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访谈 | 徐晨亮：趁年轻任性一次去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原创 访谈者 生活周刊
徐晨亮
著名评论家。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2003年起供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进入《小说月报》编辑部，2014年起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2018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其编辑的文学作品曾获得众多文学奖项。
在老领导汪惠仁心里，徐晨亮无疑是期刊界的才子，他有着不容忽视的有别于常人的本色与底色；在老同学张莉的眼里，徐晨亮笑容明亮、少年老成，让她想到了那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徐晨亮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著名的实验班，中学只读了四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只有十六岁。
他毕业后回到天津成为一名编辑，年纪轻轻就被选定为“接班人”，主持著名文学期刊《小说月报》，此时让许多人意外的是，他又做出“北上”的决定，成了《中华文学选刊》的执行主编，他给出的理由是，四十岁之前，可以再听从内心的呼唤任性一次，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他说，进入文学编辑这个行当是一个“遇”的过程，他希望能尝试各种方法，把自己更漂亮地安放到这个角色中去。
本期焦点人物 徐晨亮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四十岁之前，
再听从内心的呼唤任性一次，
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青年报：晨亮主编，我去过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院，那栋办公楼上除了你们《中华文学选刊》，还有《当代》杂志社。我当时也没有具体的事情，就想看看这座中国文学的梦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走到楼下，我就被震住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建筑，后来一直在琢磨这座大楼，是不是历史文化保护建筑。
我当时在楼上转了半圈，谁也没有见就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原因是自己非常心虚，这可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地，岂是我等无名之辈溜达的地方？离开时，我钻进了楼下的书店，买了一套《白鹿原》原刊珍藏本。
可以说，陈忠实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中国文学史高地的。我真想象不出来，还有哪位大作家通向文学史的时候，可以绕开这里。我想问的是，你每天出入这里、坐在这里的心情，有没有什么神思遐想？会不会恍惚地“遇到”谁谁谁？
徐晨亮：确实，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的朝内大街166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是具有符号意义的地标。这个院子里，这几栋办公楼，包含编辑部里的桌椅，都见证过“文学史”是如何发生的，想象一下就令人神往，何况有幸身处其中。说到“神思遐想”，我真的有这样的体验。
蒙单位领导照顾，给独自客居异乡的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临时居住，每晚同事下班回家后，我常一个人在楼内游荡。有时夜深人静，会猛然和长居社内的黄猫狭路相逢。人文社的社猫非常神奇，据说会在下班后跑到编辑部办公桌上，翻阅编辑正在处理的稿件。
有位同事曾跟我开玩笑说，也许那是前辈编辑的魂灵化身。我并没有完全把这当成玩笑。曾在这里工作的作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数不胜数，都是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名字，我想，他们关切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院子。后来者所奔忙的一切，也因为这些目光的存在而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身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传承的出版社，后来者为之努力的一切不能只对当下负责，也要放在过去与未来的坐标轴上衡量。
青年报：不少作者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认识你的，而你2018年离开《小说月报》调入《中华文学选刊》，让大家都非常好奇。你曾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这么多年从天津回到北京，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徐晨亮：谢谢。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其实，就连从事编辑工作，原本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中，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和意外契机，把我推到了这样的岗位，有机会主持一份文学杂志。担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的几年让我学到了很多，也让我对自身、对文学期刊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多困惑。当又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意外出现，我发觉或许可以借此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应这些困惑。
有些朋友觉得，《中华文学选刊》在文学界和读者中的影响力远远无法和《小说月报》相比，怀疑我的选择是否明智，我自己当时并没有那么纠结，只是觉得在四十岁之前，还是可以再听从内心的呼唤任性一次，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青年报：说到《小说月报》，确实在行业内影响力深远，你在那里工作肯定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这段工作经历对你具体带来了哪些影响？
