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武汉，告别了冬日的阴寒，随着治愈出院病人持续增加，“零新增”时间不断拉长，疫情对城市的影响也在消退。但在集中收治重症与危重症病例的定点医院ICU，与新冠病毒对抗的“拉锯战”仍在继续。
作为守护生命的最后防线，生死一线间，重症战场的医护人员始终坚守。直至今日，他们仍肩负着救治数百名重症和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重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前方记者对话中央指导组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记录阻击疫情最后的战役。
战“疫”老兵：
新冠病毒是沉默、诡异的“杀手”
今天（30日）是邱海波在武汉的第71天。1月20日，他到达武汉，当天开始往返于各家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ICU病房。
邱海波：“当时打电话来说武汉有事，有挺多重病人，你要来。到的时候，放下东西下午就进入红区病房，看到一些病人病得很重，而且 ICU是满的，当时就觉得问题比较严重。”
总台央广记者采访邱海波
邱海波是我国第一位重症医学博士，在从事重症临床的30年里，他曾冲在抗击非典、甲型H1N1流感的“最前线”。但这次与新冠病毒的“短兵相接”，他仍然感觉猝不及防。
记者：“重症医学是生命救治最后一道防线，您此前也经历过很多大的灾难和救治，您觉得这次与以往相比，是否有很大不同。”
邱海波：“新冠肺炎的临床特征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叫诡异。如果用医学名词，就叫沉默性的低氧血症。病人往往烧也不太高，咳嗽是干咳不太重，肌肉有点酸、有点乏力也不是很明显，这样的症状可能持续时间很长。大概百分之十几的病人发展成重症，如果你测血氧饱和度，会发现血氧饱和度很低了，甚至可以到八十几。”
记者：“我们正常一般在93以上。”
邱海波：“90-93是及格线。大家到拉萨3700米海拔，稍微一活动就憋气、心慌的厉害，这次新冠造成病人血氧饱和度八十多，和拉萨差不多，但病人症状没什么。由此造成对疾病的识别、诊断、早期预警比较困难。还有一个传染性很强，短时间内病人数量几何量级上升，尽管发展成危重型的比例不那么高，但是因为基数太大了，所以短时间内超过了湖北和武汉重症医学或者叫ICU的救治能力。”
邱海波
扩床，加人
尽一切努力与病毒争夺重症患者
缺乏足够的床位和设备，也没有足以支撑重症治疗的专业医务人员，让包括邱海波在内的每一个医生都倍感焦心。专家组的共识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扩床，做到应收尽收。
邱海波：“在很短时间里，我们就提出要做重症医院，迅速征集一些综合实力强的医院，把它变成重症收治医院，开始就3家，肺科、金银潭和中南，但是很快就会发现这不够，所以就变成9家，但仍然不够，所以就有了雷神山和火神山，这都是以重症收治为主的。还有40家左右的医院收治普通病人，当然还包括方舱医院。”
与病床一起增加的，是更多的医务人员。从除夕夜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先后有4.26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而其中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达到1.9万名，这个数字已经是我国重症医务人员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他们要尝试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开展对症治疗，给不断恶化的病情按下“暂停键”。因为专家组已经明确，要做到有效救治，必须将治疗关口前移。观察病人的每一次呼吸，盯住生命指征的点滴变化，这是属于重症战场的责无旁贷。
记者：“当时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邱海波：“太累了，躺下来就赶紧睡着。那时候在ICU里看到的都是命悬一线，都是病重的病人。一天里，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要进红区去处理病人的急救。”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大量临时改造的病房内有时会出现短暂的供氧不足，邱海波和同事们开始习惯了要带瓶氧气进病区。
邱海波：“我们最高的时候高流量氧疗设备一分钟要用50-60升的氧气，是平时的十倍。平时20张床，扩到60-80张床，氧气压力就会不够，一旦氧压不够了，我们就得马上穿着防护服推氧气瓶去病人床边。今天看上去就不可思议的是，你要进去病区的时候，每人必须带瓶氧气进去。”
病毒可以隔离，关爱没有阻隔
在不断探索、调整重症病例治疗路径的同时，作为专家组成员的他也要给同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更多信心和支持。
邱海波：“重症病人上了呼吸机之后，如果供氧情况不改善，下一步就是俯卧位通气。但是做俯卧位通气是有点难的，病人有气管插管，身上可能有尿管，引流管等等，又是一个镇静的状态，翻过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在平时也要五六个医务人员一起。平时以护士为主，但这时候穿着防护服，大家有恐惧心里是很难做的。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必须让大家觉得这后面有一个医疗团队在支撑着我，所以那时候我们请管床护士来指挥，我们一波查房的医生把病人翻过来，这样保证做到位。”
处于重症隔离环境下的病人，面临不只是身体的病痛，更有心理上的焦虑和恐惧。虽然隔着厚重的防护服，但邱海波明白，与病人沟通的心不能有任何阻隔。
邱海波：“有一个武汉医学会的老师，大概三十多岁收进了ICU病区，他就特别烦，我问他为什么，给了他一张纸让他写，他就说我要手机，一看没电了。问要手机干什么，他就写‘爸爸妈妈在家，不知道我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生病了’。当时查完房我就告诉他别着急，我马上给你拿个充电器进来。给了他充了电，他打电话知道爸爸妈妈没事儿，从此就安静了，之后恢复得很好。那次我是觉得，虽然病毒传染性很强，可以用硬的东西把它隔离开来，但我们应该给病人更多的关心，如果你忽视了病人的情绪，也许你就错过了一次让他更快康复的一个机会。”
武汉迎来转折，但重症战场仍要坚守
心理转折，在二月下旬到来。在2月25日那一天，武汉市卫健委通报，48家定点医院空床位达到4100张。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心里会踏实一些？”
邱海波：“从2月下旬开始，我们的医疗力量、床位很充分了、治疗路径清楚了、关口前移都做到了，这时候还出现的重型、危重性的病人包括两类，一类病人是以呼吸衰竭为主的，还有一类病人是基础疾病跟新冠重叠在一起，大概2/3是因为年龄比较大，基础疾病比较重。这两类病人治疗侧重不一样。当然我也觉得现在是比较有信心的时候，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头，危重型的病人几乎减少了一半，大部分病人救过来了，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比以前要有信心了。”
目前，湖北治愈率已经超过90%。这个数字背后，也是重症医学艰苦探索的过程。他们是一只冲锋队，更清晰地认识了这个疾病，也把治疗中的经验变成了可操作的临床路径。目前，在包括邱海波在内的专家组努力下，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已经更新，我国的防控和治疗经验也被更多国家借鉴。而邱海波自己对重症医学的未来有了更多思考。
邱海波：“这次大考对重症医学来讲，是有很多考验的，原来我们觉得床位已经不少了，但这次会发现三级甲等医院重症医学的床位应该得到更大发展才行。但日常这种短缺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能不能把一些综合性的医院让它具有这种潜在的、变成重症医院的能力，我们在装备新的三级医院时，就要具有转成重症收治医院的潜能。”
总台央广记者：郭静、周益帆、杜希萌
部分图片来自央视《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