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预告了“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启发中国人找到一条赶超之路
原创 史海拾趣 上海美国研究
文/赵舒婷
四十余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用超越时空的罕见洞察力，为上海预告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浪潮”——新技术崛起将改写文明进程。在托夫勒在上海讲座的启发下，1983年12月，上海成立“新技术革命和上海战略对策”研究小组，擘画上海科技发展蓝图。
“第三次浪潮”激荡中国
计算机将大规模进入家庭、大规模批量化的工业生产将转变为少量定制化式生产、在家办公成为可能、核心家庭将逐渐解体……这些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新场景，竟然在四十年前就被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预见。
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用“浪潮”的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大变迁：第一次浪潮是约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是300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新能源与技术革命将造就计算机、数据处理、宇宙空间、尖端石油化工、半导体、先进通讯设备等一系列新产业，并引领通讯方式变革，重塑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制度。每一次新浪潮，都会全面扫荡和埋葬前一次浪潮所产生的技术、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他认为，“第三次浪潮”正在向全球袭来，未来的历史不会沿着工业时代的路径线性发展，积极迎接第三次浪潮才能成为新文明的主宰。
《第三次浪潮》英文版封面
托夫勒勾勒了未来社会的蓝图，指出了通向未来的赛道。
彼时，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也逐渐开始关心科技对经济社会和国家前途发展的作用。“怎样尽快缩小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我们是否还能追得上？”是当时社会知识群体共同关心的话题，人们醉心于具有整体性视野的宏大叙事，不甘于落后于世界潮流之外。
大开大阖，将数万年的人类发展规律浓缩在一书之中的《第三次浪潮》，恰好击中了中国知识界的关切。1981年，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关于“第三次浪潮”的零星讨论，《读书》杂志在11-12期刊登了董乐山编译的《托夫勒的“三次浪潮”论》，介绍托夫勒的思想。而1983年托夫勒访华之行，把零星讨论升级为冲击波，激荡着国人的思想。
1983年，三联书店首次公开出版《第三次浪潮》
上海科技情报所“推波助澜”
1979年1月16日中国未来研究会成立，研究会宗旨之一是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研究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前景。中国科学界在思索，如何让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1982年春季，中国未来研究会正式向托夫勒发出邀请，邀请他来华讲学。
1983年1月2日，托夫勒夫妇应中国未来研究会邀请访问中国。他的到来更是进一步激起了“第三次浪潮”的讨论热度。更值得一提的是，演讲费不菲的托夫勒，这一次宁愿自己承担旅费。他希望能有机会与中国的政治、通信等领域有关人员会谈，将自己的观点转变为现实政策。
托夫勒
托夫勒夫妇访华一行受到极高的礼遇。在北京期间，他们有机会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进行交谈。到达上海时，受到上海市长汪道涵的接见。上海市未来学会也专门邀请托夫勒，开一次专场报告会。
在这次报告会上，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的两位长年跟踪科技信息研究人员马远良和苏光楣敏锐地意识到，托夫勒的观点极有价值，值得重点关注。于是，他们迅速向上海科技情报所领导汇报，再度邀请托夫勒来沪，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他第三次浪潮的思想。
托夫勒再一次应邀到上海，他的观点“落后地区和国家不能也不应该重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而应发挥技术劣势的积极面——后发优势，求得跃升和发展”，让国人对加入第三次浪潮的命运，乐观了起来。在这次以科技和专业人员为主的报告会上，他还播放了他们夫妻耗资200万美元，取材自70多个国家制成的专题电视片《第三次浪潮》。电视片的冲击力更大，传播力更强，在这次座谈会后，托夫勒同意上海科技情报所以这部电视片为蓝本，编辑一部新的中文电视片。
电视片仅限内部上映，因此，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大礼堂门口，几乎天天人头攒动。据统计仅在上海就放映了176场，观看者多达23万人次。时任副市长刘振元在听取情报所汇报后，安排该片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为市领导放映。
当时，国人最关注的就是“第三次浪潮”中的新技术革命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让人们理解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性，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经济学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市图书馆协作委员会、上海市经委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经济学周报》上海记者站自1986年3月6日起每逢周二上午在中国剧场联合举办新技术革命讲座，讲座邀请上海科技情报所朱南如、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冯之浚、上海社科院沈峻坡等专家做主题报告。“第三次浪潮”不再是偶然间的一朵浪花，而是不断奔涌震荡的浪潮，反复冲击着人们的认知，让人们憧憬着新技术爆发后的明日世界。整个社会形成了争相阅读托夫勒著作的热潮，大家觉得谁不读托夫勒的书就掉队了，赶不上时代。
余音袅袅：助力新技术时代的弄潮儿
托夫勒与他的《第三次浪潮》，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刚刚兴起的新科技讨论，另一方面也成为当时中国新科技大讨论中重要的思想资源。1983年10月9日，国务院组织了“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第一次内部讨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托夫勒思想的回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新技术革命的研究，这次讨论会作出一项决定，由国务院和上海各自成立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中国在新形势下取得发展机会的最佳方案。国务院组由马洪、张寿、朱镕基、吴明瑜和聂力负责，上海组由上海市委负责。同年12月，上海市科委组建了上海新技术革命战略对策研究组，冯之浚任组长。对策研究组召集了13所大学、14个科研院所、统计局以及上海经济中心的80余名专家，结合上海市“七五”规划的制定，探求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背景下，上海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对策。
托夫勒的影响并非是昙花一现，“新技术革命”成为随后几年上海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1984年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第三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就是“迎接新技术革命”。上海社科院、上海社联、上海农科院等学术组织分别就自己的专业领域，举行研讨会探讨了财政、高等教育、农业、工业如何迎接新技术时代的挑战。科技将成为未来城市与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成为普遍共识，各行各业都在积极研判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以制定正确的发展方案。
上海张江“科学之门”规划图
1983年，上海全市的工业产值为678.11亿元，电子工业仅占4.3%，其中电子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产值所占的比重则更加微小。至于激光、新型材料、光导纤维、新能源和生物工程等都尚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只有个别项目形成了很小的工业生产能力。如今，上海的科技实力不可小觑。2015年上海市电子信息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产业规模已经双双突破5000亿元；2017年上海市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2018年，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5820.95亿元。几十年间，上海科技发展水平日新月异，根据《2020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上海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100强城市中排名第12位，已经逐渐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2006年，《环球时报》将阿尔温·托夫勒列为“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之一，并评价道，“托夫勒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直接的财富，但他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方法。”他为我们预告了“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启发我们寻找到一条赶超之路，也让今天的我们，敢于畅想下一个时代的科技革命。
参考资料：
· “上海工业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作者：孙恒志，载于《上海企业》1984年第4期
· “上海2020年大数据核心产业产值达到千亿级别”，作者：沈则瑾，载于中国经济网2016年10月28日
· “选择国家发展模式的一次历史事件”，作者：柳红，载于经济观察网2014年10月24日
·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1983-1988），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6期
·“《第三次浪潮》来华及其上海故事”，作者：缪其浩，载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公众号“三思派”，2016年7月7日
·“‘指兔子’,缺不得‘职业团队’”，作者：江世亮，载于《文汇报》2012年6月15日
·“The Futurists of Beijing: Alvin Toffler, Zhao, and China’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1979–1991”，作者：Julian Gewirtz, 载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8(1):1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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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预告“未来已来”的美国人 | 启发上海开风气之先，着力推动科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