徐晨亮：我是2003年来到《小说月报》所隶属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开始几年是做图书编辑，那时做书关注点很驳杂，并不限于文学方向，比如我曾把尘封半个世纪的一部民国学者的中国兵器史稿挖掘出来再版，从日本引进过建筑学大师芦原义信的代表作《街道的美学》，做过一位台湾学者关于《红楼梦》中园林与建筑的跨学科著作，还策划过关于物质文化史和海外汉学的丛书——有些选题事后来看，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前瞻性。
不过2017年6月，领导安排我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社内《小说月报》编辑部，从此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当代文学领域了。事后看来，在月报的经历留给我终身受益的便是“格局”和“眼光”这两点。对于后一点，一些同行或许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月报的选载标准过分偏重故事性和可读性。我自己身在其中，当然也会对此有所警惕和反省，但我仍然认为，月报最宝贵的坚持就在于，相比种种理念、思潮，包含文学界内部变换不定的热点、风向，更关注小说本身与一般读者的互动——其实，文学应当“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本身就是新文学草创期确认的基本精神。
青年报：听得出来，《小说月报》留给你的东西很多。那你自己是哪一年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的？
徐晨亮：2014年5月，前任主编马津海老师因超龄卸任，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被选中接任执行主编。当时我虽已担任过编辑室主任和副主编，但还是团队中较为年轻的一员。要挑起这份几乎与我本人同龄，同时承担着出版社主要收入指标的刊物，可谓一路“如履薄冰”。幸好在马津海老师的倾力指导和刘书棋老师等老编辑的支持下，这次新老交替可谓“无缝衔接”。
那几年在坚守刊物基本审美取向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叙事”等新栏目，关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及各类跨界性的写作实践，不断向外拓展；同时配合当时出版社推动融合发展的布局，开拓期刊品牌的新媒体运营、优质作品影剧版权联动开发、百花奖活动的升级再造等新方向。
例如前段时间热播的网剧《我是余欢水》便是我们版权延伸业务的后续成果之一，在小说原作《如果没有明天》改编为网剧之前，我们曾与北京繁星戏剧村合作，把它搬上话剧舞台，至今演出近两百场。正是在做这些新探索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文学期刊不能把自己变为“期刊文学”的自留地，一方面，很多“期刊文学”圈子之外的作者，其写作往往更切近文学的本源；另一方面，期刊需要超越纸质媒介传播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当中。这些可能也影响到我来到《中华文学选刊》后的办刊思路。
2
我怀着诸多困惑来到朝内大街166号，
在前辈目光的注视下寻找解答的线索。
青年报：你到《中华文学选刊》已经两三年时间了，你适应了这个新岗位了吗？你觉得来到北京工作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徐晨亮：2018年初，我有幸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和同仁的信任，来到北京担任《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的执行主编。在我主持的第一期杂志出刊后，曾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曾有朋友好奇我在新岗位有何‘蓝图’，本期新刊自然无法对此作答，毋宁说，她记录的只是一个年届不惑的文学编辑，面对‘选刊’这样一种也有将近四十年历史之杂志样态的困惑：选刊还能为当代文学做些什么？选刊所承载的文学实践，又如何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有效的触碰？怀着诸如此类的困惑，我来到朝内大街166号，一个能感受到众多前辈目光的所在，寻找解答的线索。
直到在《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创刊号上看到冯牧先生的寄语：‘求真求深，宜精宜新，曲高和众，异彩纷呈’，终于发觉，后来者所有努力的方向，早已涵盖在前人总结出并实践过的这十六字中。就像冰壶球赛场上，要有队员承担刷冰任务，帮助被掷出的冰壶更精准地接近目标——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刷冰员’，让这本刊物自身已具有的高度、格局与丰富可能性，得以更好地敞开、生长、伸展，以至盛放。”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年，虽然在具体工作思路上，想法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总体的心态一如当初。这两年多最大的感触是，因为家人还在天津，两地奔波的日子给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很大压力，比如不能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幼女，让身为人父的我极为愧疚。但身在朝内166号的每一天，我都全力以赴，也把这个新岗位带来的种种预料之中与意想不到的东西，全部当成一种考验和试炼。
青年报：《中华文学选刊》创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份刊物名字里有“中华”二字，显然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国内唯一一份综合性的文学选刊。而你之前工作的《小说月报》是一份类型化的选刊，你怎么看待综合性选刊与类型化选刊的差别？
徐晨亮：在我的理解里，“综合性”当然为这份杂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比较一下文学选刊和原创类刊物。两类刊物都是通过编辑的广泛搜寻、充分挖掘、精心筛选、有效传播，把优秀作家作者推荐给特定的读者群，只不过选刊主要是对已刊发作品做“二次传播”。
