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实际失业率有多高？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泰证券分析师 梁中华 张陈 苏仪
理论上来讲，失业率和经济周期应该是密切负相关的。当经济周期向上时，生产扩张加快，就业机会增多，失业就会减少；当经济周期向下时，生产活动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失业随之增加。所以美国、欧元区的失业率都和经济周期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失业率的变动经常滞后于经济周期。
我国的就业统计有两套方法，
一套是针对企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统计，其中非私营企业通过填表上报就业情况，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按照抽样调查上报，
城镇登记失业率
主要基于这一套数据测算得出。另一套是针对居民的城乡家庭就业状况统计，对抽样家庭及成员进行问卷调查，
城镇调查失业率
主要基于这一套数据得出。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两套失业率指标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都不高。过去20年不管经济周期怎么变化，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先是大幅上行，后小幅下行，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周期有特别紧密的关系。2018年开始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波动非常小，基本维持在5.0%上下的窄幅区间，似乎我国的就业状况相对独立，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并不明显。
两套失业统计指标均需改进完善之所以看似失业率和生产活动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失业率统计指标并不能很好的刻画真实的失业状况。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而未到政府部门登记或者不符合失业条件、但同样渴望在城镇工作的失业人员，并没有纳入到失业统计。所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失业人员的统计存在明显漏算，一般也很少被业界当成参考指标。
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实有所改进。一般国际上通用的对失业率的统计，都是基于对家庭的抽样问卷调查，例如美国的CPS调查，然后将渴望工作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样本视为失业，将渴望工作而找到了工作的样本视为就业，以此来计算失业率。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基本上与国际上的这一通用方法相接轨，确实比登记失业率更完善。
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民工群体非常庞大，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未真实反映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导致在刻画失业状况方面也存在明显缺陷。具体来说，在城市有工作时，农民工属于工人；在城市失去工作后，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做农民，两种状态下都有工作可以做，农民工可以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失业问题。
而事实上，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农民工可能希望留在城市继续工作，但因为无法找到城市的工作而被迫回到农村当农民，这其实也属于失业。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就相当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险”，作为农民获得的收入相当于失业保险的补偿。
而当前针对城乡家庭就业状态的抽样调查，是将在家务农也作为就业的，农民工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不会被作为失业来对待，这确实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外出进城的农民工有1.35亿，再加上纯粹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亿左右的农民，进城的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农民合计就有3.35亿，占到我国全部就业人数的40%以上，如果这一块群体的失业没有很好的纳入统计，调查失业率的统计也是存在缺陷的。
例如，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季度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数只有1.2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5000万，其中有部分是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而“被迫”在家务农的，可能并没有纳入到任何口径的失业率统计中。
所以，我国两套失业率统计方法，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两套失业统计指标均需改进完善之所以看似失业率和生产活动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失业率统计指标并不能很好的刻画真实的失业状况。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将在政府部门登记、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员统计为失业，而未到政府部门登记或者不符合失业条件、但同样渴望在城镇工作的失业人员，并没有纳入到失业统计。所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失业人员的统计存在明显漏算，一般也很少被业界当成参考指标。
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城镇登记失业率确实有所改进。一般国际上通用的对失业率的统计，都是基于对家庭的抽样问卷调查，例如美国的CPS调查，然后将渴望工作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样本视为失业，将渴望工作而找到了工作的样本视为就业，以此来计算失业率。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方法，基本上与国际上的这一通用方法相接轨，确实比登记失业率更完善。
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农民工群体非常庞大，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未真实反映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导致在刻画失业状况方面也存在明显缺陷。具体来说，在城市有工作时，农民工属于工人；在城市失去工作后，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做农民，两种状态下都有工作可以做，农民工可以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失业问题。
而事实上，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农民工可能希望留在城市继续工作，但因为无法找到城市的工作而被迫回到农村当农民，这其实也属于失业。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就相当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险”，作为农民获得的收入相当于失业保险的补偿。
而当前针对城乡家庭就业状态的抽样调查，是将在家务农也作为就业的，农民工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不会被作为失业来对待，这确实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外出进城的农民工有1.35亿，再加上纯粹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亿左右的农民，进城的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农民合计就有3.35亿，占到我国全部就业人数的40%以上，如果这一块群体的失业没有很好的纳入统计，调查失业率的统计也是存在缺陷的。
例如，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季度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数只有1.2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超过5000万，其中有部分是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而“被迫”在家务农的，可能并没有纳入到任何口径的失业率统计中。
