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

草蛇灰线,写出先生们的命运感

北京日报

关注

    《先生们》 李辉 著  大象出版社

    《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

    [澳]巴纳 张光裕 编  中国画报出版社

    ▲陈侯簠

    ▲晋侯盘

    《自然的弃儿:现代人生存启示录》

    [法]米歇尔·翁弗雷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韩浩月

    长达四十年间,我一直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每念及于此,温暖常在心中。

    我的这本《先生们》,是为前辈们所写,留存先生们的丰富细节。感受先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写先生,交往或深或浅,不同侧面,不同印象,于我而言,他们的身影,在历史场景中依然清晰如初。

    先生们,仍与我同行……

    ——李辉

    学者李辉的新著《先生们》出版了。

    李辉老师从《人民日报》副刊退休之后更忙了,除了主编几个系列的丛书之外,还开始动笔撰写计划里的诸多文章,“先生们”即是他为“六根”公众号专门撰写的独家文章。文章虽发在公号上,但与“公号体”却丝毫无关,他仍然延续着以往严谨、缜密、细致的写作思路。好玩的是,他的文章是“反公号体”,却是“六根”公号上阅读量最高的,我们都开玩笑说他是“流量担当”。如今结集出版,一本472页、36万字的纸书握在手中,十分厚重。

    这几年与李辉交往甚多,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比如认真、勤奋,再比如保持乐观、天真。但有一点是没法学到了,即他对资料的掌握,这些资料包括来自巴金、冰心、黄宗英、贾植芳、汪曾祺、吴祖光、黄永玉等诸多先生们的题赠著作、往来通信、委托他保管或捐赠的文字史料等,将他称为现代文化名人的“移动资料库”完全没问题。

    李辉的文章在移动阅读时代受欢迎,是有诸多原因的。其一,他是坚持严肃写作的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写到的人物采取的多是交叉印证的方式进行描述,所采用的资料均为当事人亲笔。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当事人以接受采访、书信的形式呈现出来,读者读后,自然会有明辨。

    其二,他的文章除了有厚重的历史感之外,还有鲜明的文化意识。在李辉的研究与写作领域,十分注重文化人的思想情感表达,也在意文化人于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的底线与操守。此外,对于现代文化名人的社会影响与价值体现,也常有角度新颖的发现,阅读他的文章,不由会对他笔下的人物肃然起敬。

    其三,李辉的文章之所以会让不少读者读后感动甚至流泪,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感。他采取草蛇灰线式的写作笔法,把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人物一生的大起大落、生活情感的幸福悲苦等等,都隐藏于一封封书信、一段段文字当中,读者能够敏感地捕捉到这些信息,并感同身受。

    李辉与先生们走得很近,在于他抱有一颗平等而真诚的心。他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每一位自己认识的先生们,得到了先生们的信任,黄宗英曾亲切地将他称呼为“小李辉”,直到现在,95岁高龄的黄宗英还会给他发来视频告知近况。不过,李辉在与先生们交往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过“交锋”,在写王世襄时,写到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王世襄发了脾气,李辉如此记录:“我其实也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越想越窝火”,决定不再过多打扰王世襄,没想到三个月没去看望王世襄,王世襄打来了电话说:“你怎么最近没来了?哪天你开车来,我们一起去找个小馆子吃饭去。”这样的描写真是让人莞尔。

    李辉还介入过先生们之间的矛盾调停,萧乾因某事与恩师沈从文交恶,两人多年不曾联系,李辉多次与沈从文谈及,后来沈从文终于松了口,大概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想见我,我怎么会不见呢”。但就在萧乾高兴地想要去沈从文家拜访的时候,沈从文却去世了。萧乾在文章中遗憾地写到:“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这样的细节在《先生们》一书中比比皆是,所以,尽管《先生们》是本人物纪实作品,但还是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读《先生们》,宛若重回他们的辉煌时代,也仿佛重新走过他们的失落时期,时代之潮与命运之船,让他们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遭遇。

    但《先生们》并没有止笔于此,它终归是一本格调明亮之书,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先生们用什么精神穿过那段岁月,又是如何凭借闪光的人格、生命的坚韧来走完一生。“先生们”留下的作品,以及他们的故事,是双重的财富。近年来,诸如沈从文、汪曾祺等诸多先生的图书频繁登陆畅销书排行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文字与思想,穿过了岁月河流,在浮躁的当下拥有了抚慰人心的作用。