但放在国内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中看，原创刊物，包含绝大多数作协文联系统主办的刊物和一部分社办刊物，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依赖市场发行生存，主要依赖外部资助，其评价体系相应地也主要基于“业内标准”，如选载率与各类奖项；而选刊相对而言，更偏向大众性，而非专业性（当然，这一概括并不绝对），所以不能完全将视野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必须要在业内与普通读者之间扮演桥梁，或者说“破壁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可以只为了“理想读者”写作，但文学选刊则要设法吸引“非理想读者”，帮助他们进阶为“理想读者”，这样才能重建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外部世界的鲜活关联，以及更为健康的整体文学生态。
基于这样的观察，可以说，办一份综合性文学选刊更要兼顾不同类型的阅读需求，要成为“立体交叉桥”而非单向的桥梁。尤其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学生产与传播生态中，分众化的趋势，以及文学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已非常明显。用我自己的表述，如果之前办《小说月报》追求的是“雅俗共赏”，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华文学选刊》则试图在更为多样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之间寻找“最小公倍数”。
当然，虽定位为“综合性”刊物，但文学门类如此众多，一本刊物的容量毕竟有限，如果要尽数涵盖，显然会让刊物的内容变得杂乱无章，所以必须确定重点并有所舍弃。我到新杂志工作后，与编辑团队和领导反复讨论，最终提出了“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这样一个描述，并从2019年开始确立了新的栏目布局。
青年报：是的，我发现2019年起改版后的《中华文学选刊》抛开了小说、散文、评论这样常见的以文体划分栏目的布局，而是推出了“聚焦”“实力”“锋锐”“非虚构”“读大家”“行走”“艺见”等栏目。
徐晨亮：对，我们目前的栏目布局确实是基于“跨越文体”的考虑，除了“实力”“锋锐”仍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之外，其他几个栏目则是以内容取向来定位。而在具体挑选作品时，则体现了上面谈到的另外几个“跨越”。具体来说，“跨越代际”，比较好理解，就是要关注老中青不同世代的优秀作家。
可能与外界想象不同，其中投入精力最多的，当然不是关注名家新作，但也不是推荐新人，而是在中间这部分，也就是关注那些已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但尚未被文坛充分认知的实力作家。这个群体才是目前期刊作品的主要来源，阵容庞大，而我们的挑选尤须慎重，不能只看某一篇作品，往往要和作者之前的作品与同类题材作品加以反复比较，这部分工作占据了编辑团队日常工作的大部分精力。
“跨越地域”则是《中华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的特色，即关注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包含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代表。最近两年我们先后选载过朱西甯、黄锦树、黎紫书、黄崇凯、袁哲生、童伟格等人的作品，2019年还特别策划了一个小辑，推荐新世纪之后出国留学或定居的“新世代海外华语作家”倪湛舸、慢先生、二湘、王梆、陈济舟等，他们的作品已与严歌苓、张翎、陈河那一代新移民作家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跨越媒介”指的是把选载范围从原来的文学期刊，延伸到广义的文学图书，包含《读库》《单读》《鲤》等有特色的品牌出版物，进而又扩展至网络，如“豆瓣阅读”“网易·人间”等平台乃至微信公号等自媒体——由于网络作品浩如烟海，这无疑会大大增加编辑工作量，但常常会带来令人惊喜的发现，如近期选自“腾讯大家”的评论《李安摇晃鬼魂，于是许多星星掉落》，选自“GQ报道”的非虚构作品《魔都摆渡人》，选自“骚客文艺”的青年作家孙一圣的读书笔记，选自微信公号的旅法青年诗人张何之关于画家常玉的随笔，就备受读者好评。接下来要出刊的一期，还将推荐在“豆瓣阅读大赛”中获奖的沈阳青年作家黑铁的小说，相信会让大家看到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的“铁西叙事”不同的另一种有活力的东北城市书写。
“跨越类型”，前面曾有所提及，就是要在“期刊文学”的视野之外，发掘更多不同类型的具有活力的书写，谈到这里，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科幻文学，的确，我们这两年推荐过陈楸帆、梁清散、宝树、糖匪、王元、慕明、昼温等新锐科幻作家的小说，但我们推荐的理由不只局限于其中的“科幻点子”，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刷新了我们对于文学本身的认知——假若能抛开种种成见，或许应该说，这些作品最闪光的部分恰恰源于文学调性之纯正，时下许多自居“纯文学”的写法才是类型化的。而除了科幻之外，我们还先后选载过奇幻作家骑桶人，文史学者黄晓丹、李礼，社会学家吕途，跨界作家唐克扬、马伯庸、唐棣的作品，乃至深受时下青年受众喜爱的艺人李诞的小说。前几期我们还专门策划了一个专题，聚焦于蔡皋、邱志杰、熊亮三位当代艺术家不同形态的文字。
3
我希望能尝试各种方法，
把自己更漂亮地
安放到编辑这个角色中去。
青年报：听了你的介绍，感觉目前的《中华文学选刊》视野开阔，内容丰富，体现出鲜明的策划意识。而目前的选刊布局中，我感觉一大亮点就是增加了文化思潮的关注力度，专门在每期开篇设置了“聚焦”栏目，在文学与社会之间找到了一个思考问题的结合点，而且这个点都是非常敏锐的，是有穿透力的，而且跨出了文学界。
比如2019年第11期，以“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为题，从科技热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你能帮我们解读一下设置这个栏目的初衷吗？
徐晨亮：把“聚焦”栏目放在每期的最开头，主要是为了突显选刊的媒体属性。文学期刊过去被定义为刊发作品的平台或载体，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一种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而正如我们看到的，纸质期刊作为“载体”正在逐渐弱化，不少有活力的写作者已不再把传统文学杂志作为发表作品的首选路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更有必要强调文学期刊的媒体属性。
尤其是文学选刊，应该成为有独特价值观，兼具信息整合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文学媒体，帮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流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为此，必须加强介入文学现场的深度、广度与策划含量。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策划了“聚焦”这一栏目。
