怎样的互联网方式再运回这100多匹马呢?也许只需要用手机点一点屏幕?#本文系刺猬公社X快手“2019还乡手记”非虚构故事大赛作品。

春节回乡,我发现了中国三千万名卡车司机的“网络组织”

2018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暮色初降。车子在豫北陈村外公路停住,我开始“笨拙”的返乡之旅。爷爷生前开的琉璃瓦厂旧址,新建了“富豪古建瓦厂”,牌子旁挂着“就业扶贫基地”。道路两侧,满堂堂的,烟囱、工厂、雕花灰瓦。通往村里的路口,竟也找了半天。

从瓦厂向南,步行路过干涸多年的水库,征地新修的火车道,十分钟就到400多口人的陈村。残垣断壁的老房子,很多复垦成耕地,东一块西一块,点缀在房屋间,起起伏伏。

中原大地文化悠久,以豫北陈村为中心,半径10公里之内,就有苏东坡父子“三苏坟”,宋代官窑神垕古镇,广阔天地知青园等。而我印象中,陈村的人们,世代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刨食,种点玉米花生豆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闷声不响。

但我完全没想到,他们也完全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成了这个时代新组织形态下的一个个节点。比如晓伟,这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就有着不一样的身份。

首先,他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微信群“美丽家园陈村”的群主。陈村老人多,大多用老年手机,400多人的村庄,微信群能聚集150多人不容易。晓伟能当群主,绝对属于村里的能人。

晓伟也确实有了跟纯粹农村人不一样的派头。同样花30万,他家的楼房就比别人家气派,欧式装修,地板铮亮。如果不是在地下赌场“输了一个厂,一辆车”,他可能不需要现在这样“拼”——贷款买了50万的卡车,从背着氧气瓶的青藏线,开到广州往返跑运输。

他的能干除了当全村的群主,还有一个更显著的社会身份,正因为显著,他印在了微信头像上——“卡车协会分会长”。

“卡车协会”是个非营利性社会公益团体组织,采取实名会员制体系,目的是为卡车司机提供服务,他们在内部互相之间称为卡友。卡车协会先后成立了抢险救援队,汽修汽配服务队、法律法规维权服务队等,为卡友们提供服务。卡车协会会长易学兵,办公地点设在河南叶县。

我回村期间,“卡车协会”正好要组织召开春节联谊会。我跟着晓伟一起,得以见识了卡车协会的发展盛况。

1月30日,晓伟把从广东开回来的货车开到陈村山脚下空旷地。第二天一早,他就带领村附近的卡车司机们,去协会总部河南叶县会师,参加春节联谊会。

四五百名从各地赶来的卡友和家属,在红色签名墙上写下名字。现场音响轰轰,彩灯闪耀,会议组织方居然还请了专业摄制人员,装了摇臂现场拍摄。

更令人称奇的是,大会组织得非常有传播意识,甚至还有网络现场直播,供各地不能现场参加的卡友观摩。打开直播,里面点赞评论不断,还不时有卡友发红包。

“咱们协会的追讨部,2018年成功地帮卡友们追回20多万工钱,体现了抱团取暖的精神”,卡车协会会长易学兵发言致辞说,“中国有三千万名卡车司机,互助组织很多。像我们一样正规注册,有2万多人的协会,非常少有”。

“卡车协会专用酒”摆上桌,现场表演中西合璧、南北融合。东北二人转先热场,然后是高大上的歌曲《中国梦》。参加过湖南卫视大咖秀的模仿者,跳着杰克逊太空舞,吸引了很多掌声。

一面面锦旗被卡友们送上台,前来主持的河南电视台主持人,略显激动地解说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卡车司机朋友们无论是遇到故障、翻车、还有乱收费,协会微信群消息一发,卡友们能帮忙的都赶来,有时送一个零件,就解决了燃眉之急”。

分会长晓伟被被颁发了优秀管理奖,水晶奖杯上是竖大拇指的图案,他举着给我拍照。在激昂的颁奖音乐中,卡车司机们从T字台上场,被颁发荣誉证书。

联谊会的最高潮,是自称“文化水平不高,只会说感谢”的司机点燃的。他叫东子,运输途中遭遇车祸,妻子不幸去世,留下年幼的孩子。协会一号召,卡友们给他家捐了4万多元。分会长讲这个故事时,现场鸦雀无声,然后是如雷般的掌声。