    深读《先生们》,会再多一个了解“先生们”的渠道。书中的“先生们”,是和读者往常认识的“先生们”有所不一样的——他们谈笑风生、意气风发,仿佛一直年轻、不曾老去。

    编著者说

    迄今最全的流散海外金文汇编

    田朝然

    去年底,《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有着拗口名字的十卷本大书,是迄今最全的流散海外金文(青铜器铭文)汇编整理成果,收录商周金文1800余件,不仅详列所选青铜器的存藏情况、流转信息、著录情况,还提供了每件青铜器的清晰器物照片、铭文局部照片、与铭文原字等大的清晰拓片照片。其中,此前从未被收录过达700余器之多,有为前人著录而著录之书已绝版难觅者达400余器,其余材料则分别来自于著名学术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所助,尤为珍贵。

    《金文汇编》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泰斗级宗师、中国上古史与古文字领域的世界级学术权威巴纳的代表作。书中,巴纳本人遍访西欧、北美、澳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总计数十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墨拓所得即达1350余事,占其收录总数的70%以上。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编撰的《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菁华》收录商周金文不过69件;4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陈梦家赴美考察,历时三年精心收集资料,编撰《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收录商周金文521件。陈侯簠(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兮中钟(现藏美国笛洋博物馆)等很多流散于国外博物馆的藏品,在此之前从未被收录过,都是本书所特有的。加上虽为前人著录而著录之书已绝版难觅的,这样的珍稀品就占了全书六成多。由此可见,《金文汇编》在收录流散海外的数据方面,无论器铭数量,还是可靠程度,都远远地超过前人。

    本书另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是,本着“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的理念,收录了若干公认的伪铭及其照片作为“标本”,有助于读者增长识别伪铭的能力。例如书中第1号晋侯盘,有铭文500字,是迄今所见最长篇伪铭,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一般著录难得一见其器形,原大拓本亦极为罕见,本书则铭、器并录。再如毛公鼎等器的伪铭,由于严肃的著录书多未收录,因而一般学者未能见及。本书中则有拓本三份,除第一份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器外,第二、第三份皆是鲜为人知的伪铭,极具参考价值。

    《金文汇编》是金文研究发展史上起过阶段性作用的重要著作,填补了学术空白。此次再版,本书的主编之一的张光裕教授特地对初版存在的缺失有所交代,并加以修订——“主要是列举书中伪铭和可疑器共54号,对个别器铭所属器类和著录也有订补”(王世民语),使本书更加完善。这将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统称金文)的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并且有裨于一系列有关学科包括考古学、古文字学及古史研究等的发展。

    说到这套重磅学术大书的再版,不得不提到中国画报出版社社长于九涛,当其还是在留学的“穷学生”时,就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各种旧书店里,尤其对各种文化、历史、古籍类图书产生了兴趣。博士毕业后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出版“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文化、古籍类图书”的念头从来没有停止过。自2014年调任中国画报出版社社长后,他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相关图书,包括《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籍图集》《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国佛教史记》等。

    1978年由台北艺文印书局出版的《金文汇编》初版本是一套宣纸印刷的线装书,很是壮观。于社长很早就买了一套放在办公室,一直等待合适的契机启动该项目——对于这样一套专业性强、工程大的图书,做出“选题立项”的决定并不容易。在张光裕教授的牵线之下,中国画报出版社从台湾的出版社取得了授权。2018年3月,本书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正式立项,原计划年底完成出版,但编辑工作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由于原稿缺失,不得不对初版本进行全部扫描——近三千张图片的扫描及精修,复杂、漫长。

    由于初版年代较远,原书中很多地名、机构名称及大量异体字的使用不符合现今出版规定和汉语言规范,需要一一修改。

    文字部分涉及诸多金文文字,对重新录入和排版都是难题。

    张光裕教授的修订,均需要在扫描而成的图片上进行修改,且确保对应英文名称、本卷目录及总目录一致。

    编辑中还发现,很多不应该使用繁体的字词被转化为了繁体字,需要根据常用习惯再改为简体。

    ……

    深受感动的是几位先生的倾力相助。

    王世民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老人家在眼睛不太好的情况下,坚持帮忙审稿,每次都将自己的建议和修改意见整理成文字。最后一次请王老师确认最终稿时,他透露自己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尚不能用眼,可能要晚两天回复。没想到,没过几天便收到其回信,说眼睛一有好转便赶紧确认了,以免耽误出版社进度。

    张光裕先生,是著名古文字学、铜器学、简牍学及礼学专家,近年积极从事“传世古史与商周金文所见古史新证”的研究。经他目验鉴定并协助购回的三批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简和清华简,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编辑过程中每次有疑问及改稿后,我们都会请张教授审稿,他总在百忙之中详细回复,对稿件的修改更是认真,且中途特地从香港来北京进行当面讨论。

