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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山水半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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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半是山水半是海 来源:新华社

河姆渡遗址

1916年8月22日上午,一列火车驶入甬曹铁路宁波火车站,站台上的当地政要与工商士绅纷纷翘首,看见车上走下一位个子不高、身穿西装的中年人,这人便是孙中山。

到达宁波第二天,孙中山在宁波四中发表演讲:“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力加扩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矣!”

良港之说非虚。

宁波枕山面海、拥江揽湖,有着天然深水港。今天的全球外贸、报关行、海关、船舶公司和物流公司,无人不熟悉CNNGB——宁波港代码。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盛产”大儒与巨商。一半是山水、一半是海洋的宁波,交织着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山地气质与江南气韵。

从古越国时代饭稻羹鱼、断发文身,再到隋唐以降的人文渊薮,海风吹拂之下,宁波形成了鲜活而务实的城市格调,四明山水、三江一湖,共同浸润出禅宗智慧、耕读传家的城市底蕴。

域统山海 港通天下

人们常如此概括宁波的地理区位:“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通天下。”由此可见水系对宁波之重要。

四通八达的水系,来源于宁波独特的地形。

宁波古称“明州”,得名于四明山;简称“甬”,则得名于甬江。在地形上,四明山脉从西南向东北延伸,与北面的一条海岸线和东南面的天台山脉共同围成宁波平原。四明山脉与天台山脉给宁波平原带来充沛的天然淡水资源,姚江从四明山的断裂处流出,自西北而来,奉化江则从西南而来,两江在平原中心三江口汇为甬江,奔向大海。

宁波几千年的文明史,正承载于这独特的地形与水文结构。在宁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可见到七千年前的水利遗址、渔猎工具、稻作鱼骨,这是宁波先民与海相伴、饭稻羹鱼的遗迹,也是新石器时代越地文明的线索。

也许是由于枕山面海的灵动气韵,古时宁波被中原人视为求仙问道之所。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到达今宁波慈溪的达蓬山,又派徐福东渡,留下徐福“采药瀛洲去,扁舟竟不还”的传说。

正如南宋政治家史浩所说:“三岛烟霞,十洲风月,四明古号仙乡。”到了隋唐时期,宁波“仙气”不减,四明山和甬山已成为道教名山,据传唐代名臣贺知章亦到此访胜,得“四明狂客”之号。

有关宁波的故事不仅流传于中国。在日本,有首名为《明州望月》的和歌,相传为日本遣唐使阿部仲麻吕在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所作。传说中,离乡多年的阿部仲麻吕即将归国,在等待出航的日子里,于明州海港望月,思乡之情涌起,即兴吟咏了这首诗。

后人考证,《明州望月》应该并非阿部仲麻吕所作。不过,这首诗背后也有真实的历史信息,即宁波在唐代已是中日交往要冲,举例来说,鉴真东渡的起点便在此处。

那么,宁波是如何从“仙乡”变为驰名海外的港城的?

隋唐期间,三江口已形成固定聚落,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加上浙东运河(杭甬运河)的疏浚,宁波对内连接杭州,可通运河转运南北、连通江淮,对外直通东海,既有天然深港,又有舟山群岛遮挡台风。

宁波“港通天下”的征程由此开始,成为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要道结合的枢纽,到宋代,已与泉州、广州共同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一时桅杆如林,商贾云集

宁波此时还是造船基地,可造出“万斛神舟”,即载重量约达240吨的大型海船,在北宋徽宗年间,两艘“万斛神舟”由此启航到达高丽,引得高丽人“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田家有子皆习书

就在明州成为宋王朝的对外大港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来到了明州任知州。

根据曾巩自述,他在明州任职的时间是从元丰二年(1079年)的正月廿五到五月三十日。任期虽不长,但曾巩在水利农业、城务城防、对外贸易上都做了不少实事。他兼领明州市舶司,主张设立高丽使馆。除此之外,他还修筑城墙,并疏浚月湖。

