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利辉
锄把在没安锄头前，称之为棍，在我们乡下，只能用来抬东西。我家原有一根抬水棍，青冈木的，柔韧性很好，我常用之习武，叫它五尺棍。
我们村自古就有习武的风尚。村外有一处土围子，虽则残垣断壁，但依然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座坚固的土城。土城面临渭水，背靠秦岭，高踞在悬崖上。农闲了，村中子弟就在此练拳习武。村里的武师是个生产队长，最擅长棍术，他尊赵匡胤为祖师，教我们五尺棍法。闲时，给大伙儿讲《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农忙了，喊我们把五尺棍安在锄头上，去生产队挖地锄草。
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物资统购统销。棍由供销社收购销售，生产队把进山掮棍作为一项副业。掮棍是村民把秦岭里砍的棍掮回供销社，由供销社给村上付运费，生产队再给掮棍的社员计工分。我少年时，常跟了大人们去秦岭里掮棍，能挣半个工分。
掮棍的地方在秦岭通峪的十八盘坡，坡下有个野猪沟砍棍场。沟中树木多是青冈木，结实耐用，柔韧性好，很适合做锄把锨把叉把。砍棍场的山民，人人腰里别一把斧头或勾刀，刀砍斧斫下去，一棵小树就给撂倒了。砍树伤春，当地人因之有忌讳，把斧头叫作“四六”，勾刀叫“向杆”，不能直呼其名。砍下的树，截成五尺齐，砍棍人就去捡些枯枝烂叶，笼起一堆篝火，将弯把溜格的棍放在火上烤软；然后将棍的一头夹在石头缝里，扳住另一头撬折。这样一晃一晃地拧巴，一根棍就整端直了。沟底离山涧较远，砍棍人被烟熏火燎，一个个灰尘满面，两手如炭，亦无暇洗浴。相比掮棍就轻省多了，我仿照同村人，将一捆棍绑成A字形状，中间弄了条横担；脱下棉袄当护肩，把头夹在中间，扛起棍就上了十八盘坡。领头人一声吆喝，人齐了，村人结伙往回赶路。
秦岭中时有野狼出没，大伙儿跟着一起，相互都有个照应。半夜踏着明晃晃的月光，山路不算难走。掮棍的乡亲们饿了，吃一口自带的干馍，渴了喝一口溪水；走累了，就靠着大石头或石崖，放下肩上的重担，用手里拿的打拄棍撑住身体。这根棍，路险的地方可以拄着当拐杖，换肩时可搭把手，还能用来防身。
我们走快了，天擦黑就能到家；倘有体力不支或掉队的，得等上半天，常常是三更半夜才到家。村里的狗叫了，女人们就知道掮棍的人回来了。各家的头门吱扭一声开了，赶紧迎进来。男人卸下重担，女人烧水做饭，折腾到后半夜才能安歇。妇女们都很支持男人进山掮棍，因走山路费鞋，她们常会多纳几双。进山前，给丈夫的褡裢里装一双备用布鞋。冬天，将纳好的千层底请铁匠钉上扒钉，如同给马钉掌一般，遇到青冰路，掮棍人就不怕滑倒了。
她们的女红很好，裁剪缝补刺绣，样样拿得出手。因而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时，她们便从陪嫁的包袱中，挑出些自织的土布和旧衣服来，叫男人们拿去背粮。所谓“背粮”，就是到秦岭山区拿衣服换粮食。山区不种棉花，妇女不会纺线织布，缝纫的技艺也比关中妇女差；但秦岭山区人少地多，粮食反而比关中充裕。于是，就有了与关中人以粮换衣的民间交易。这种互通有无的交易，每逢年馑就活跃起来。
我曾亲眼目睹，一天深夜，母亲把十几件土布褂子和长裤拿出来，摊在炕上让父亲一一过目，然后叠在一起，包在一个蓝布包袱里。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背着这个包袱，还有一条长麻袋，手拿一个丁字形的木制“搭拐”出门了。父亲和几个同村人一起向西出发，几天后，他们背着圆鼓鼓的麻袋回来了，麻袋里装的是几斗玉米。听父亲讲，他们到了留坝县，就用那些布和衣服跟当地人换了玉米。从留坝到故乡，山路蜿蜒曲折，将近360里路。去时轻松，回来时背着一百多斤的粮食，爬山越涧，每天只能走六七十里。在山路上，父亲和同伴走一阵，就把背的粮食放在土塄岩石上歇一阵。到了平川道，每走一二里，那只“搭拐”就派上了用场。把搭拐支在屁股后头，将背着的麻袋放在搭拐的横木上，权作歇息。肚子饿了，遇到住家，便央求人家借锅借灶，从麻袋里抓出几把玉米，用清水煮了吃。就这样一步一捱，披星戴月，终于回到了家。几天不见，父亲眼窝深陷，人瘦了一大圈。
1979年，我们村每家每户分了地，村里人掮棍背粮的事，才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在我的心目中，秦岭永远是父亲山，渭河是母亲河。天大的困难压不垮山的脊梁，亦阻不住东去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