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传统中国市场水平一度高于欧洲，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增长？
撰文｜罗东
思考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分工、大增长，向来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经济史选题。在过去，人们普遍问的是，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后来，改为中国在近代何以没有像欧洲那样成功。意外的不是落后，而是没有成功。两者有着微妙的差别，而这差别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历经百年形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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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书目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作者：[英]邓钢，译者：茹玉骢 徐雪英，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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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这一问题的提问方法，在20年前的世纪之交出现了一场变化。此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提问基础一般是假设欧洲为经济增长和历史进程的标准，而后将中国与之比较，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据此归纳出落后之因。而此后，便有经济史论著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主张重新提问。比如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的《大分流》就认为，中国和欧洲在十六七世纪前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例外的”只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该书在中国引起不少关注。2004年，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了中译本
（两岸译者的研究领域都包括经济史，简体版是史建云，繁体版是邱澎生）
。前些年，同属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王国斌与经济学者让-劳伦·罗森萨尔一起跨学科合著《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将大分流的时间，还从十六七世纪继续往前追溯到十一世纪。该书在面世后不久同样也被引进国内
（译者: 周琳；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而“大分流”在过去十几年也一直是经济史学领域的高频词，是走出欧洲中心论的典范之说。
不过，在“大分流”之前，不是就没有突破。英国经济史学家邓钢
（Kent Gang Deng）
在1999年出版《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便是其中一例。
自20世纪以来，包括马克斯·韦伯、费正清、道格拉斯·诺斯等众多学者痴迷于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增长差异。他们指出文化、宗教、产权、官僚制度或家庭结构等因素的经济影响。或者可以说，历史进程之复杂，绝不是一种学说就能回答。任何关于近代中国与欧洲比较的学说都无一不在受到追捧后遭遇反思、批判，除非从未引起注意。邓钢的分析同样在这一条思想脉络之中。他对以往的单因素一一进行了反思和反驳。比如，他发现中国比欧洲、日本都更早且更持久地存在自由土地交易市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如果说产权是导致经济差异的因素，为什么更发达的中国偏偏在近代没有成功走向工业化？邓钢以这样的反问，展现了一个不同的传统中国。曾经，传统中国被普遍描述为“落后”“僵硬”，而在邓钢的梳理之下，这里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土地产权和交易活跃、商业发达、技术先进、社会阶层流动程度比较高，而且还不乏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汉宋等朝代尤为突出。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的中国在不少领域看起来更像是多个世纪后的欧洲。
那么，中国之所以在近代“失落”也并非单一因素能理解。当邓钢放弃这些单一因素或多因素之时，同样也面临理解的难题。他的做法是继续他老师埃里克·琼斯
（Eric Jones）
的“全景式分析”。他在书中指的便是一种“结构主义模型”。简言之，这一方法将大多数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并对其的影响作不同的探讨，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的是地基，有的是催化剂或缓冲区，有的是阻断剂或抑制剂。它们不必然是经济因素。而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不同的组合方式就可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经济结果。用邓钢自己的比喻来说，“它就像自然世界中的异构体：分子相同但结构不同，因此属性不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一方面，包括土地产权交易在内的多个市场因素能存续，中国比欧洲更可能通往工业化、市场化；但另一方面，却也因此形成了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更稳定的体系。关键一步的动力和条件迟迟未出现。资本主义在此停滞。
用“结构主义模型”研究比较经济史，缺少单因素研究的层次震撼，将众多因素“一概收下”，实际上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或发展类型的停滞、前进或退步，难以被证伪。这一全景式方法的特点，当然并不只在于提供面面俱到的因素，而在于处理所列不同因素的角色及其相互影响的方式。也因此，从邓钢的全景图中至少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更多“面”，在那里，经济并不总是“落后”。
作者｜罗东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