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布克奖得主埃瓦雷斯托：人们对英国与奴隶制的渊源所知甚少，这令人震惊
伯纳丁·埃瓦雷斯托在家中
艾米莉亚·珍特曼（《卫报》记者）：你如何看待“政治小说”这个标签？身为小说家，是否会厌倦这样的标签？
伯纳丁·埃瓦雷斯托（英国作家，2019年布克奖得主）：有意思的是人们一般不叫我政治作家。但我就是个政治作家！《女孩、女人、他者》（Girl, Woman, Other）就有政治意味，旨在以一本书的篇幅尽可能深入地研究英国黑人女性。它既有可供读者享受的故事性，同时也不乏问题意识。这是我的第八本书，就书中的观念、角色所处的语境及其运用的沉浸式研究方法，我的所有书都有强烈的政治性，对海外非洲人的经验与英国黑人的历史与社会生活有广泛探讨。但我的作品背后的语境已经有了变化。去年十月拿到布克奖后，一切都变了。如今人们都在读我的书，无论其赋予这些书以怎样的标签。就此而言，有关“政治小说”的标签是否会导致人们不情愿读我的书这类事，我是无所谓的。
珍特曼：奥威尔试图“化政治写作为艺术”。你认为这一雄心是否暗示了文学与政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在某种自有其价值的东西里暗藏政治信号的必要性？
埃瓦雷斯托：如果我们只考虑小写的政治，从权力关系和层级制的角度来看待它，那我想我们可以说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有政治性。但我所做的是写一本关于黑人女性的书并将其呈现为如此这般的样貌——对白人作家而言情况就不是这样。举个例子，一个白人男性作家只从白人、中年、异性恋和中产阶级男性的角度去写书，似乎就没有政治性？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行为，但我们不会那样去看。当我写有关黑人女性的书时，在人们看来这就是在有意识地关注黑人性（blackness）。确实如此。但我们也会因此而被抨击——有观点认为，我们多多少少在写社会问题和政治，这样它就不算真正的艺术了。
你的情况显然不一样，因为你是个记者，你从事新闻报道和出书的使命就在于教育人们。政治在你的作品里是如何体现的？
艾米莉亚·珍特曼：“大臣和内政部官员们对英国的殖民历史所知甚少。” 图片来源：Jill Mead/The Guardian
珍特曼：身为记者，务必要做到客观。原则上我们不能够袒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只能提出问题，帮助那些难以直接博得政客和当权者关注的人群发声。我认为这就是我的书所完成的，我写书的动机也在于此。2018年时，《背叛“疾风世代”》谈到的很多问题《卫报》都有集中报道，也引发了政治上的回应。但写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让人们更深入地把握问题的来龙去脉及认识“疾风世代”（译注：Windrush generation，指1944-1971年间从以前大英帝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主要来自牙买加——移居英国本土的一群人的名字）的根源，更全面地了解受其影响的庞大人群复杂而多元的经历。
埃瓦雷斯托：我们的工作有一定联系，我对历史很感兴趣。你在书中回顾和探讨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有助于我们认识眼下的处境，我想这是它的一大亮点。我们需要理解英国与其前殖民地关系的一系列历史根基。
珍特曼：我对温迪·威廉斯（Wendy Williams）对“疾风世代”丑闻的报道颇有兴趣。其中有一项重要发现是，大臣和内政部官员们对英国的殖民史及其20世纪以来的移民法所知甚少。鉴于此，她致电内务部，建议其就此问题设立一整个针对职员及大臣的培训项目。我在这本书里也有类似目的，如果你不知道1948年英联邦国家爆发的一系列分离运动，你就没法理解这一大堆事情的脉络；人们受邀请来英国，但其合法地位却因限制性的移民立法而在不知不觉间被非法化了。大臣们自己对此毫无觉察，一切不乏敌意的政策之所以得以通过，原因正在于此，其可能产生的诸多灾难性后果基本没有被预见到。
埃瓦雷斯托：这的确令人震惊，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们对晚近的历史竟然一无所知。眼下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却依旧不知道英国在奴隶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这段历史之所以亟需被教授，重要性正在于此。
《女孩、女人、他者》
