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蝙蝠侠：一个不断被解构和重新演绎的，流动的经典角色
蝙蝠侠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亦正亦邪的角色，在救世时的伟大和内心的黑暗过往都是这个角色的一部分。它既是美国现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代表‘自救’和‘他救’，化悲伤为力量的典型，也是一个不断被解构和重新演绎的，流动的经典角色。
蝙蝠侠富可敌国，却被看作坚毅的平民英雄，它身手不凡，却被看作为不向命运低头的普通人民代言的时代符号。他成功诞生于漫画时代，活跃于电影时代，仍然不断刷新于现今的短视频和流量时代，更是世界各地漫展的常客。我们阅读蝙蝠侠以及他背后的文化现象，从客观角度讲，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从更广阔的角度讲，也是了解为什么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虚构的‘英雄’来分泌多巴胺，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加油。所以，了解蝙蝠侠背后的故事，也是了解人性长期的心理需求的一个窗口。
本书从 1939 一路走到 2004，再无限延伸到现在，展望未来，讨论蝙蝠侠一角在人们心目中经历不同时代，所留下的不同痕迹。
让人民忘记他富豪身份的‘类平民英雄’
“蝙蝠侠是我们中的一员，”我的朋友是个铁杆漫迷，当我把写作本书的计划告诉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没有超能力，只有坚韧不拔的勇气与超人一等的决心。他是个普通人，他能让我产生共鸣。”
在那些经常谈及超级英雄的群体中，这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我们坐在餐桌前，服务生刚刚把点的食物端上来。“你和我，”他拿起薯条，分别指向了我和他，说道，“都可以成为蝙蝠侠。”
而事实是：我们真的不能。
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可以。
在讷客和普通人群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倾向：忽视了作为蝙蝠侠的亿万富翁的秘密身份。然而事实是：蝙蝠侠真正的超能力就是他巨可敌国的财富。在所有蝙蝠侠故事里，财富在剧情中的作用是将不可能化作有可能。对于他来说，财富即是魔力。
然而，极少有粉丝在将自己代入蝙蝠侠角色时，会意识到社会经济因素在故事中发挥的作用，很多人甚至都不将财富视作该角色的核心要素。
只有庞大到无法想象的财富才能让蝙蝠侠孤身作战、打击犯罪的战争成为可能。而这样想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而这似乎又回到了经年不衰而又独特非凡的美国梦——只要你的渴望足够强烈，任何人都可以腰缠万贯，富到流油。
这种信念与讷客中最懒惰群体的狂野想象和虚幻执念如出一辙，即认为只要长期坚持做仰卧起坐，就可以练成蝙蝠侠。
这就是蝙蝠侠与他其他超级英雄伙伴最大的不同：超级英雄所代表的应是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并且我们深知这一点；而这大概就是超级英雄存在的意义。
而蝙蝠侠的普通人身份所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不管是否有意，我们必然会试图将自己与蝙蝠侠作比较，无法制止心中不断涌出的成为蝙蝠侠的渴望。在健体养生广告里，在夸夸其谈的塑形饮食广告里，我们永远处在“使用前”的照片里，而他，蝙蝠侠，总是身居“使用后”。
当然，我们与蝙蝠侠之间的距离，绝不仅仅是几张健身光碟。不管蝙蝠侠粉丝们如何声称，他们对这个角色产生强烈亲切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蝙蝠侠作为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身份。而是蝙蝠侠这个人物形象设定中的某种特质，深藏在角色精髓之中，触动着他们，感召着他们。
粉丝对蝙蝠侠产生的感同身受的代入感不是那场塑造了他的悲剧——他父母被残忍地杀害——而是他对此做出的一意孤行的决断。
这就是：他的誓言。
年轻的布鲁斯·韦恩是在1939年《侦探漫画》第33辑首次许下这个誓言，而他第一次登场则是在几个月前的第27辑《侦探漫画》，作者花了七辑的时间才编撰出起源故事，尽管有一辑相当敷衍，只草草地画了12格。
目睹自己的双亲被射杀，年幼的布鲁斯·韦恩在烛光前立誓：“以父母之灵发誓，我要用一辈子来追杀所有罪犯，为父母复仇。”
这个誓言在他唇间一字一字地吐露出来，显得荒谬可笑，恐怕也只有孩子才会说出这种夸大其词、不着边际的话。
而这正是这个誓言的力量所在。
这个誓言是一种抉择，是意志的体现，是人间惨剧之后深思熟虑的果决。更关键的是，它也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毕竟，正是这二十四个字赋予了蝙蝠侠以终生使命，促使他矢志不渝地踏上拯救他人命运的道路。正是这个原因，尽管这个角色浑身沾染着黑暗的气息，他从过去到现在却一直是希望的化身，而非愤怒的化身。他相信自己会是变革的推动者。他是简单而无可替代的、“到此为止”的乐观精神活生生的例子。
但在20世纪70年代，蝙蝠侠的童年誓言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布鲁斯进入了青春期。