“聚焦”的对象，可能是某位现象级作家或某部现象级作品，比如2019年改版后的第二期，我们就推出了“刘慈欣宇宙”这样一个专题，选载了刘慈欣的新作，配发作家龙一等人的点评，加上黄德海先生关于《三体》的深度评论，推出后恰逢春节期间《流浪地球》热映，这个专题里的内容被不少媒体转发。之后我们还先后推出了李洱《应物兄》和冯骥才、迟子建等重要作家的深度专题。
“聚焦”栏目的第二类内容，就是特定类型作品的小辑，比如前面提到的“新海外华语作家小辑”“当代艺术家的文字异境”，今年上半年还做了抗疫作品的专题。第三类内容，就像你提到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讨论某一具有时代性的话题。
关于“人工智能”这个专题，灵感来源于人民大学杨庆祥教授策划的一次“联合文学课堂”讨论，各位讨论者已经从“微软小冰写诗”这一现象的争鸣，往前推展了一步，以人工智能写作为“镜像”，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
在我看来，围绕“人工智能”与文学的讨论中不能盲目夸大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的冲击，也不要将技术与文学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倾听不同背景的发言，所以就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除了选载上述讨论会的内容和与会者的文章，还特别邀约到微软小冰首席科学家宋睿华老师、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走走老师与博士论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北师大耿弘明同学的文章。
青年报：我们聊到你们的“聚焦”栏目，发现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可见你们真是摸准了时代的穴位。你们最近一期的话题是“创意写作”。现在这种创意写作班特别多，作家是能“教”出来的吗？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徐晨亮：谢谢您的评价，试图发现具有时代穴位性质的话题，确实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在选题的具体策划过程中，我们则希望不只是“点到为止”，而是能呈现话题的不同层次，提供给读者启发甚至刺激。
像您说到的“写作的教与学”这个专题，我们寻求的不是回答“作家能否培养”，而是打开问题的多个面向，如可以分享的文学知识与无法量化的文学创意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源自海外的学科理念与操作方式，怎样和中国文学语境对接？工作坊与写作课所提供的启迪，和写作者在自我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有何差别？当创意写作专业走出的作家集聚为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否会带来某些具有现象性的新变？所以我们选载了一组从“教”的角度切入的文章，来自第一线的创意写作教师和研究者，又邀约了多位在不同高校接受创意写作专业教育的作者，以“笔谈”形式提供来自学生的观察。
这样的栏目设计，已经不只是平面地呈现某个话题或某种现象，我们希望以专题策划，介入当下文学生产的现场当中，参与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去年我们“聚焦”栏目推出的“当代青年问卷调查”，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关于这次问卷，我之前在别的场合已经谈过多次，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下一期我们的“聚焦”栏目，还有一个有时代色彩的新主题，关注在各种诉诸听觉的新媒体，如线上演讲、有声文学课以及主题播客中，人们会如何谈论文学，期待朋友们到时关注。
青年报：我们提到你的双重身份，我们想知道的是，编辑家和评论家这两个人在你的身上是怎么相处的，他们两个人之间会彼此交谈和打架吗？
徐晨亮：谢谢您的鼓励，我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写过一些评论性质的文章，但真的不敢自称评论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职业文学编辑”而已。正因为是“职业编辑”，所以可以服务不同属性的杂志，并基于不同杂志的特色，延展出不同的可能性。我甚至很认真地考虑过，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女性文学杂志，如果要我来编一份，应该如何做，可是后来想到，出于人们的心理惯性，可能还是觉得这样的工作由女性编辑来完成比较妥当。哈哈，这算是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吧。
青年报：我最近看到你的一个介绍，才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诗人。我们非常好奇，你写过多久的诗？你年轻时候的理想不会是诗人吧？
徐晨亮：在我的文学青年时期确实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以至于后来做了小说编辑之后，还有一些身份上的错位，因为内心最深处的认同感已经交付了诗歌。不过说到写作，我想可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开始写作的时候，渴望听到读者的回应；而对于目前的我而言，那只是一种私人的癖好，或者说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与是否要发表出来无关。
青年报：我们回到开始，你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清华有哪些人物和故事让你至今难忘，甚至影响了你的整个人生？
徐晨亮：清华确实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故乡。不过，我越来越觉得，相对于通过回顾过往的经历来确认自己是谁，更迫切的是，通过持久地自我清理，消除掉之前的各种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带给当下自我的限制。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认识自我，而是改变自我。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非常向往“随遇而安”——这里的“安”不是形容某种安定的状态，而是指那个把自己安放下来的动态过程。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环境和位置，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来到任何一个新的位置，安放自我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自我的改造，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试着改造一下所置身的环境，让自我能够更安妥地融入其中。进入文学编辑这个行当，就是我的“遇”，我希望能尝试各种方法，把自己更漂亮地安放到这个角色中去。