“前一段卡车司机小辉辉夫妇去世,上万卡车司机送行。他们出事的青藏线我也跑,缺氧难受。”晓伟感慨道,“外人很难理解卡车司机的心酸,有的运蔬菜水果,一点不能耽误,连续驾驶。有的运危险化工品,要考专门执照,处处小心。最气人的是欠钱”。

卡友们说,现在的运输信息大多在网站获得的,有时打个电话就成交,也不签合同。货主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装货运到目的地,卸货后才打款。有的借口货品有损坏等理由,克扣工钱,甚至不给钱。

易学兵会长解释:“卡车司机文化水平大多不高,走法律途径时间拖不起,很多都是一人养一家,月月要还车贷,成立追讨部,就是应广大卡友之需。”

追讨部设置专门的事实核查员,都是义务志愿。他们先核实情况,收集证据,再电话去跟货主沟通。遇到老赖,就要用“集体轰炸”的土办法了。

晓伟琢磨:“最笨的办法最有用,协会微信群动员司机们,都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每天接单子各种信息电话不敢错过,一接就是要钱的,生意没法干,他们想着就还钱”。

专门负责追讨事务的余副会长,说现在遇到了新麻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卡友集体骚扰过的老板,现在开始了智能设备“反攻”。

“像协会负责人电话在网上是公开的,有的老板报复我们要钱的。用隐蔽号码发消息打恐吓电话,说什么要把你整的怀疑人生。我们压力很大。”

联谊会最前桌,是协会邀请来指导“非暴力维护权益”的维权专家王金伍。被央视节目多次采访、参加过国家部委座谈会的这位河南老乡,被大家格外尊敬。

网络搜索王金伍,跳出的关键词是:“中国货车维权第一人”、“公路三乱的克星”、“十年扳倒600多执法人员”。他用带发射和接收装置的偷拍机拍摄执法乱象,饱受争议,也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央视《面对面》栏目专访他的节目,名叫《“路”见不平》。

王金伍义务支援卡车司机,他对卡车协会的追讨办法,表示担心。“合理,但是不提倡。电话集体讨债,属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还是要签合同,拿好证据走法律渠道”。

晓伟觉得王老师有道理,现实却有众多无奈。车贷分期付款,一个月要还1万多元,和老赖走法律途径实在拖不起。

但不论如何,正因为有了协会,有了手机,有了微信群,让这些卡车司机们不再觉得孤立和孤单。晓伟说,行车途中,最开心的,是卡友们用对讲机或在微信群里聊天。天南海北的,想办法约在一个地方,晚上喝点小酒,聊路上遇到的新鲜事。

还有一些卡车司机,拍摄日常过程中,竟然成了快手等平台上的网红。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群等社交联络工作,这些卡车司机也没法形成组织。如今,智能手机不仅是农民扩展视野,寻找工作机会的“新农具”,也成为拓展弱势群体表达话语、争取权益的新渠道。

凋敝的中国村小:

屏幕不足以改变命运,教学还得靠老师言传身教 

豫北陈村,虽然是我出生的地方,但连同他没有棱角的村名,一直被我漠视着。

但在我做记者的时候,乡村却几乎是我记者生涯的刻度尺,“盲井村”“凉山童工村”“砍手党村”,我一直在记录着乡村。

也许是陈村,这个中原默默无闻的小村,干瘪而无新闻点,让我一直漠视着它。

直到有一天,我妈妈无意中说起:“你知道吗?陈村你出生的西厢房都快要塌了,他们说拆掉吧。我说不中,得留住,给楠楠一个念想”。

所以,在2018年底,我回国,才决定重回家乡。

了解陈村的第二站,我选择了陈村的学校。

校门上方的红漆名,已经斑驳难辨认。进门,迎面是一大片土地,荒草间有绿色植物拱出,据介绍是“乡土教学基地”。右侧,排着一溜儿废弃的教室,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还刷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

穿过旧房子,还有十几间房子。操场上,高高的杆子上,飘着五星红旗。操场上,唯一的体育器材,是一个乒乓球台。

冬日枯叶萧瑟,我端详着空荡的校舍。这里,曾开设初中和高中部,鼎盛时有几百人。我的姑姑、叔叔等人曾在这里上学。

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父亲19岁,是这里最年轻的物理代课教师。那年高考,他是乡状元。

看电视剧《大江大河》时,他感慨:“你想想,那时咱村的中学多厉害,恢复高考那年全县考上本科的都不多,咱村考上好几个,现在村里哪还有高中?”