珍特曼：在我看来，对于这本书，报道里最吸引人的一处，是去牙买加与那里的政客和历史学者交流，2015年大卫·卡梅伦访牙的经历依旧让他们非常不快。有许多当地人问卡梅伦，英国是否有考虑就奴隶制支付赔偿，这令他极为诧异。我想他根本没意识到这仍然是一个热议中的话题。
埃瓦雷斯托：人们可能对温索姆这个角色更熟悉一些，她1950年代来到英国，是书中唯一一个属于“疾风世代”的人。在你们新闻界踢爆“疾风世代”丑闻之前，我对事态还没有任何概念。如果我当时已经知道这些，那我就会把温索姆塑造成一个被迫返回巴巴多斯的角色了。人们对她的了解可能要多一些。到头来她被剥夺了一切，产生了困惑、被背叛感并且处于无权无勇的境地，这些都是极具冲击力的。
珍特曼：请简单介绍一下书中的角色。你曾经说过要让这十二个迥然不同的人走上前台，这些人以往并不受英国小说重视。
埃瓦雷斯托：我希望能拓宽这个国家里“我们是谁”的代表性，而不打算定义它或化约它。他们当中最小的19岁，最大的93岁，涵盖了多个世代，这十分重要。一些人是从别处迁来的移民。大部分人都是在英国本土长大的，因为我想突出一下生于斯长于斯并且仅仅熟知这一个国家的人的观点。其中的女性也不必都是异性恋，毕竟这不是生活的真实样貌。有四分之一的主角都处于酷儿光谱上。我甚至没有经过专门考虑就把阶级写进了书里，因为我的考察对象里有一些女性是底层出身，后来又一步步实现阶级跃升的。我还专门考察了许多黑人女性在一个以刻板印象取人的社会里的生活状况。譬如书中角色之一巴米就是个清洁工，但她也拥有数学学位，她的女儿卡罗尔去了牛津大学并成为了银行家。
珍特曼：你觉得卡罗尔会参加这周的Black Lives Matter游行吗？
埃瓦雷斯托：不会！卡罗尔肯定不会去。她基本上把自己卖给了大企业的世界。为了成功，她有意把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抛诸脑后。剧场经理艾玛是个女同性恋者，也是个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她想必会参加游行。
珍特曼：卡罗尔可能已经看过有关的新闻并且有所思考了。
埃瓦雷斯托：你把她想得太好了！卡罗尔完全就是那种成功学入脑的人。艾玛和女儿雅姿会去参加游行，梅根/摩根这个非二元性别者也可能会去，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在写书和文章的时候，你也在接触此前只被看作数字的人们。他们被非人化了。我投身写作的直接动因就与此有关，在小说世界里，刻画有色人种群体的小说实在太少了，关注黑人和黑人女性的尤其少。这样的话，你如何能使人们变得鲜活起来？
珍特曼：我一向也很重视人们的人道体验，很多乱象及其背后的政策问题都极端复杂、异常烧脑，如果你不关注内政部的政策议题，你会觉得它们很无聊，说白了几乎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可能性。就这一点来说，我第一个采访到的人恰好就有过此类极端经验，不可不谓幸运。这个女人名叫波莱特·威尔逊（Paulette Wilson），在英国呆了五十年，幼时从牙买加移民来此，有两次被捕的经历，被送到过雅尔斯伍德移民拘留中心，几乎要被遣返回牙买加。向读者呈现她的生活细节，使其认识到这并非内政部的微小失误，而是其一手导致的重大过错，也因此是一大要务。
波莱特·威尔逊在议会外 图片来源：Sarah Lee/The Guardian
埃瓦雷斯托：身为作家，我明白自己的意图，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有不少自由空间。但我确实不清楚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作品或它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你而言情况非常不一样：影响力本来就是你的目标，不是吗？
珍特曼：我的目标在于让内政部官员和大臣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哪怕最近两年已经有大臣为此道了歉，但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立法依旧面临较大的阻力。
你的书得了布克奖，又登上了热销榜首，对其带来的影响你有何感受？
埃瓦雷斯托：作品能够站得住脚并且拥有如此多的读者，这让我很满意，乃至于让我有了某种快感。我1994年就开始出书，一直以来读者寥寥。如今终于翻身了，并且我带给他们的是一本激进的、具有实验性质的书，关乎十二个英国黑人女性。登上平装本销量榜第一以及得到布克奖，可能意味着大门最终还是向更广泛的、更多元的作家与体裁敞开了。明年我打算写一本新书，我对前景充满期待。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