一个趣事是,与曾巩同年进士及第的苏轼当时正在徐州任职,自第一次被贬后,苏轼就想去明州任职,并写信给亲家范子丰请求运作,但他一直没能如愿。

明州能“吸粉”苏轼,除了它千帆竞渡的大港地位外,还和当地浓厚的人文氛围有关。

在曾巩到任明州三十余年前,王安石在明州担任了三年鄞县令。期间,王安石降低捐税、重划东钱湖界、兴修水利,并在孔庙兴办县学,倡导经世实用之风、推广教育。人们认为,宁波“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耕读并重之风,便肇始于此。

而曾巩疏浚月湖,不仅是出于水利,也是为当地人文作贡献。

月湖始于唐代,宋代时当地渐渐围绕月湖建起亭台与桥梁景观。最初这个“旅游景点”由于僻在一隅,并没有太多游客。

宋仁宗年间,郡守钱公辅整修月湖景观,建众乐亭,倡导当地文人在众乐亭唱和吟咏,开辟了一条“文化旅游”的路子。月湖吟咏的风气渐开,当时的文人邵亢《众乐亭记》称:“凡州之人,月维暮春,联航接舻,肴酒管弦,来游其间,环堤彷徉,风于柳杨,夕以忘还。”

月湖因此渐渐发展为当地学术中心。南宋时期,北方望族南迁,宁波的人文风气更加浓厚,“甬上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在月湖讲授和研讨陆九渊的心学,月湖之畔形成了四明学派。

宁波“进士之乡”的美誉也由此而来。《浙江通志》记载,南宋时明州有进士983人,朝廷一时间“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而到了明清,王阳明、黄宗羲更是成为浙东学术文化的代表,让宁波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宁波注重读书的风气延续至今,“进士之乡”也变为“院士之乡”,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便来自宁波名门屠氏。

文脉相传之下,读书藏书成为当地文化传统。明代嘉靖末年,兵部侍郎范钦告老还乡后,在月湖边建造天一阁藏书楼,清人石韫玉赞其“图书珍聚处,光气动星躔”。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眼中,天一阁便是宁波最重要的人文景观,至今也仍是外来游客到宁波的“必打卡”之地。

海上丝绸之路,从明州港(今宁波)出发经舟山去往各地。图片来源:王朝阳/制图

甬上潮起潮涌

文人墨客吟咏于月湖之畔,当地的航运贸易却遇到了挫折。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州鄞县一个读书人单仲友上书朱元璋,因明州同国号,乞改名。朱元璋准奏,并以明州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寓意,将明州改称为宁波。

新名字背后隐藏着明王朝的焦虑。当时,宁波常有倭寇侵扰,当地官府巡航、增高城墙皆不能缓解倭患,明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下令严禁民间海上贸易,罢明州、泉州、广州市舶司。

明清时期的三次海禁让宁波港逐渐式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宁波人停止了贸易活动。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宁波商人孙春阳在苏州开设“孙春阳南货铺”,后来,宁波商人又沿运河北上,在北京经营药材、成衣。到明末清初,宁波商帮已在北京设立会馆。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迎来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船队正在全世界的海洋上漂流,寻找着贸易伙伴。

15世纪上半叶,浙东海域上时常游弋着外国船只,船上是来自葡萄牙的水手。据考证,葡萄牙人最晚于1524年便在他们口中的“Porto Liampó”安营扎寨,“Porto Liampó”便是“宁波港”之意,实为当时宁波海域的私人贸易据点双屿港。

当时,中国沿海有一群官商,私下在双屿港和葡萄牙人、日本人开展三角贸易,一时船舶云集,多至港塞,结聚至万人,使宁波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贸易基地,宁波的名声也远播欧洲。1554年意大利人拉穆西奥编辑出版的《航海与旅行丛书》一书中收录一份地图,其中标注了宁波的地点。一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也是从宁波登陆,开始他们的东方传教之旅。