如今人气消匿,这里的全部学生,一年级5个,二年级6个。

“生存还是消灭?学生要是掉到个位数,这里是不是就被撤了”。在11个人的村教学点,李占永校长和刘老师夫妻,是全部的师资力量。学校怎样办下去,这个问题总在心头隐隐作痛。

李校长和刘老师每天满负荷,交叉上课。教育局开会、日常校务需要处理时,一个老师外出,孩子不能单独放教室不管。他们把两班合并在一个教室,一年级上课时,二年级做作业。

“一年365天,可以说350天都在这里。每天早上7点迎接学生,一直到晚上下学。真是一对一辅导,手把手写字。成绩不赖,去年有次乡联考,我们得个语文第一,数学第二。”

李占永19岁师范毕业时就分在这个学校,后来辗转在多个小学任教。2015年他又回到了这里,担任校长。教了近30年书,他获奖无数,指导的学生还得过全省奥数奖。

然而,村里一二年级学龄的孩子,有一半都不选择在教学点读书。

陈村是自然村,隶属于1200多人的行政村赵村,这个小学是大村唯一的学校。李校长分析:“现在很多家长打工,没有精力照看孩子,做饭和接孩子耽误做工。干脆送到外面寄宿学校、私立学校,收费高一点,图个省事”。

教学点,似乎被很多村民遗忘。包括我姑在内的几个村民,一脸迷茫:“你去教学点了?咱村那个教学点还在?”

村民晓伟夫妻常年在外开车,两个儿子分别送去县里的私立小学和中学。“不想上教学点,去外面公立学校又没有附近户籍,上不了。娃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了,都是留守儿童。”

村民小匪的女儿过两年也要上小学,我问他:“去不去村里的教学点?妻子和父母在家都可以照顾。”他斩钉截铁说不。“感觉家里硬实的都把孩子送外面了,去村教学点感觉都是家条件不好的,人太少,孩子上着也没劲儿”。

其实李校长一直攒着劲儿,努力聚拢村里的学龄儿童。教学点离家近,老师水平不差,本该是首选。他曾经在村里贴喜报公布教学点成绩,联合村委会去做家长动员工作,去附近村人多的幼儿园提前宣传等。

李校长心理明镜似的,他甚至统计了2018年在村里办婚礼的有八家。想着六年后,最多8个孩子入学,还不知道几个能来,他又有点神伤。

最大的考验,是私立学校的抢生源大战。随着城镇化发展,县乡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应运而生的寄宿需求,催生着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每年五六月,私立中小学到各村布阵宣传。李校长形容:“那场面,就跟保险公司推销一样,上门送礼物,校车免费接送,有的还承诺吃饭免费。私立学校最核心动力是啥,教育产业化赢利。有的老师有招生任务,招一个学生给几百元。”

有的当地教师反映:“2016年教育部一名主任入股某乡镇私立学校,分红几十万元,被县纪委查处。有人统计,市里一半的私立学校都集中在咱这个县。”

激烈的竞争中,李校长调整心态,对自己说,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见实效,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精神面貌才是“金字招牌”。

中国青年报引发讨论的《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李校长也看过。他认为,教学还得靠老师言传身教,尤其是农村孩子家庭教育基础差,得因材施教。不过,对于缺师资、缺设备的乡村教学点,多媒体教学资源,可以生动辅助音乐、美术等课程的教学内容。

事实上,媒体屏幕报道之前6年,国家就开始在乡村教学点布局“屏幕”了。李校长最常用下载的教学视频,来自国家教育部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网站,这里有人教版、北师大版等版本的同步教材。通过网络音乐课学习,孩子们们绘声绘色唱起了《草原就是我的家》等歌。

“教学点有国家的数字资源项目,都是免费的。不过县乡中心校,多媒体资源更多,有配套老师指导。我们还是有差距,毕竟,教学点就两个老师。”

如今的数字信息化项目是国家的非商业项目,可以同步学习北京等地的优质课堂。这个项目始于2012年,是响应当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精神。意见提到: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多数学生家长反对或听证会多数代表反对,撤并后学生上学交通安全得不到保障撤并后等问题突出的,不得强行撤并教学点。提倡教育信息均衡化,远程网络教学已经惠及村里的教学点。