所以，我国两套失业率统计方法，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为了了解我国的就业现状，我们不妨估算一下真实的失业率，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声明，所有的估算均需要做出一些假设条件，而假设条件也会对估算结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估算结果仅供参考。同时也要声明，我们对于经济短期因新冠病毒而面临的巨大困难的看法，并不改变我们中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信念。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国的就业现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全国总共有7.8亿就业人员，其中第一产业2亿，第二产业2.1亿，第三产业3.6亿。二三产业的5.7亿就业中，个体经营户大概有1.5亿，其余为法人单位就业。
在1.5亿个体经营户就业中，有1.2亿集中在第三产业，占第三产业整体就业人数的37%，这一比例远高于第二产业的13%，其中又以餐饮旅游（76%）、居民服务（75%）等行业占比尤其高。
在疫情防控期间，服务业和非必需品消费需求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即使到现在，我们跟踪的诸多高频指标还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相比法人单位就业，个体经营户就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更大的。社会消费品零售中餐饮收入在1季度下降43%，另外哗啦啦统计的全国餐饮订单目前仅恢复到往常的6成左右。参考上述数据假定个体经营户有30%处于停业或关门的状态，那么个体经营户就新增了4500万失业。
法人单位就业方面，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以及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受冲击较大的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就业大约有9300万，1季度GDP中批发零售同比下降17.8%，交通运输下降14%，住宿餐饮下降25.3%，参考上述数据假定受冲击较大的服务业就业群体中有15%正处于失业状态，那么服务业中的法人单位新增失业（除个体经营户就业之外）有1400万。可选消费相关制造业比如汽车、文娱、家具等，就业人口约1400万。1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中可选消费比如家具汽车等耐用品同比下降26%，珠宝娱乐同比下降33%，参考这一数据，假定这部分群体10%处于失业状态，那么可选消费制造业新增失业为140万。
外需下滑对制造业就业的拖累也不容忽视。根据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的测算，2018年我国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可产生40个就业岗位，1-3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下降13%，那么出口走弱带来的失业约为1000万。
将我们测算的失业人数加总，我国真实失业率或已达到20%以上。目前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7000万，这也能解释为什么1季度会有近5000万外出务工人员的缩减，而新增7000万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大概在20.5%。
当然，如果我们将农民工在农村务农也视为就业的话，显示出的失业率可能就是在6%附近。
我们这种测算的背后，可能存在高估失业率的因素，例如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可能和必需品消费下滑带来的失业有小部分重叠，以及企业可能存在“减产”不“减员”的情况。但也存在低估失业率的因素，例如未考虑失业增加带来的乘数效应和连锁反应，很多行业的失业没有纳入到估算中来。
乘数和连锁反应：没有必然的V型反弹居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首先冲击的就是消费需求。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1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正增长0.8%，相比之下消费支出则大幅下降了8.2%。从消费支出细项上看，食品烟酒以及居住支出相对刚性，保持了小幅正增长，其他开支如文化娱乐、生活服务等可选消费均大幅下降。
对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些消费需求的下滑又意味着是收入和盈利的进一步下降，所以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的影响都是有乘数效应和连锁反应的。
而且收入的下滑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可能存在滞后效应。1季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收入下降了7.4%，工资收入反而增加了1.2%。进一步梳理各省情况还会发现，经营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高的省份，1季度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由于经营性收入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经营活动的状况，当前居民收入的下滑，或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经营户遭遇失业后的收入下降。1-2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8%，而随着法人企业经营压力的增大，工资或员工数量的调减也会到来，居民工资收入的下降可能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对经济需求的影响也会陆续体现出来。
乘数和连锁反应：没有必然的V型反弹居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首先冲击的就是消费需求。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1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正增长0.8%，相比之下消费支出则大幅下降了8.2%。从消费支出细项上看，食品烟酒以及居住支出相对刚性，保持了小幅正增长，其他开支如文化娱乐、生活服务等可选消费均大幅下降。
对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些消费需求的下滑又意味着是收入和盈利的进一步下降，所以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的影响都是有乘数效应和连锁反应的。
而且收入的下滑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可能存在滞后效应。1季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收入下降了7.4%，工资收入反而增加了1.2%。进一步梳理各省情况还会发现，经营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高的省份，1季度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由于经营性收入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经营活动的状况，当前居民收入的下滑，或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经营户遭遇失业后的收入下降。1-2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8%，而随着法人企业经营压力的增大，工资或员工数量的调减也会到来，居民工资收入的下降可能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对经济需求的影响也会陆续体现出来。
就业压力若增大，本来就处于下行趋势中的房地产市场会加速调整。
根据央行和社科院公布的数据，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居民负债接近一半，背负按揭贷款的居民遭遇失业问题后可能面临断供风险。根据惠誉的统计，居民贷款延期交款比率在2-3月出现了明显上升。另一方面，收入预期的下降也会削弱居民购房需求，目前全国30大城市成交面积仅恢复至往年同期的8成左右。
过去几年中小城市房地产的过度刺激，导致需求空间被大量透支，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均值回归的下行通道中，居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势必会加速这一过程。
房价的调整，居民财富缩水，也会压制消费需求。
所以我们对经济的恢复进度应该有足够多的耐心，经济活动“暂停”容易，但从“暂停”到“重启”、再到恢复正常，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疲弱期间带来的收入减少、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诸多问题，都是有乘数效应的。就像经常去的店铺可以一夜之间完成关门，但要想让老板们重新开门开店，确实需要考虑的问题会更多。更何况，当前新冠病毒疫情如何演绎、医学上何时能够战胜病毒，都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