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仍没有特效药早插管才能早拔管
广州日报
原标题:目前仍没有特效药早插管才能早拔管
杜斌杜斌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新冠肺炎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他也是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早在1月18日晚,他便与钟南山、李兰娟、高福、曾光等专家一样赶到武汉,迄今为止已经在武汉奋战了整整3个月。
4月15日,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撤离武汉,这是全国援汉医疗队中最后一支撤离的医疗队,但杜斌依然选择留守,堪称“最硬的鳞”。近日,杜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自己肯定是最后撤离武汉的一批人。他坦言,新冠肺炎到现在还没有特效药,我们对它的了解还不够。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欢欢 图/ 受访者提供
最多时一天巡查5家医院
广州日报:刚到武汉时什么感觉?
杜斌:当时第一感觉是所有人的病情都差不多,都是呼吸困难,呼吸衰竭。不同之处是有人上了呼吸机有人没上,有人出现肾衰竭有人没出现。当时金银潭医院ICU只要空出一张床,永远有人在外面等着这个床位,而对于传染病来说,如果不把人传人这个通道切断,光在救治方面发力是徒劳的。最多的时候,我当时一天在5家医院的ICU巡查,但依然没有结论。
广州日报: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会不会压力很大?
杜斌:担子当然很重。因为不仅涉及某一个病人的诊治,而且我们的意见要写进诊疗方案,向其他医生推广这种经验,这就会涉及更多的病人、或者说是一群人的生死,责任也就更大一些。尽管我们几个专家组成员都参加了几版诊疗方案的制定和修改,方案最后呈现的也是大家共同的意见,但我依然感觉压力很大。
广州日报: 1月18日你到武汉时,发现医院已经成为病毒扩散的地方,随后也出现以家庭和社区为单位的扩散,中间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杜斌:我来时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相当多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成为病毒传播的中心,因为患者数量猛增,超过了发热门诊的最大承受量,很难对这些发热患者进行及时甄别。我走访了几家医院,当时哪怕一个区级医院,每天出现1500个发热患者都是可能的,没办法及时处理每个患者,而患者都滞留在发热门诊,等待化验结果或处理结果,我不止一次看到,发热门诊门外的大街上都排起了长队,很多人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感染上。
后来要求大家居家隔离,但问题在于最开始我们缺乏居家隔离的具体指导意见,比如,我如果是一名病人或疑似病人,我怎么才能跟家人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传染给家里人。因此居家隔离持续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一家一家的发病,这个病毒从以医院为中心的传播转向以社区为中心的传播,这才导致了第三波的患者数量猛增。还有一部分患者,本来早期的时候病情不是特别重,但因为当时医院一床难求只能在家等,这部分人到后来病情加也重了。
广州日报:到现在为止,新冠肺炎是否仍没有特效药?
杜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足够信心说哪个药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哪一个药是有确切的疗效,尤其是针对重症患者。当然这是现在的情况,也许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新情况,除了抗病毒药物外,有一些其他药物,比如调节免疫功能的药物,减轻炎症反应的药物等。这个病现在更多的是支持治疗,用治疗手段来纠正患者的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等。
及时插管是扭转病情的关键
广州日报:你作为中央专家组成员,为何坚持在医院最前线参与插管工作?
杜斌:专家组很多专家都有参与插管工作。我不止插管,还帮患者吸痰和翻身。因为我们相信,及时插管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是能够扭转病人病情的关键做法。而且要在早期插管,不要等患者病情恶化了再插管。
新冠肺炎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插管有一定风险。当然,这跟防护是不是到位有关,不同的人对防护等级的理解是不同的。这时,医院方面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设备支持?在早期,很多医院的呼吸机并不充足,这也是影响插管率的一个因素。而且医务人员也是人,对此有恐惧心理也很正常,所以专家组不仅要说,更多的是去做。
广州日报:患者一旦插管,是否很难拔管?
杜斌:在早期,的确有患者哪怕做了气管插管,但最后还是去世了。但也有一部分患者,插管后成功拔管,活过来了。这两类患者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发现,最终成功拔管的人在治疗过程中得到了及时处理,也就是说,在患者需要有创通气治疗的时候,医生是否及时为他提供了有创通气治疗。如果说拖了一周甚至两周才做这个治疗,那就不是插管的效果问题,而是时机把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提倡早插管,大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后来拔管成功率显著提高。作为医生,你不能因为担心“插管后难拔管”就不敢插管。
我们最近和朝阳医院的童朝晖副院长一起总结了20多例上ECMO病人的经验,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是发现病人病情有恶化迹象就上ECMO,还有一组病人是延误了几天,对比发现,病人如果早上ECMO,他最后脱离ECMO的概率就大大高于晚几天上ECMO的概率。因此把握好时机,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才有可能扭转病人的病情。
广州日报:你到武汉已经3个月了,跟刚来时相比会不会更加有信心?
杜斌:刚开始情绪肯定会受影响,到后来你采取了某种做法,一部分病人病情好转,你肯定就会坚持这种做法,你会意识到某些措施可能是有效的。但坦白地讲,我们对这个病情了解还不够。
广州日报:你继续留守武汉,主要是为了指导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吗?
杜斌:在一场疫情中,决定这场疫情的程度有多严重,最终会导致多少人死亡,肯定是由危重病人来决定的。实际上,ICU医生更关心危重症患者,而很多按照诊疗方案中的标准是重症患者的病例,在我们ICU医生看来并没有那么重。有时,我还要与国外的医疗机构和同行做连线,分享我们的经验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