作者：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著名评论家。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2003年起供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进入《小说月报》编辑部，2014年起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2018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其编辑的文学作品曾获得众多文学奖项。
在老领导汪惠仁心里，徐晨亮无疑是期刊界的才子，他有着不容忽视的有别于常人的本色与底色；在老同学张莉的眼里，徐晨亮笑容明亮、少年老成，让她想到了那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徐晨亮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著名的实验班，中学只读了四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只有十六岁。
他毕业后回到天津成为一名编辑，年纪轻轻就被选定为“接班人”，主持著名文学期刊《小说月报》，此时让许多人意外的是，他又做出“北上”的决定，成了《中华文学选刊》的执行主编，他给出的理由是，四十岁之前，可以再听从内心的呼唤任性一次，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他说，进入文学编辑这个行当是一个“遇”的过程，他希望能尝试各种方法，把自己更漂亮地安放到这个角色中去。
本期焦点人物 徐晨亮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四十岁之前，
再听从内心的呼唤任性一次，
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青年报：晨亮主编，我去过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院，那栋办公楼上除了你们《中华文学选刊》，还有《当代》杂志社。我当时也没有具体的事情，就想看看这座中国文学的梦工厂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走到楼下，我就被震住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建筑，后来一直在琢磨这座大楼，是不是历史文化保护建筑。
我当时在楼上转了半圈，谁也没有见就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原因是自己非常心虚，这可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地，岂是我等无名之辈溜达的地方？离开时，我钻进了楼下的书店，买了一套《白鹿原》原刊珍藏本。
可以说，陈忠实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中国文学史高地的。我真想象不出来，还有哪位大作家通向文学史的时候，可以绕开这里。我想问的是，你每天出入这里、坐在这里的心情，有没有什么神思遐想？会不会恍惚地“遇到”谁谁谁？
徐晨亮：确实，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的朝内大街166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是具有符号意义的地标。这个院子里，这几栋办公楼，包含编辑部里的桌椅，都见证过“文学史”是如何发生的，想象一下就令人神往，何况有幸身处其中。说到“神思遐想”，我真的有这样的体验。
蒙单位领导照顾，给独自客居异乡的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临时居住，每晚同事下班回家后，我常一个人在楼内游荡。有时夜深人静，会猛然和长居社内的黄猫狭路相逢。人文社的社猫非常神奇，据说会在下班后跑到编辑部办公桌上，翻阅编辑正在处理的稿件。
有位同事曾跟我开玩笑说，也许那是前辈编辑的魂灵化身。我并没有完全把这当成玩笑。曾在这里工作的作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数不胜数，都是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名字，我想，他们关切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院子。后来者所奔忙的一切，也因为这些目光的存在而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身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历史传承的出版社，后来者为之努力的一切不能只对当下负责，也要放在过去与未来的坐标轴上衡量。
青年报：不少作者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认识你的，而你2018年离开《小说月报》调入《中华文学选刊》，让大家都非常好奇。你曾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这么多年从天津回到北京，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徐晨亮：谢谢。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我。其实，就连从事编辑工作，原本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之中，是一连串的阴差阳错和意外契机，把我推到了这样的岗位，有机会主持一份文学杂志。担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的几年让我学到了很多，也让我对自身、对文学期刊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多困惑。当又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意外出现，我发觉或许可以借此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去回应这些困惑。
有些朋友觉得，《中华文学选刊》在文学界和读者中的影响力远远无法和《小说月报》相比，怀疑我的选择是否明智，我自己当时并没有那么纠结，只是觉得在四十岁之前，还是可以再听从内心的呼唤任性一次，看看不一样的天空。