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显露的问题密集见诸媒体。单我采访报道过的,就有陕西小学撤并后乡村代课老师被辞退、大凉山中心校路途艰辛影响部分孩子辍学、湖北一些地区村民要求恢复被撤并学校等事件。

很多学者认为,撤点并校阻断割裂了儿童与自然、家庭、村庄之间的关系。代表乡村一部分的村落学校的消失,相当于将已经长在身体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解组和萧条。而优质教育集中并校的“托拉斯”效应,让乡村教育愈发失去竞争力。

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其实,乡村学校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

李书磊教授在《村落中的“国家”》一书中,观察变迁中的乡村教育,认为应试教育中土语系统缺失,往往用“小青蛙、小鱼姐姐”代替蛤蟆、捉鱼,温情化减少了一些残酷,也对孩子粉饰了一些残酷。

叶敬忠教授在《发展的故事》一书中,提到村庄是教育的理想场所。在村庄中儿童可以直接接触到自然万物和各种社会风俗,并与家庭生活相联系。将孩子“禁闭”在中心寄宿校,孩子连自己的村庄的长辈都不能全部认出,很难想象他们会怎样认知自己出生的村庄和养育自己的父母。

功利化产业化的教育,往往会忽视乡土知识和实践知识的重要。李校长说,在教学点,他倡导陶行知的“教育即生活”理念,引导学生参与自我生活的改造。学生们在校园的菜地种芝麻、红薯、油菜、玉米,收获的食物共同分享。

李校长给我看他制作的视频,带孩子们去山里踏青、辨识植物,介绍蚂蚱的“保护色”,孩子们的笑容,纯真灿烂如花。他还在网络上寻找关于中华传统道德、尊老爱幼等视频,定期放给学生,进行全方位素质教育。

理想丰满,现实却可能骨感。李校长很担心11人是“红线”。乡里现在20个教学点,最少的就是11人。按照当地之前情况,10人以下的教学点就可能面临被撤并的风险。

在教学激情和招生焦虑中,我眼前的李校长,把家安在学校,头发油油的,嘴上起了火炮。也许是我的到来,他第二天就去买了红漆,搬来梯子,把门上的校名描的红艳艳。

他微信给我发来他的自勉语:“如果你是雄鹰,没有掌声,你也要飞翔;如果你是深山的花儿,没有人欣赏,你也要芬芳——”

这让我想起在美国阿米什部落探访时,观察到的当地的乡村教育。广袤的田野,黑色的马车,没有电线的乡村农舍,隔不远,就能看到一间精致的教室。

经过长期争取,阿米什人不参加美国政府的教育、社保、兵役制度体系。他们在居住区创建数量可观的乡村教室,就近上学,小规模班级,由本族人授课,上到八年级。阿米什人自制的教材,强调维护其文化独特信仰,包括平等、团结、劳动创造幸福、家长积极参与教育等。

易兴霞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美国阿米什人基础教育给中国的启示,她写到:“阿米什小规模学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出勤率,这提示我们,小规模学校因其课程的乡土性和灵活性,适合地域偏僻、生源少的地区。”

当数字教育资源普惠教学点,当优质师资力量坚守乡村,当硬件设备丰富孩子文体生活,当乡土特色教育的重要性形成共识,乡村的朗朗读书声能更响亮吗?孩子们求知的眼神能更清澈吗?乡村的情感结构能更温润吗?

我家乡的“土味”微信群:从麻将场抢回年轻人 

我的家乡豫北陈庄,是个400多人的自然村。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北山上当年防土匪修的寨墙,废弃不用,远眺有一种虚幻的迷离感。南河桥边的溪流枯竭后,村委会在旁边修了篮球场,可是人气寥寥。偶尔回乡,村里人家开办的麻将场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多年记者生涯,回炉留学海外,绕了地球半圈,今年,我决定返回出生的陈庄。然而,走在村里,我分明是个被人打量的陌生人。80岁的奶奶领着我,跟街角蹲坐的老人们打招呼:“这是恁根叔、这是恁枝奶——”。我笑着、认着、寒暄着,对于村庄的生疏,让我有点沮丧。

表哥说,不如你加入咱村的微信群吧,很热闹。在130多人的“关爱美丽家园陈村”群,我潜水观察了两天。和我微信里那些高大上的学者群、生猛活泼的记者群不同,这里是土味表情包的集散地,几毛钱红包乡亲们每天发得非常起劲。