20世纪60年代末掀起了一场肤浅的蝙蝠侠狂热潮，对这个角色造成了严重损害。因而蝙蝠侠漫画作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拼命修复被损坏的蝙蝠侠形象。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人们对亚当·韦斯特演绎的滑稽可笑的披风斗士的抗议，一手缔造了如今大众想象里阴暗冷酷的蝙蝠侠，换言之，没有他，也就没有现在的蝙蝠侠。
后蝙蝠侠狂热时代，作者对漫画做出的改变显而易见，比如抹去神奇小子罗宾，让蝙蝠侠重归当初孤身作战的义警。同时，他与犯罪分子无休无止的斗争（即使是在他最古怪的星际探险旅程中，这也仍是角色的一部分），也与20世纪70年代泛滥的流行心理学融合在了一起。蝙蝠侠背景故事的关键元素，长期以来只是不登台面的潜台词，现在却变成了每一期中当仁不让的核心信息：他的童年誓言化成了心理执念。
在20世纪80年代，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等作者更进一步，将蝙蝠侠的执念塑造成对反社会暴力分子的研究。
点燃少年心的黑色英雄梦
起初40年间，超级英雄的确是在满足儿童的梦想：不仅要强，不仅要快，还要天下第一——对于蝙蝠侠而言，就是要天下第一聪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漫画不是没有感情，它们流露出的恰恰是小学操场上最基础最原生的感情——快乐、愤怒、悲伤、嫉妒——这些感情随着情节发展迸发出来：罗宾怀疑蝙蝠侠要用蝙蝠女侠换掉自己，不开心，哭！
直到20世纪60年代，斯坦·李（Stan Lee）、杰克·科比（Jack Kirby）和史蒂夫·迪特科（Steve Ditko）创作出一批全新的漫威英雄，漫画内容开始变得细腻起来，少年们更微妙的情感波动进入了漫画世界：自责（蜘蛛侠），羞耻（石头人），被孤立（X战警）。更重要的是，这些情感不是单纯的表面反应，而是深入地挖掘了英雄们的内心。突然间，超级英雄有了人格。
超级英雄一旦拥有全新的感情和个性，就要承接读者们更为抽象的期望，仅仅跑得快飞得远已经不够了：这些英雄开始追求女友，承担职责，寻求人们的认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少年读者们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
就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漫威英雄的少年意气一度席卷超级英雄世界，70年代老牌漫画公司“大内收”也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助推。时至80年代末，蝙蝠侠已不再是言传身教的披风警察，而是一个沉默、偏执的孤胆客，或是一个郁郁寡欢的精神分裂者。
20世纪90年代初，当烫金版、浮雕版、手绘版封面的漫画以空前的规模蜂拥上书架，刚刚步入超级英雄圈子的少年读者们也不再是潜在顾客了，他们的呼声日益欢乐张扬。
此时的漫画文化，以过量的视觉荷尔蒙刺激为基础，充斥着厚实、肿胀、血管突起的肉体美学，它的前身是80年代兴盛的施瓦辛格式肌肉男形象。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们个个都像惩罚者，浑身上下披挂满古怪的枪械；那么新时代英雄的惩治手段就更丰富了，他们用刀锋，用炮筒残暴地伸张着正义，敌方非瘫即残，再生侠（Spawn）、死侍（Deadpool）、榴霰弹（Shrapnel）、锁链（Cable）、喋血士（Bloodsport）、血性少年（Youngblood）、机体战队（Cyberforce）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角色。One Batman analogue named Shadowhawk, for example, routinely maimed and paralyzed his foes.
要吸引1992年的人们看漫画，就得重点关照一下被青春期男性荷尔蒙驱动着的十三岁男孩们：英雄们要像复活节岛的人像一般，在宽大的三角肌上方摆出一副深沉阴郁的脸，妹子们的胸前要挺起反重力反地形的浑圆的乳房。武器和厮杀溅满了画板，重要的不再是故事内容，而是那些让男孩们血脉贲张的圣器：枪管、炸药、星型飞镖、四肢变成激光发射器、刀剑甚至激光剑。
蝙蝠侠引领的“恐怖与写实”之风，此时已经沦为压抑窒息的“极端”视觉偏好：青春美少女的身姿摇曳于书页间，漫画不再需要阅读，只需要含情脉脉和想入非非。
或者，越来越多地，是被压在塑封膜里永远存放起来。当漫威的各式封面的X战警系列上架时，投机者的规模也冲上了巅峰。其中，《X战警，第1辑》（1991年10月）卖出了810万册，创下漫画史上的最高销量纪录。而这一数字，无论收藏市场怎样快速扩张也无法维系。于是续刊只能压箱底。
当这些模切版、烫金版、闪光版的漫画书吵吵闹闹地占满书架，蝙蝠侠成了世人冷落的古典。蝙蝠侠的核心漫刊被X系列的浪潮挤出销量榜百强，《蝙蝠侠归来》上映也于事无补。
编辑邓尼·奥奈尔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猜想，蝙蝠侠未尝不会过时，”他回忆道，“毕竟，尽管他俱有黑暗性质，但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伤人，而且从来不夺人性命。人们在寻找的是其他漫画，更别说其他形式的媒体，之中的英雄以大开杀戒为看家本事。”
看虚拟英雄的角色如何被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不同观众，是一个见证不同时代的传媒方式和群众心理的方式。《披风运动》是一本以蝙蝠侠为视角的科普型社科书籍，是中国观众了解西方流行文化接力的一个窗口，也是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也会一茬一茬地去看漫威和 DC 的新电影的原因的一个方式。
原标题：《蝙蝠侠：亦正亦邪的枭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