徐晨亮：我是2003年来到《小说月报》所隶属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开始几年是做图书编辑，那时做书关注点很驳杂，并不限于文学方向，比如我曾把尘封半个世纪的一部民国学者的中国兵器史稿挖掘出来再版，从日本引进过建筑学大师芦原义信的代表作《街道的美学》，做过一位台湾学者关于《红楼梦》中园林与建筑的跨学科著作，还策划过关于物质文化史和海外汉学的丛书——有些选题事后来看，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前瞻性。
不过2017年6月，领导安排我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社内《小说月报》编辑部，从此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当代文学领域了。事后看来，在月报的经历留给我终身受益的便是“格局”和“眼光”这两点。对于后一点，一些同行或许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月报的选载标准过分偏重故事性和可读性。我自己身在其中，当然也会对此有所警惕和反省，但我仍然认为，月报最宝贵的坚持就在于，相比种种理念、思潮，包含文学界内部变换不定的热点、风向，更关注小说本身与一般读者的互动——其实，文学应当“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本身就是新文学草创期确认的基本精神。
青年报：听得出来，《小说月报》留给你的东西很多。那你自己是哪一年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的？
徐晨亮：2014年5月，前任主编马津海老师因超龄卸任，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被选中接任执行主编。当时我虽已担任过编辑室主任和副主编，但还是团队中较为年轻的一员。要挑起这份几乎与我本人同龄，同时承担着出版社主要收入指标的刊物，可谓一路“如履薄冰”。幸好在马津海老师的倾力指导和刘书棋老师等老编辑的支持下，这次新老交替可谓“无缝衔接”。
那几年在坚守刊物基本审美取向的基础上，通过“开放叙事”等新栏目，关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及各类跨界性的写作实践，不断向外拓展；同时配合当时出版社推动融合发展的布局，开拓期刊品牌的新媒体运营、优质作品影剧版权联动开发、百花奖活动的升级再造等新方向。
例如前段时间热播的网剧《我是余欢水》便是我们版权延伸业务的后续成果之一，在小说原作《如果没有明天》改编为网剧之前，我们曾与北京繁星戏剧村合作，把它搬上话剧舞台，至今演出近两百场。正是在做这些新探索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文学期刊不能把自己变为“期刊文学”的自留地，一方面，很多“期刊文学”圈子之外的作者，其写作往往更切近文学的本源；另一方面，期刊需要超越纸质媒介传播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当中。这些可能也影响到我来到《中华文学选刊》后的办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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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诸多困惑来到朝内大街166号，
在前辈目光的注视下寻找解答的线索。
青年报：你到《中华文学选刊》已经两三年时间了，你适应了这个新岗位了吗？你觉得来到北京工作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徐晨亮：2018年初，我有幸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和同仁的信任，来到北京担任《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的执行主编。在我主持的第一期杂志出刊后，曾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曾有朋友好奇我在新岗位有何‘蓝图’，本期新刊自然无法对此作答，毋宁说，她记录的只是一个年届不惑的文学编辑，面对‘选刊’这样一种也有将近四十年历史之杂志样态的困惑：选刊还能为当代文学做些什么？选刊所承载的文学实践，又如何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有效的触碰？怀着诸如此类的困惑，我来到朝内大街166号，一个能感受到众多前辈目光的所在，寻找解答的线索。
直到在《中华文学选刊》1993年创刊号上看到冯牧先生的寄语：‘求真求深，宜精宜新，曲高和众，异彩纷呈’，终于发觉，后来者所有努力的方向，早已涵盖在前人总结出并实践过的这十六字中。就像冰壶球赛场上，要有队员承担刷冰任务，帮助被掷出的冰壶更精准地接近目标——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刷冰员’，让这本刊物自身已具有的高度、格局与丰富可能性，得以更好地敞开、生长、伸展，以至盛放。”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年，虽然在具体工作思路上，想法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总体的心态一如当初。这两年多最大的感触是，因为家人还在天津，两地奔波的日子给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很大压力，比如不能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幼女，让身为人父的我极为愧疚。但身在朝内166号的每一天，我都全力以赴，也把这个新岗位带来的种种预料之中与意想不到的东西，全部当成一种考验和试炼。
徐晨亮：在我的理解里，“综合性”当然为这份杂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比较一下文学选刊和原创类刊物。两类刊物都是通过编辑的广泛搜寻、充分挖掘、精心筛选、有效传播，把优秀作家作者推荐给特定的读者群，只不过选刊主要是对已刊发作品做“二次传播”。
但放在国内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中看，原创刊物，包含绝大多数作协文联系统主办的刊物和一部分社办刊物，因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依赖市场发行生存，主要依赖外部资助，其评价体系相应地也主要基于“业内标准”，如选载率与各类奖项；而选刊相对而言，更偏向大众性，而非专业性（当然，这一概括并不绝对），所以不能完全将视野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必须要在业内与普通读者之间扮演桥梁，或者说“破壁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可以只为了“理想读者”写作，但文学选刊则要设法吸引“非理想读者”，帮助他们进阶为“理想读者”，这样才能重建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外部世界的鲜活关联，以及更为健康的整体文学生态。