我开始冒个泡。乡村微信群,亮相的方式不是介绍“身份”,而要是“定位”我的乡亲血缘网络。于是,我开始介绍,我是谁谁的闺女,谁谁是我爷,谁谁是我大姑。

乡亲们热烈地欢迎我,一个个接龙怂恿我:“唱个歌,唱个戏,俺们听听你的声音。”

我有点哭笑不得,手机里,每天近百个微信群闪烁,亮相就让我唱歌唱戏的,也就陈村了吧。这种违和感,带着亲切的“土味”,又让我自责:也许,我太不了解我的村庄了。

记得小时候,村子最南边的小桥,是个很有仪式感的地方。纹路精致的石磨盘、琉璃瓦装饰的青龙爷庙,桥下是溪水潺潺,白鹅天歌。夏日的傍晚,村民们都凑过来,拿碗菜半蹲着吃,聊到天黑,这里是乡村公共信息的传播场所。

那时,石桥旁不远的晾晒场,堆着迷宫般的麦秸垛,孩子们总是钻来钻去。场边住着一户人家,房子破旧不堪,孩子们也总是穿着寒碜,很害羞的模样,很少到桥这边见人。

多年后,在“关爱美丽家园陈村”微信群,当年害羞的孩子之一出现了,微信名“刘三”。

他喜欢发红包、推表情,很是活跃。亲戚告诉我,父母去世后,刘三去哈尔滨打工,当了上门女婿。路途遥远,家里老人都不在了,一晃儿他十几年都没回村了。

微信群里,刘三喜欢做三件事:寻亲、了解乡情和汇报日常。“伟,你记得我吗,我是你三哥”,“你那陶瓷厂还干着呢,没放假啊?”“我干装修活呢”。

有一次,他若有所思在群里发了句感慨:“娘在、家在。娘在,天在”。

当年看《出梁庄记》,作者梁鸿老师分次去探访被城市化进程卷入的老家农民工,了解他们“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

如今,通过村庄的微信群,陈村那些在西安、广州、哈尔滨等地的村民,得以数字化联结,思想、情感、爱好跃然网上,乡土中国的网络新型“熟人社会”开始显现。

给五保户盖的扶贫小单间,为啥他不住?养鸡场离村太近夏天太熏怎么办?村民热议的公共事务,通过微信群空间,得以让信息充分流动,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去年,村附近工厂爆炸,炸裂了很多村民的窗户。村民一起统计家里损失状况,去向有关部门举报,最后这家工厂被取缔。

陈村微信群,如今还有了“机构入驻”,比如村卫生室。

娥姐是村卫生室唯一的医生,也是群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发布的信息包括:通知儿童打防疫针,老人测量高血压,贫困户、残疾人到村卫生室检查等。

娥姐父亲是村里的老村医,她兄妹几人继承父业,都学了医。对于村庄,她是医生,更是乡里乡亲的村民。她在微信群有时语音唱个戏,发布的信息也融合着两种身份:

“乡亲们,天气冷了,多喝热水,防止感冒”,“室内取暖防止煤气中毒,不要在大柴火堆旁烤火”。“冬至别忘吃饺子。人生就像饺子,无论被拖下水,扔下水,还是自己跳下水,不蹚一次浑水就不算成熟。”

我去村卫生室找娥姐,路上使劲回想,小时她爸爸给大家看病,喜欢用土黄色的纸包着几颗药丸,叠成三角状,不过几分钱,却很见效。

童年记忆中昏暗光线的卫生室,现在变得有点“高大上”。门口挂着“心理健康服务咨询点”,进屋,满眼信息应接不暇。四周墙上,贴着各式宣传海报:“六道保障线保贫困人口县内住院零花费”、“健康知识问答”、“县健康扶贫远程问诊流程图”等。

娥姐说:“现在交通发达,去县里看病买药都方便,来卫生室的人少了。这里诊疗费一次一元,大多是老人。有的村民,微信上就可以找她寻诊问药”。

“抢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拒当贫困户,荣宗展傲骨”,村里扶贫海报贴起来了,对口的人员都要行动起来。娥姐这小小的卫生室,也是健康扶贫的重要阵地。

利用微信群,她可以具体统计健康扶贫基本情况,包括村民和贫困家庭两大类,具体分18个项目,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重性精神病人数等。

娥姐介绍:“这几年上面有要求,卫生室诊治信息处方全部上网,录入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我这不会用电脑,学了好几天。来,看看你奶奶的健康记录”。

