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首尔-大连-北京，我买了1.9万回国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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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官方账号 2020.04.06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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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纽约-首尔-大连-北京，我买了1.9万回国机票

2月，我从北京飞到美国纽约，准备在纽约州参加一个非虚构驻地项目，为期五周。

当时国内疫情爆发不久，出发前一周我在北京几乎天天在家隔离。到了纽约，看到生活照常，街道车水马龙，有种久违之感。

到美国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就对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人颁布了旅行禁令，我不禁暗自庆幸逃离了国内的疫情，可以按照原计划继续生活、工作。

驻地项目的参与者来自6个不同的国家。驻地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来自疫情正在爆发的国家。其他人偶尔会问我国内的情况，但是大都终止于礼貌和好奇的询问。

2月27日，我们驻地平时出入的地方都悄悄放上了1L装的免洗洗手液。当时美国的疫情刚刚在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出现一点苗头，我们看到驻地有应对措施，感到放心，同时也互相开玩笑说这些洗手液突然出现，没有什么解释，让人想入非非。

我们驻地在纽约市北，开车3小时路程的乡下。这里居民很少，没有商店，只有一个公共图书馆、邮局和一个只在周三晚上和周六上午开门的餐馆。这种与世隔绝的氛围让我们感到安全，但我们不免和新闻里读到的疫情产生脱节。

3月10日，纽约市外北部郊区New Rochelle感染人数超过100人，我所在的驻地的气氛也紧张起来。大家吃饭聊天的话题总是回到疫情。第二天，驻地取消了所有对外的活动，大部分员工也开始在家上班，只剩下我们12个驻地参与者和几个骨干员工。接下来的几天里，好几个驻地参与者担心疫情大爆发，修改了行程，准备提前离开。除我之外没有人对疫情有所准备，我给几个要坐飞机的朋友分了口罩。

3月12日，我搭朋友的车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发现蔬果、清洁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几乎被抢购一空。疫情对于身处郊外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当我看到空空的货架时，才对疫情带来的焦虑有一些直观的认识。

■ 我们结账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人买了很多罐头食品，显然是为了和疫情打持久战做准备。

3月12日，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想提前经香港转机回北京，等了30多分钟才接通。最早能改签的日期是3月25日，虽然不知道接下来2周会有什么变数，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改签。出于好奇我查了一下直飞回国的机票，接下来两周的票已售空，有些票价已经高至9万。

之后的等待度日如年。

经历了国内疫情的爆发，我深切地体会过事态一天一变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引发的紧张和焦虑。我担心纽约会突然像武汉一样封城，这样我没法从肯尼迪机场坐飞机回国。我担心航班取消，这样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一张新的机票。我也担心国内政策变化，给我回国带来其他困难。

■ 免洗洗手液在美国卖脱销了，我把驻地提供的免洗洗手液分装成小瓶，准备到纽约市送给朋友们。

驻地项目的最后一周，纽约市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每天读新闻，都觉得在读武汉疫情爆发的闪回。这一周我们几乎都无心工作，我的生活就像去美国前一周在北京隔离一样，每天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弹窗轰炸，社交媒体上全是找不到试剂盒、物资紧缺的求助，确诊人数一直飙升。

这一周，北京对海外回国人士的政策也在不停变化：从居家14天观察，到必须自费进行集中隔离观察。虽然14天的酒店钱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滞留纽约和先飞外地再回北京都不是上策，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飞回北京。

■ 最后一天，我们剩下的3个人带着采购齐全的物资，整装待发。我们项目12人中有9人都因为疫情改变了行程，提前离开。

3月20日，我的驻地项目结束了。我原本计划在飞回北京前，到纽约朋友家中借住。但是权衡利弊后，我决定去住酒店，以减小交叉感染的可能。

■ 我们开往纽约3小时车程，从乡间小路到高速，一路通畅。

■ 高速路上平时播报路况的牌子也改成了“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这是美国防疫的主要策略，尽量减缓病毒传播，减少峰值确诊人数，以减轻对美国医疗系统的压力。

我们的车开到纽约曼哈顿下城，路上几乎没有车，偶尔有外卖员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纽约安静得一反常态。曼哈顿下城是纽约的金融中心，这里平日是最热闹嘈杂的地方，这种冷清的景象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一路上我们开着广播，节目全和疫情相关。开车捎我回纽约的朋友却说：“每天看新闻觉得纽约水深火热，现在看到这里一派祥和的场景，我突然不那么焦虑了。”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此时此刻，纽约的医院又是另一番景象：医生抢救病人的紧张和物资短缺的绝望……

路上偶尔有救护车或警报声传来，我就忍不住猜想，车里运送的会不会是危重的新冠病人。

我要在纽约的酒店待5天，等待飞北京的航班。纽约人口密度大，出门感染风险比较高，当时的感染人数还在不断上升。我提前买好了必需的食品，尽量不出门。

■ 酒店窗外就是纽约的Queensboro大桥。在这里住了5天也看尽了大桥不同时间的样子。

3月21日下午，太阳很足，我戴着口罩出门买了一些必需品。纽约已经实行了严格的禁令，许多“非生活必需”的商店已经关门，餐馆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路上几乎空无一人。路过一家中餐馆，门上贴了关闭3周的告示。

