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罗·多兰：每个人都应该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追求成功 来源：经理人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普遍共识”的影响——我们应该追求财富、应该事业有成、应该结婚生子，等等。
这些“社会叙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对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做出了规范。有时它们确实能给生活提供指导，让我们活得更简单、轻松。
但这些为多数人所默认的“叙事”真的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幸福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行为科学教授保罗·多兰认为，当我们盲目追求某些特定叙事，并希望周围的人都按此行事时，我们就掉进了叙事陷阱。他在《叙事改变人生》一书中从经济学、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探究社会叙事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且也证明了一直以来“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叙事并不见得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幸福。
因此，他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客观、理性地看待社会叙事，做出能为自己带来幸福的选择。
作为公共政策专家，保罗·多兰在探讨这些叙事的时候不仅仅是向个人，也对政府、企业、媒体和教育机构提出了建言，因为这些机构组织无疑在塑造和强化社会叙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打破某些传统固有思维，鼓励多元化叙事共存，对于社会全体的幸福感提升都会有积极作用。
保罗·多兰并没有全然否认主流的“社会叙事”，而是建议创造一些能让更多人获得幸福的叙事，同时提倡叙事的多样性——让其他的故事能与主流叙事平等共存。他认为，社会中拥有相对较大权力和影响力的角色——政府、媒体、企业、意见领袖、学校、父母等在这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并针对性地给出了建议。
举例来说，围绕“成功”、“财富”和“地位”的主流叙事影响着每个人的职业生涯，既有积极的作用，亦有消极的作用。作为个体，我们应当学会识别这些叙事以便于更好地做出职业选择；而作为企业雇主则应该采取行动，塑造和提倡具有积极作用的叙事，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感高的员工工作效率也会更高。
1 、用更好的工作体验，减少社会评价和叙事的干扰
美国18-34岁的年轻人中，大约有2/3认为在高薪职业或专业上取得成就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或“很重要”的事，其中女性比男性更加认同这一点。
保罗·多兰在书中分享一个故事：
几个星期前，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她在一家有名的传媒公司工作，整晚基本上都在抱怨工作多么辛苦，从老板、同事再到通勤都被她抱怨一通。然而在晚餐结束时她却毫无讽刺意味地说：“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在那儿工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功”的社会叙事与工作中的幸福体验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前者强调工作代表的地位和认可，而工作时的幸福感只有在人们注意到职业地位的时候才会受到影响。一份让我们痛苦的工作并不是什么好工作，但如果它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就可以说服自己。
2014年，英国智库莱加顿研究所分析了2013年工时与收入年度调查数据以及2011—2013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希望了解哪些职业的收入最高，哪些职业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最高。
可以猜到，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领导的收入最高，但其生活满意度并不比工资明显更低的秘书高。其他收入较低但生活满意度较高的职业还有神职人员、农场主和健身教练。他们觉得工作充满了意义。
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选择在花店工作的人可能比选择进律所的人在工作中更幸福一些。
而且相较于律师，花店店员未来受到“成功”叙事的影响也可能更小。比如，律师更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而花店店员可能就没那么在意。
关注工作中的实际体验能够减少社会评价和叙事的干扰，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无意义。雇主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改善雇员的工作体验，提升幸福感。比如更主动地向员工传达积极反馈，多创造需要使用多种技能的工作岗位。幸福的人更高效，所以幸福的员工也能带来更多效益。
2 、在合理范围内匹配工作意愿与工作时长
关于“追求”的叙事不仅适用于工作，也适用于工作时长，叙事告诉人们要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更富裕、更成功。
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与岗位和工作量的增加有关。经济水平和工作地位更高的人往往也会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和责任。而且随着财富的增长，这些人越发觉得不能让自己掉队，所以加倍努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收入较低的人相比，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在精英群体中，工作时长跟社会地位紧密相关。超级富豪疯狂工作并且四处宣传，以证明他们社会地位的优越性。他们的收入的确很高，但他们真的赚到了吗?
