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护士蔺珊与病床上的曾老伯握手聊天，唤醒了老人的意识。本报记者 和冠欣 摄
尽管全力挽留，但79岁的新冠肺炎危重患者曾老伯上午还是走了。他是北京医疗队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时，首批接诊患者中病情最重的一位。老人不仅年岁大，对吸氧设备的耐受度也很差，病情一段时间内没有好转的迹象，所有医护人员都很担心他，交接班时总会先问曾老伯的病情。
2月29日早上，北京医疗队北京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蔺珊尝试唤醒时，曾老伯不但缓缓睁开了眼，还用微弱的力量反握住了蔺珊的手。整整34天的治疗，总算有了转机。蔺珊倍感欣慰，后来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下了这个不平凡的早晨。
耐心呵护让老人病情曾好转
曾老伯走了，但救治他的过程仍留在医护人员的记忆里。曾老伯是武汉人，医护人员对他的最初印象是脾气很倔，不太听劝，只要几分钟没看住他，他就把储氧面罩摘了，还在血氧饱和度很低的情况下，非要自己去上厕所，一去一回便得好一通喘。包括蔺珊在内的医护人员想尽办法，连劝带哄，可还是收效甚微，有时还没说上几句，老人就急了。
“有一天我早上进病房时，看到他桌子上摞着好几份饭，一口没动，真把我急坏了，他冲我发脾气都不要紧，我还是要劝他把饭吃了，不然体能怎么补充。”眼看着老人的倔强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住院不久就因为血氧饱和度持续走低，辅助吸氧设备从储氧面罩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医护人员心里焦急万分。
储氧面罩尚不耐受，呼吸机就更难配合了。两周前，医护人员开始对病情危重的曾老伯使用气管插管治疗。配合药物，老人插管以后，一直处于镇静状态，医护人员为老人下了胃管、尿管，耐心呵护。气管插管治疗持续了一周多，老人的病情一度好转，血氧饱和度、血压、心跳等各项数值离正常值越来越近。
声声呼唤“唤来”一次握手
病情好转后，曾老伯的镇静药物停了，唤醒成了必要的流程。医护人员通过外界声音、触碰的刺激，帮助患者的意识逐渐恢复。
“爷爷，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就点点头。”2月29日一早，蔺珊又伏在曾老伯耳边声声呼唤。这时，老人微微睁开了眼，这让在场的医护人员惊喜万分。蔺珊为老人擦去眼角的分泌物，然后一边呼唤，一边握住了曾老伯的右手。“您握握我的手，握握手！”随着蔺珊的声音，老人原本摊开的手掌有了反应，像慢动作一样，老人的手指一点点蜷曲，让蔺珊感觉到了微弱的力量。她继续为老人加油，直到老人把她的手完全握住。这一握不仅握住了医护人员的手，更握住了希望。曾老伯流泪了！从这一天开始，他越来越听医生的话，吸痰等操作都能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看到他尽早脱离插管的希望。
适应气管插管的患者极少
救治曾老伯的过程让蔺珊感慨良多。在日记的末尾，她写道：“我们在临床见了太多的气管插管患者，我护理过特别适应气管插管的患者，他们不需要镇静，神志清醒，可以自己在床上活动，有时有痰了，会主动让我吸痰，然后配合咳痰。但是这类患者是极少数的，大多数的患者还是不耐受气管插管，躁动、脱管时会发生。很多拔管的患者都拒绝二次插管，因为拔管后喉咙水肿，声音嘶哑，很难受。作为医者，我很理解患者的感受。可是，对呼吸系统疾病来说，呼吸机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治疗。我们只有不断鼓励和安抚，让患者尽快配合呼吸机治疗，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尽快脱机。护理工作漫长繁琐，但一个多月以来，我们早已适应武汉的气候，适应现在的工作。全国有4万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我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共同许诺：一战到底，完胜而归。期待春暖花开，期待胜利的那一天。”
本报记者 景一鸣 王雅贤
本报记者武汉“战疫”日记
3月4日 星期三 晴
窗外的景色
融入我的生物钟
来到武汉第38天，我几乎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慢慢习惯了很多事，习惯了频繁洗手，习惯了每天耳边灌满医学名词，习惯了采访写稿的高频率，也习惯了难眠的夜。
在驻地酒店的房间里，有一扇大落地窗，我习惯坐在窗前写稿、看书、吃饭，窗外的景色也慢慢融入了我的生物钟。
低头望，楼下有轮休的医护人员正在运动、散步，这时应该是晚饭后的6点多。高楼大厦之间，写着“武汉加油”的霓虹灯突然亮起，照得落地窗闪着红光，这时则是晚上7点。
一本书读到一半，忽然发现窗外的霓虹灯灯光不再闪耀，武汉这座城市开始进入梦乡，那么应该是到了晚上11点。楼下有一家工商银行，夜幕中唯一的一抹红光是银行门头上的Logo，而等到Logo的灯都熄灭时，就是凌晨1点了。窗外这条三角湖路被黄色的路灯灯光勾勒成一道弧形，每隔一段，红绿灯交替变换着颜色，看久了，竟有催眠的效果。街道上很难看到车，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忽然，一辆579路公交车打破了“静止”，从弧形的三角湖路上由远及近，一直开到驻地门前停稳。刚刚离开战场的北京医疗队队员们回来了，此时，已是凌晨2点半。本报记者 景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