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聚光之下，呼吸治疗师职业化还有多远？
呼吸治疗师是距离新冠肺炎患者最“近”的人。他们常暴露在患者气道分泌物中，进行震动排痰、吸痰和纤维支气管镜等高危操作，光是排痰手法，就达到数十种。
“多维持一口呼吸，就多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华西第三批援鄂呼吸治疗师薛杨说。
像他一样，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呼吸治疗毕业生有30余人。他们分布在武汉、成都、上海、重庆、济南等十几个省市。截至2020年3月6日，一线呼吸治疗师参与抗“疫”的平均时长是27.5天，最长的已经达到51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合影图片来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让患者多呼一口气”
2月7日，王鹏和薛杨作为第三批华西援鄂医护人员，抵达武汉，做好了“按月”计数，战斗到最后的准备。目前，方舱医院全面关闭，武汉进入危重症病人救治的“克难攻坚期”。
王鹏和薛杨是第三批华西医疗队仅有的两位呼吸治疗师，共负责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14、15楼两层楼，80个床位的危重症病人的呼吸治疗工作。
每天早上7点30分，负责接送的班车将医护人员从安置酒店接到医院，此后他们将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下班时间则继续推迟。据王鹏回忆，最晚一次下班是凌晨三点半。人员不足，但工作量大，两位呼吸治疗师轮流值班，以保证最高的救援效率。
2月9日，薛杨第一次踏入病房时，就注意到令人揪心的细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属于综合性医院，临时改造成传染病区，在疫情持续暴发的当下，还存在着呼吸机、高浓度高压力氧气瓶等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对患者病情的恢复极为不利。
实际上，抵达武汉前，华西医疗队就对这种情况做出了预测，协调沟通后，联系华西本部送来四台高流量呼吸机和两台无创呼吸机，安排随行的医疗工程师安装设备。
设备问题及时解决，如何规避感染风险，让患者“多呼一口气”，是呼吸治疗师最终使命。
令王鹏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0多岁的男性重症患者。尽管使用了高流速吸氧联合无创通气，但他的氧饱和浓度仅有50%。在患者意识不清醒，心跳微弱的紧急情况下，王鹏和呼吸科专家实施了“插管抢救”，效果仍然不理想，氧合指数最低降至2%。“这是我所处理的病人氧饱最低的状态。”他说。
最终，王鹏决定用呼吸机对患者进行“肺扩张”。尽管对患者心脏是极大考验，但那是当下可采取的唯一办法。治疗措施实施后，患者的氧饱和浓度从30%直线上升至90%。回忆这个病例时，王鹏感慨地说：“真算得上从死神那里把他抢回来。”
抢救结束的第六天，这位病人顺利的拔管脱离呼吸机，目前情况稳定。
除了在武汉一线参与救援，留守在四川的呼吸治疗师，在此次疫情的危重症患者救治中，也承担着重要作用。
“84岁的老爷爷是目前年龄最大的患者，处于营养极度不良的状态。三天没有进行肠内营养，身体越发消瘦，急需进行胃管安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治疗师杨韵沁说，目前她正在成都市疾控中心负责危重症患者的收治。
“老爷爷气管已切开，带着呼吸机，操作难度较大，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无法使用听诊器，加上解剖声纹结构的问题，护理老师连续三次的胃管安置都失败了。”
多学科讨论后，杨韵沁加入了这次胃管安置工作。“我用喉镜开放气道，暴露会厌的位置，将胃管从嘴里慢慢安置到会厌下，通过超声探头确定胃管的安置位置……”经过两小时共同努力，老爷爷终于能够“吃上饭”了。
医护人员正在为病患安置胃管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螃蟹”难“啃”
对大多数人来说，呼吸治疗师是一个陌生的职业。它源自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多年前。
国内首个呼吸治疗专业创办者、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技术系首任系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给“呼吸治疗师”下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呼吸内科医生相当于T字母的‘横’，要求知识面广。通过系统的医学知识，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的诊断，检查和治疗。而呼吸治疗师则相当于T字母的‘竖’，要求他们针对呼吸这一项单一的治疗，非常深入细致地对患者实施救治。”
1993年，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按照美国医院的模式，建立呼吸治疗科。1997年，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开办呼吸治疗专业，招收呼吸治疗专业5年制本科学生，并于2000年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毕业后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这开创了“呼吸治疗师”方向在教育领域的先例，诞生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改制为四年制本科后，呼吸治疗师隶属医学技术专业。同专业下细分了“呼吸治疗”“影像学”“康复”“眼视光”“营养学”等几个方向。这几个方向，发展历史悠久，都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考试。