    令人遗憾的是,巴纳先生于2016年以九旬又四高龄作古,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作为巴纳先生的好友,王世民老师在本书再版弁言中写到:我们都很怀念他。

    人类与动物的“心理距离”

    俞耕耘

    米歇尔·翁弗雷,关切到以往哲学常常“遗忘”的领域——动物。事实上,哲学不仅思考人与自我、他者和社会的关系,也要关心自然,那些与人类共在的其他物种。《自然的弃儿:现代人生存启示录》是一本以哲学阐释自然的佳作。作为法国当代哲学家、散文家,翁弗雷的写作以知识的愉悦和思想的原创著称。书中他变换视点,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使自然界不再失语。从这一角度看,他成了优秀的辩护者、代理人,写就了关于大地的散文。

    人类如何理解动物,决定了如何对待动物。换言之,作者展示了我们关于动物的观念史,亦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史。作者意在说明,这一切根源都在于“区别”和“距离”两个核心。他的回顾梳理了对动物认知的两大倾向:一是强调人与动物的绝对差异,用机器、机械来贬低动物,否定动物的一切情感和精神性;二是用一种“进化”的联系,把人和动物锁定在同一起源的链条之上。这样,那种人和动物的绝对区别就被消除了。在思维的逻辑上,这两种观念,一个求异,一个求同。前者出于神学上的创世预设——动物后被创造,低人一等,用灵魂至上的唯心论,论证了动物是工具;后者则用物质性和无神论,强调大脑也是“凡俗的物质身体”,两者并不是二元,而是一元关系。

    书中提到法国哲学家让·梅叶,本是一位乡村神父,却暗自写出一本超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遗著。他站在卑微弱小的动物一方,讨论了动物哲学。“我们的新笛卡尔主义者们徒劳地、错误地、可笑地说过一些话,他们把动物视为没有灵魂和任何情感的纯粹机器……”梅叶认为这种学说极端危险,因为它能演变成虐待动物的“理论基础”和合理前提,如道德麻醉术一般,让人类去除原本的人性情感和负罪不忍。

    梅叶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到蒙田的谱系,不仅用行为学观察,说明动物与人类都有感知情感和交流能力,它们的差别是程度不同,而非本质区别。蒙田、梅叶和后来的达尔文,形成了一种观念延续。“对达尔文而言,智力是生活模式变化的产物,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猿猴和人猿的共通点就是它们都是猴,而非人类。”这显然是对人类灵魂优先至上的一种反驳。“动物和人类是带着相似的情感光谱生活在同一个可感的世界里”,对人类而言谈论心理学,对动物而言讨论行为学,在本质上,“这不过是用两种方式言说同一个世界。”

    耐人寻味的是,书中陈述了动物的道德性和人的非道德,这种颠覆极为猛烈。蒙田认为,动物展示出捕猎的智慧、教育的能力,比人类更高的忠诚,更有趣味的性爱、大度、感激和宽恕。人类会奴役他们的同类,而动物不会奴役另一种动物。这似乎击中了人类不愿正视的痛处:动物之间即使有杀戮,也只是为了生存;人类却擅长“无缘无故的残忍”,让同类产生痛苦,以此为乐。

    然而,无论是物种主义把人类对动物的工业利用合理化,还是反物种主义强调不使动物感受任何痛苦,都面临理论困境。因为,信奉和实践之间总有巨大鸿沟,可操作性令人怀疑。写出《动物解放》的哲学家彼得·辛格,更多只是探讨“素食主义”的理论支撑,却不受“纯素食主义(拒绝衍生动物产品)”“素行主义(拒绝动物的一切产品)”的待见。关于动物实验与动物折磨的混淆,忽略了人类为免除痛苦的医疗意义;对动物衍生品的使用,是否依然造成“动物剥削”?如果拒绝肉食,那么饲养动物就没有存在可能,而现存动物,绝大部分都是驯养物种。

    《自然的弃儿》给我们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对动物保持辩证统一的“心理距离”。这是一种“度”和情感的控制,“不能只跟它们保持一种有用性、对象化、征服的关系,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复杂性的关系。”“与它们的良好距离应该是这样的:既不要毫无区别地把它们当作为我们服务的工具,也不要把它们变成搭档;既不要把它们动物化,也不要把它们人化。”

    这是一本哲学书籍,不过,你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淹死在难以理解的哲学黑话和文字游戏之中,相反书中那些朴实易懂、感性诗意、最具法兰西风格的文字会让你领略到翁弗雷的箴言:思考生命、践行哲学的最佳方式就是去生活。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