■ 在空荡荡的路口，抬头看到街角公寓楼上的露天阳台上站了两个人，想必也是在家憋久了，出来透透气。

■ 纽约州州长Cuomo每天上午都会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的最新进展，以及纽约州政府应对的举措。Cuomo对疫情应对得力，广受赞誉。

■ 在酒店没有办法做饭，只能靠微波炉和打开即食的果蔬和零食打发。3月22日的午餐是泡面配香肠，小胡萝卜配蘸酱，水果和饼干。

3月23日，距离回国的航班起飞不到48小时，香港决定停止转机服务，我原本订的纽约-香港-北京的航程飞不了了。虽然之前也看到类似报道，有人因为禁飞令不得不多次改签航班，但是当这种事情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种震惊和无助特别强烈。同时又不敢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无力感之中，香港停止转机是严防输入的信号，我怕大陆也会立刻出台新政策。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除了尽快回北京，我别无选择。

原本有一张回国的机票以为高枕无忧，我完全没有关注其他航班的状况，以及各国的旅行禁令，现在突发变故，让我乱了阵脚。查了不同的航班，发现直飞航班几乎都被取消了，所剩的不是天价，就是售罄。又看了各国转机的政策，结合还能买到的机票，和相对合理的航程考量，我发现只剩下首尔仁川机场转机还可行，于是下狠心花1万9买了机票。买了新机票以后度日如年，生怕美国、韩国或国内会有新的禁飞政策。

越是临近出发，我读到的在飞机上染病的新闻越多，特别是那些回国后被检测为阳性的人被一些网友称为“千里投毒”，仿佛在海外的人在疫情爆发时回到自己国家的权利都可以被剥夺。同时国内对海外归国人员的政策越发苛刻，似乎在发出鼓励大家尽量不回国的信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为原本就已经很坎坷的回国之路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出发当天，我把准备好的口罩、手套、免洗洗手液、消毒湿巾随身带好。并提前在脑海中预演了一遍不同场景的防护措施：刚上飞机要如何消毒座位周边的环境，如果需要上厕所要何时更换手套，等等。

■ 3月25日，终于要飞回北京了。坐网约车去机场的路上。

肯尼迪机场人少得可怜，仅有几个开放值机的柜台排满了等待托运行李的乘客，大部分人都带了2个行李箱甚至更多行李，想必是长期生活在纽约、临时决定回国的人。

■ 我在机场屏幕上看到很多航班取消的信息。

在肯尼迪机场不难看到全副武装的乘客，从他们身边经过，发现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的家人朋友也都嘱咐我在机场和飞机上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有人甚至建议我穿成人纸尿裤，避免在飞机上使用厕所。为了尽量不挤兑在纽约已经十分紧缺的防护资源，我只做了最基本的防护：戴口罩和手套。

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是我也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变数，特别是回国后的检疫流程，会是另一场拉锯战。

■ 飞机在仁川机场落地。

在仁川机场转机非常顺利，当我再次登上飞机准备飞往大连时，我终于感到安心了：至少不会滞留海外了。

登机后，我惊讶地发现国航的所有乘务人员都穿着全套的防护服。尽管我们上机前已经测过体温，飞机上又测了一次。

■ 飞机即将降落大连，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检疫流程，心里很不安。

由于飞北京的国际航班改为在其他城市入境，我们的航班要先在大连降落。下午6点半，飞机降落后，几个做了全套防护措施的海关工作人员上飞机，给大家测了体温，并让那些有发热症状和申报过去14天曾有症状的人先下了飞机。当我看到有坐在我附近的人最先下飞机时，吓了一跳。

随后，其他人按顺序依次下飞机，申报健康状况，并接受核酸检测。

■ 我正准备接受核酸检测。

检测核酸的小隔间像是一个简易牙科诊所。医生把大灯打开，让我在躺椅上躺好。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奥地利朋友接受鼻咽拭子采集的视频，看起来异常痛苦，没想到我也体验了一番，确实像很多人所说的，有种棉签要直接捅到大脑的感觉。我问医生要多长时间出结果，她说6个小时。

随后我们被带到候机大厅，一排排的座位上已经贴好了座位标号，我们必须按照飞机上的对应座位号坐好，上厕所也要进行登记。我盘算着如果飞机能继续飞往北京，至少也是后半夜的事了。这时距离飞机从纽约起飞已经19个小时了，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回到北京，甚至能不能回北京都不是定数——如果同一航班有疑似或确诊患者，我们就需要全部就地隔离并接受更多检测。

凌晨2点，6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在候机厅里等待。不时会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走动，这时也无法根据他们的衣着判断他们是机场、海关还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更无从判断我们的航班是不是就快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