但作为理学学位，“呼吸治疗师”既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也没有自己的职称考评体系。 “没有职业认证，就没有明确晋升体系，这导致不少‘呼吸治疗师’人才流失。” 刘婷婷说。
刘婷婷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监护科的一名呼吸治疗师，也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05届毕业生，据她回忆，九名同班同学中，仍坚守在呼吸治疗师岗位的，除了她，只剩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夏金根。
“最开始大家确实会迷茫，在中国的职业规划里，这属于技师行业，但是在临床上，呼吸治疗师需要关注重症患者的气道和呼吸管理。尽管不是‘医生’，但对专业能力要求极高，需要参与病情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由于缺乏行业统一标准，在不同的医院，呼吸治疗师受重视的程度不同，呼吸治疗师也常常由于人手不够、工作量过大，工作范围不明确等原因难承其重。“没有职业资格认证的缺陷，更直观地反映到晋升和收入上。”刘婷婷直言。
职业发展前景相对迷茫，但呼吸治疗师从业者对于这个岗位大都有极高的价值认同。经此一疫，呼吸治疗师的职业成就感更大大加强。接受此次采访的呼吸治疗师都表示，参与救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为切实的认知，有挑战性同时极富成就感。
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统计，参与此次抗疫的呼吸治疗师，由于人数有限，每个人平均要负责11.5张床位，最多的地方甚至达到每人接近17张床位。疫情也进一步凸显了呼吸治疗师的人才缺口。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图片来源：甘雅婷/摄
“职业化”前景
在国内，专业的呼吸治疗师，需要通过接受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西安医学院、郑州铁路医学院等高校教育，或者是经选拔的医生护士，参加专门进修培训而来。
以华西临床医学院培训为例，由于没有国家统编的教材，教学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探索过程，呼吸治疗专业的教材要么引进美国的原版教材，要么由授课老师编撰而成。教学大纲、招生规模、内容设置、学分计划等，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持续改进。
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呼吸治疗专业毕业生共259名，就业分布涵盖我国共计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6家医院的相关科室。据杨韵沁介绍，目前仍然留在华西医院重症医疗科的呼吸治疗师有26名，负责200多张床位。“尽管看起来呼吸治疗师人数少，工作量大，但在规模上排在全国前列，仅次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针对呼吸治疗师人员匮乏的问题，刘婷婷也表示，许多ICU重症监护中心，都没有配备专业的呼吸治疗师。大到分辨呼吸机的种类、分析复杂的参数、观察病人心肺功能的微妙变化，小到繁琐的插管上机、下机，纤维支气管镜排痰、气道检查等工作，只能由医生和护理人员来实施。医疗设备的利用率和治疗效果往往有所折扣。
人才的短缺和职业化前景不明朗有直接关系，虽然以华西呼吸治疗泰斗为首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积极推进，但是由于实际从业人数达不到“职业化”要求，国内的呼吸治疗师一直无法像国外一样拿到职业认证。
3月2日，人社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16个新职业。“呼吸治疗师”也在此列。自此，呼吸治疗师的职业化认证终于在运行20多年后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国家的认证是一个信号，呼吸治疗师这个职业要实现实际应用中的“职业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人才培养层面来看，刘婷婷认为，“此次呼吸治疗师被认定为‘新职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要培养一定数量的人才，确定一套考试系统，明确从业者发展路径，实现职业认证等，道阻且长。
她举例说，目前，本科学校招生目录里根本没有呼吸治疗，更别说达到一定的规模，同时解决教材和专业教师储备等问题。这需要国家层面推动和实施。
刘婷婷希望，即便没有学科化，各大医学院也可以考虑建立“呼吸治疗”的方向，定向培养人才。“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呼吸治疗师，这个专业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可以说，呼吸治疗师是医学日趋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必然产物。当呼吸治疗师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普通病人也大有裨益。
“由于人数较少，目前呼吸治疗师还局限于重症医疗方面，未来，随着呼吸治疗师人数规模的扩大，治疗范畴有望扩大到重症学科之外，在慢性病管理，轻症患者的呼吸治疗，甚至社区医疗服务中起到重要作用。”杨韵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