鼠标一点,我奶奶巧妮的网络诊疗记录弹出,上一次卫生室诊断是“消化不良”。这些年,眼不花耳不聋的她,一直不愿去城市,自己在村里种菜,饲养着各种家畜,报喜不报忧。如今,她的“神秘”健康数据被我这个大孙女意外知晓。

离开卫生室时,娥姐在微信群正通知村民交儿童防疫针本,还有一些家长没联系上。我自告奋勇说去带话。她把人名写在一张处方纸上,我隆重地装进口袋,我去一家家敲开老乡的门。而他们多是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他们用的是老人手机,微信对他们还是“天书”。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不会用智能手机,白天,麻将场还是主要的聚集地。奶奶说:“村里没啥玩的,很多地都征给工厂了。麻将室有空调,老板免费有热水,泡面。玩半天,交5元钱。”

原来村里有流动电影放映,放的是老电影,现在村里看的人少,放映队也很少来了。老人们的文化生活,一年一次的戏班子演出,成了最隆重的日子。当村里的年轻人玩起了快手抖音不亦乐乎时,冬日的夜晚,老人们最开心的是围在一起烤火,聊天。

比如一些民间轶事:“青龙庙当年被砸了,神婆托梦说,青龙爷哭着说被困在水牢了”。

然而,毋庸置疑,麻将场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他们有了更多娱乐手段。

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村民受益多多。微信群、QQ群这些社交手段,不仅可以获取信息,满足社交需求,促进村民日常生活效能提高和情感的共同维系,还可以加强村民自治、村务管理,促进乡村内部公共空间的信息流动,推动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学者牛耀红基于微观公共领域视角,曾考察了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公共平台。发现村庄微信群这样的数字公共领域,通过虚拟在场,将“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再造社区”,建构了乡村内生秩序,村庄迈向了通过网络公共参与实现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模式。

还有学者发现,网络为农村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传统的以乡村干部为核心的农村意见领袖,正在被以“大V”、“能人”所主导的网络自组织形式所取代。

“关爱美丽家园陈村”微信群的群主晓伟,就是村里有号召力的”能人”,他肯吃苦脑子活络,打工的钱盖起来村里最气派的洋楼。他的微信头像,是他在一个民间组织的兼职:“卡车协会分会长”。他的爱人微信号“野丫头”,现在陪着他一起跑车,路上做她的“在线家政”业务。她常在陈村群里发河南当地的招保姆信息。

我的童年小伙伴小匪,现在是郑州工地上的一名塔吊工,微信群对他很重要。

这十多年,带着“建筑工地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他辗转在上海、浙江、郑州等地。悬在几十层楼高的机车中,他要精准操控,把木材、钢筋等重材料吊送到位。机器坏了,要爬到陡峭的前臂去维修。

“很危险,靠的是手劲,眼神,体力。到四十多岁,这个活工地就不好找了,人家要年轻精力好的”。工作不稳定,小匪说现在找活儿主要靠塔吊微信群,工友们会转发招工消息。“找工作,现在靠微信。看到群里哪里说有活儿,就打电话去问”。

小匪在郑州工地,包住一月工资六七千。工地干活没有点,有时赶工期一天干十多个小时,钱却不多给。不过,他们会选择用脚投票。

“没有啥八小时之说,老板凭良心。哪个老板孬种,这么多塔吊工人群里一发,大家都不去他那工地,看他咋找人”。

2018年五一劳动节,小匪和工友们在微信群商量,和老板们协商谈判加工资。

“塔吊这个工种对工地特别重要,有时要通宵加班,工资却很低,干一天才一两百元。微信群大家说,跟老板谈加钱,不中就一起不干”。

想起村庄没有互联网时发生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和村里几名长辈,开煤窑赔了几十万,走南闯北又开始新的征程。他们去浙江买过羊,从陕西赶回过驴子。有一次,去内蒙古包头送花盆,回来买了100多匹红棕马。他们包了一节火车皮,运到市火车站。村里人去车站,把马赶回来,浩浩荡荡,很是壮观。

“那些内蒙古来的马很烈,训练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给乡亲们犁地”。

爷爷刘保健,去世20年了。我有时会想,如果他健在,会用怎样的互联网方式再运回这100多匹马呢?也许只需要用手机点一点屏幕?

*刘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国家公派留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前央视记者、媒体主编,探村博士联盟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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