基于这样的观察，可以说，办一份综合性文学选刊更要兼顾不同类型的阅读需求，要成为“立体交叉桥”而非单向的桥梁。尤其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学生产与传播生态中，分众化的趋势，以及文学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已非常明显。用我自己的表述，如果之前办《小说月报》追求的是“雅俗共赏”，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华文学选刊》则试图在更为多样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之间寻找“最小公倍数”。
当然，虽定位为“综合性”刊物，但文学门类如此众多，一本刊物的容量毕竟有限，如果要尽数涵盖，显然会让刊物的内容变得杂乱无章，所以必须确定重点并有所舍弃。我到新杂志工作后，与编辑团队和领导反复讨论，最终提出了“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这样一个描述，并从2019年开始确立了新的栏目布局。
青年报：是的，我发现2019年起改版后的《中华文学选刊》抛开了小说、散文、评论这样常见的以文体划分栏目的布局，而是推出了“聚焦”“实力”“锋锐”“非虚构”“读大家”“行走”“艺见”等栏目。
徐晨亮：对，我们目前的栏目布局确实是基于“跨越文体”的考虑，除了“实力”“锋锐”仍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之外，其他几个栏目则是以内容取向来定位。而在具体挑选作品时，则体现了上面谈到的另外几个“跨越”。具体来说，“跨越代际”，比较好理解，就是要关注老中青不同世代的优秀作家。
可能与外界想象不同，其中投入精力最多的，当然不是关注名家新作，但也不是推荐新人，而是在中间这部分，也就是关注那些已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但尚未被文坛充分认知的实力作家。这个群体才是目前期刊作品的主要来源，阵容庞大，而我们的挑选尤须慎重，不能只看某一篇作品，往往要和作者之前的作品与同类题材作品加以反复比较，这部分工作占据了编辑团队日常工作的大部分精力。
“跨越地域”则是《中华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的特色，即关注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包含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代表。最近两年我们先后选载过朱西甯、黄锦树、黎紫书、黄崇凯、袁哲生、童伟格等人的作品，2019年还特别策划了一个小辑，推荐新世纪之后出国留学或定居的“新世代海外华语作家”倪湛舸、慢先生、二湘、王梆、陈济舟等，他们的作品已与严歌苓、张翎、陈河那一代新移民作家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跨越媒介”指的是把选载范围从原来的文学期刊，延伸到广义的文学图书，包含《读库》《单读》《鲤》等有特色的品牌出版物，进而又扩展至网络，如“豆瓣阅读”“网易·人间”等平台乃至微信公号等自媒体——由于网络作品浩如烟海，这无疑会大大增加编辑工作量，但常常会带来令人惊喜的发现，如近期选自“腾讯大家”的评论《李安摇晃鬼魂，于是许多星星掉落》，选自“GQ报道”的非虚构作品《魔都摆渡人》，选自“骚客文艺”的青年作家孙一圣的读书笔记，选自微信公号的旅法青年诗人张何之关于画家常玉的随笔，就备受读者好评。接下来要出刊的一期，还将推荐在“豆瓣阅读大赛”中获奖的沈阳青年作家黑铁的小说，相信会让大家看到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的“铁西叙事”不同的另一种有活力的东北城市书写。
“跨越类型”，前面曾有所提及，就是要在“期刊文学”的视野之外，发掘更多不同类型的具有活力的书写，谈到这里，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科幻文学，的确，我们这两年推荐过陈楸帆、梁清散、宝树、糖匪、王元、慕明、昼温等新锐科幻作家的小说，但我们推荐的理由不只局限于其中的“科幻点子”，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刷新了我们对于文学本身的认知——假若能抛开种种成见，或许应该说，这些作品最闪光的部分恰恰源于文学调性之纯正，时下许多自居“纯文学”的写法才是类型化的。而除了科幻之外，我们还先后选载过奇幻作家骑桶人，文史学者黄晓丹、李礼，社会学家吕途，跨界作家唐克扬、马伯庸、唐棣的作品，乃至深受时下青年受众喜爱的艺人李诞的小说。前几期我们还专门策划了一个专题，聚焦于蔡皋、邱志杰、熊亮三位当代艺术家不同形态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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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尝试各种方法，
把自己更漂亮地
安放到编辑这个角色中去。
青年报：听了你的介绍，感觉目前的《中华文学选刊》视野开阔，内容丰富，体现出鲜明的策划意识。而目前的选刊布局中，我感觉一大亮点就是增加了文化思潮的关注力度，专门在每期开篇设置了“聚焦”栏目，在文学与社会之间找到了一个思考问题的结合点，而且这个点都是非常敏锐的，是有穿透力的，而且跨出了文学界。
比如2019年第11期，以“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为题，从科技热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你能帮我们解读一下设置这个栏目的初衷吗？
徐晨亮：把“聚焦”栏目放在每期的最开头，主要是为了突显选刊的媒体属性。文学期刊过去被定义为刊发作品的平台或载体，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一种传播文学价值观的媒体。而正如我们看到的，纸质期刊作为“载体”正在逐渐弱化，不少有活力的写作者已不再把传统文学杂志作为发表作品的首选路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更有必要强调文学期刊的媒体属性。
尤其是文学选刊，应该成为有独特价值观，兼具信息整合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文学媒体，帮助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流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部分，为此，必须加强介入文学现场的深度、广度与策划含量。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策划了“聚焦”这一栏目。