美国人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显示，每周工作21~30小时的人的幸福感和意义感都是最高的，而随着工作小时数的增加，烦恼也就开始增加了，这其中没有性别差异。
至于到底工作多长时间才是最合适的，就要根据不同的需求、责任和欲望来决定了。很多人其实也愿意长时间工作，他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并且希望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
受社会叙事强有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长时间工作。大多数人会无偿加班（或许还有一些带薪加班）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快速提升自己，而不是因为工作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意义。
过长的工作时间困扰着许多不同的职业，比如银行、广告、法律、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以及艺术领域中的低薪职位。“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的观念不断向员工们施压，所以大家都开始来得更早、走得更晚。
职业倦怠的临界点因人而异。对于每天只需要4小时睡眠的人来说，每天工作12小时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于每天需要9小时睡眠的人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应该考虑到个体差异，不能根据社会叙事来“一刀切”。老板可以一天工作12小时，并不代表员工也可以或者应该这样做。
因此，决策者应该参考群体的平均值，这样才能了解政策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个体差异，尽可能地做适当调整，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比如根据工作时间的长短来增减薪酬。
3 、对有些职业来说，阶级多样性不仅仅是公平，亦是高效
“职业天花板”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阶级天花板”却很少被提及。而2014年英国最大的就业调查所指出的事实是，在法律、医学和金融等高薪职业中，目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资差距大约为17%。
虽然各类组织和媒体对其视而不见，但是工人阶级从事中产阶级职业所面临的障碍是实际存在的。
比起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职业中的阶级障碍更加隐蔽，也更加有害，它阻碍了工人阶级从事中产阶级职业或从中获得相同的收入。
要想获得一份好工作，通常需要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工人阶级通常更习惯融入群体。
研究表明，高层阶级的人更有独立意识，而低层阶级的人更有群体意识。还有研究表明，工人阶级对周围社会环境的敏感度更高；相对的，认为自己社会阶级越高的人，越不会在意身边发生的事。
工人阶级更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因为他们比中产阶级更依赖环境中的其他人。当资源稀缺时，就需要相互依赖。因此，工人阶级会更注意并体察周围的人。如果你发现有人遇到了麻烦，他们可能早就注意到了。
然而在职场里，工人阶级会因为这种特质处于不利地位，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却会占据上风。
虽然共情能力（与他人联系的能力）在利他主义环境下可能是缺点，但在工作中可能是优势。许多学者证明，共情是杰出领导力的基础。体察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可以帮助领导者在事件发生之前做出预判，还能根据每个员工的特长更好地选人用人，提高工作效率。
共情能力强的领导者能让员工感受到其工作价值，这是获得工作幸福感的关键。所以工人阶级的这部分特质其实具有很大的价值，而公司往往会忽略这些，这也许会对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与工作中的其他不公平现象一样，阶级不公平也会降低效率。有些职业中的阶级多样性尤为重要。保罗·多兰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英国过半数的国会议员曾就读于私立学校，而93％的普通民众都没有，那么英国的代议制民主就根本不具备代表性。
为了效率和公平，更为了幸福，我们需要改善阶级多样性，拥抱阶级差异，就像我们正一步步缓慢而又坚定地走在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道路上一样。
4 、改善低技能工人的工作环境、薪资和社会地位，其重要性不亚于促进阶级流动
大多数人都认为需要更多的社会流动让工人阶级的孩子更有机会成为医生，我并不完全认同，原因如下。
第一，低技能和高技能的工作在社会中都是被需要的，比如洗车工和医生，所以应该将重点放在改善低技能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其工资和地位上，让人不会因对其绝望而想逃避——或被劝说不要加入。
从“成功”的社会叙事中跳脱出来，人们就不会总是想着如何从低端就业转向高端就业了。
第二，很有前途的工作通常薪水更高，但往往让人痛苦。工作满意度与收入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如果关于成功的社会叙事力量被削弱的话，这种相关性就更弱了。
比如，尽管律师地位很高， 但它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如果生活幸福的建筑工人有个当银行家的儿子，哪怕他过得并不开心，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件好事，而在我看来这就有点儿奇怪。
第三，中产阶级观念中的社会流动是每个人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是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并不想，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当工人阶级的孩子获得社会地位时，他们会失去朋友、社会关系网和认同感。
第四，社会流动让人以为只要努力就能跨越阶级。我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所以似乎任何工人阶级的孩子都可以；如果他们没有做到，那就是他们缺少天分、不够努力。
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的不合理制度，并且加剧了机会和结果上的严重不平等。
人们所说的社会流动实际上是指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市场流动，如升职或买新房，并不是指社会关系的流动，如参与更多志愿服务或家庭生活。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多参与后者，以削弱通过职业和收入来定义成功的社会叙事；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追求成功。
有的人受外在因素驱动（如地位和成功），有的人受内在因素驱动（如渴望独立自主、希望提高和成长）。
我们可以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内在的驱动，减少外在因素的干扰。但是，就像重塑财富的社会叙事一样，更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创造新的社会叙事，鼓励人们去比较哪些工作对社会更有益，而不是哪些工作收入更高。
*作者：保罗·多兰（Paul Dola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心理与行为科学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测量国民幸福感小组研究员、英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幸福咨询论坛成员。国际知名的幸福、行为和公共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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