此时,宁波的海上贸易“名不正、言不顺”,做走私生意的商人要冒着极大风险。明朝政府先后在宁波设立海道副使、浙直总兵等官职治理倭患和海上走私贸易,万历年间,浙江巡抚也定驻镇海,可见宁波当时在浙江的战略地位。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宁波被迫被辟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来到宁波的外国人,在三江口北岸建设了居留地。这就是宁波“老外滩”,其诞生比上海外滩还早二十年。

“老外滩”成为宁波最早近代化之地,也是宁波商帮大展拳脚之所。利用这一通商口岸,宁波商帮参与到进出口贸易之中,并开设轮船、运输公司,如虞洽卿、朱葆三、李云书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公司等。

渐渐地,宁波人生产的西装打出“宁波装”的名号,与“宁波港”“宁波帮”共同成为宁波的城市名片。不过,由于外资对民族资本的打压,宁波商人为求更多发展机遇,也远走欧洲、南洋各国,又将不远处的新兴城市上海作为自己开辟商业王国的热土,宁波人对上海的发展因此而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务实而不惧艰难的宁波精神也体现于“宁波帮”身上。孙中山就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且具坚强之魄力”,“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1570 年比利时人奥特硫司所绘东亚地图上的宁波。图片来源:宁波地方文史爱好者水银供图

麻将美食伴佛陀

港口城市,受码头文化的影响,往往有着鲜活的市井之气。

书香幽幽的天一阁,便绝非一般想象中的“高冷”,其景区内,还设置着一座麻将博物馆,游人最爱在“三缺一”麻将桌前拍照留念,馆内更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材质和花样的麻将牌。据传,宁波乃是麻将发祥地,《清稗类钞》便记载麻将“始于浙之宁波,其后不胫而走,遂遍南北”,随着宁波港在近代的开放,麻将更是由宁波流传到世界各地。

在《宁波水文化研究》一书中,作者陈洪波评价宁波人“兼具山区的磊落英气和大海的粗粝旷达”。

宁波人口味喜好咸鲜,就与依山傍海有关。祖籍宁波慈溪的清代文学家袁枚,由美食门道出发,倡导写诗作文也要“鲜”“活”,其《随园诗话·补遗》中就说:“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其为菱笋、鱼虾之形质,依然尚在,而其天则已失矣。谚云:‘死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之旨。”

宁波汤圆、雪菜黄鱼、“宁波三臭”都是宁波美食的代表。在历史上,宁波的物产更引起过“吃货”苏轼的注意。北宋年间,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并成为朝廷岁贡,明州江瑶柱成为贵族宴席上的佳肴,苏轼写过一篇《江瑶柱传》,其中便提及了明州。

针对宁波,苏轼更心心念念其实是一处名胜——雪窦山。雪窦山是禅宗宝地、弥勒道场,其佛教源于晋、兴于唐,在苏轼的时代,已是云门宗的传播中心。苏东坡登庐山圆通寺时,便留下“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的诗句。

宁波有着“四明三佛之地”的美誉,除了如今已成全国佛教五大名山的雪窦山之外,还有保留着释迦摩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历史悠久的保国寺和天童寺。中国禅宗文化也是由宁波传播至日本,让“东南佛国”的禅悟机锋沿海上丝绸之路播下种子。

古往今来,宁波不乏高僧大德与文人大儒谈经论道的身影。到了近代,弘一法师亦慕名八次来到宁波,涉足慈溪、余姚、镇海、奉化等地。

有趣的是,宁波还是“布袋和尚”传说的发祥地。相传,唐末至五代后梁时期,明州奉化僧人长汀子大肚子、胖身材,整日里袒胸露腹、笑口常开,出语无定而饱含禅机,人们认为他是弥勒佛化身,“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

幽默乐观、与人为善、大肚能容的“布袋和尚”,好似宁波禅宗文化与市井文化交融后的化身。和江南典型的人文山水、婉约呢哝不同,宁波的城市格调更加多元,“四明三佛之地”孕育的清灵旷达、大海潮汐带来的勇于革新、江湖水系浸润的人文鼎盛,共同造就了宁波博纳兼容、经世致用的精神气质,也留下了一座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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