“聚焦”的对象，可能是某位现象级作家或某部现象级作品，比如2019年改版后的第二期，我们就推出了“刘慈欣宇宙”这样一个专题，选载了刘慈欣的新作，配发作家龙一等人的点评，加上黄德海先生关于《三体》的深度评论，推出后恰逢春节期间《流浪地球》热映，这个专题里的内容被不少媒体转发。之后我们还先后推出了李洱《应物兄》和冯骥才、迟子建等重要作家的深度专题。
“聚焦”栏目的第二类内容，就是特定类型作品的小辑，比如前面提到的“新海外华语作家小辑”“当代艺术家的文字异境”，今年上半年还做了抗疫作品的专题。第三类内容，就像你提到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文学”，讨论某一具有时代性的话题。
关于“人工智能”这个专题，灵感来源于人民大学杨庆祥教授策划的一次“联合文学课堂”讨论，各位讨论者已经从“微软小冰写诗”这一现象的争鸣，往前推展了一步，以人工智能写作为“镜像”，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
在我看来，围绕“人工智能”与文学的讨论中不能盲目夸大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的冲击，也不要将技术与文学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倾听不同背景的发言，所以就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除了选载上述讨论会的内容和与会者的文章，还特别邀约到微软小冰首席科学家宋睿华老师、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走走老师与博士论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北师大耿弘明同学的文章。
徐晨亮：谢谢您的评价，试图发现具有时代穴位性质的话题，确实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在选题的具体策划过程中，我们则希望不只是“点到为止”，而是能呈现话题的不同层次，提供给读者启发甚至刺激。
像您说到的“写作的教与学”这个专题，我们寻求的不是回答“作家能否培养”，而是打开问题的多个面向，如可以分享的文学知识与无法量化的文学创意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源自海外的学科理念与操作方式，怎样和中国文学语境对接？工作坊与写作课所提供的启迪，和写作者在自我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有何差别？当创意写作专业走出的作家集聚为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否会带来某些具有现象性的新变？所以我们选载了一组从“教”的角度切入的文章，来自第一线的创意写作教师和研究者，又邀约了多位在不同高校接受创意写作专业教育的作者，以“笔谈”形式提供来自学生的观察。
这样的栏目设计，已经不只是平面地呈现某个话题或某种现象，我们希望以专题策划，介入当下文学生产的现场当中，参与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去年我们“聚焦”栏目推出的“当代青年问卷调查”，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关于这次问卷，我之前在别的场合已经谈过多次，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下一期我们的“聚焦”栏目，还有一个有时代色彩的新主题，关注在各种诉诸听觉的新媒体，如线上演讲、有声文学课以及主题播客中，人们会如何谈论文学，期待朋友们到时关注。
青年报：我们提到你的双重身份，我们想知道的是，编辑家和评论家这两个人在你的身上是怎么相处的，他们两个人之间会彼此交谈和打架吗？
徐晨亮：谢谢您的鼓励，我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写过一些评论性质的文章，但真的不敢自称评论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职业文学编辑”而已。正因为是“职业编辑”，所以可以服务不同属性的杂志，并基于不同杂志的特色，延展出不同的可能性。我甚至很认真地考虑过，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女性文学杂志，如果要我来编一份，应该如何做，可是后来想到，出于人们的心理惯性，可能还是觉得这样的工作由女性编辑来完成比较妥当。哈哈，这算是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吧。
青年报：我最近看到你的一个介绍，才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诗人。我们非常好奇，你写过多久的诗？你年轻时候的理想不会是诗人吧？
徐晨亮：在我的文学青年时期确实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以至于后来做了小说编辑之后，还有一些身份上的错位，因为内心最深处的认同感已经交付了诗歌。不过说到写作，我想可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开始写作的时候，渴望听到读者的回应；而对于目前的我而言，那只是一种私人的癖好，或者说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与是否要发表出来无关。
青年报：我们回到开始，你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清华有哪些人物和故事让你至今难忘，甚至影响了你的整个人生？
徐晨亮：清华确实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故乡。不过，我越来越觉得，相对于通过回顾过往的经历来确认自己是谁，更迫切的是，通过持久地自我清理，消除掉之前的各种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带给当下自我的限制。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认识自我，而是改变自我。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非常向往“随遇而安”——这里的“安”不是形容某种安定的状态，而是指那个把自己安放下来的动态过程。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环境和位置，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来到任何一个新的位置，安放自我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自我的改造，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试着改造一下所置身的环境，让自我能够更安妥地融入其中。进入文学编辑这个行当，就是我的“遇”，我希望能尝试各种方法，把自己更漂亮地安放到这个角色中去。
作者：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