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
[日]角田光代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渣总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城郊的家庭主妇中流行起一种怪病，病人明明过着杂志上所描绘的幸福生活，却陷入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绝望情绪，一些精神分析学者甚至把这称为“主妇病”。主妇们不知这种精神疾病因何而来，而它具体的症状只是“感到空虚……不充实，似乎我本来就不存在”。有人说，这是因为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幸福——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不用工作也不会有人催她们干活，这难道还不够走运吗？
这是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她革命性的女权主义著作《女性的奥秘》中所描绘的真实历史。她写道：“每一位居住在城郊的已婚女子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主妇们一样，《坡道上的家》中的女人们陷入相似的困境。她们明明过着在别人看来堪称美满的生活，却不知不觉被无因的精神压力所缠绕，那种压力，如同书中数次出现的蝉鸣，只有她们自己能够听见。
以一位普通主妇之眼，走进一桩“母亲杀婴案”幽暗的深处，没有推理，没有反转，只有对一位“恶母”的精神分析之旅，还有主角背后，那千千万万女性的自我探索之路。
角田光代织起一张绵密的网，不同身份、职业的个体被编织其中，产生关联，呈现出东亚式社会和人际关系模式中，普通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处境。
她并没有刻意塑造一个戏剧化的、矛盾鲜明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甚至让人觉得缺乏棱角，换句话说，不那么“特别”。这种缺乏棱角，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多边形，随着案情的推进，他们人性的多面才逐步展现出来。而这才是我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里沙子的丈夫、水穗的丈夫并不是那种会简简单单让读者贴上“渣男”标签的男人，与读者的期待相反，他们对待妻子的方式虽称不上楷模，却也不至于失格。他们甚至也会偶尔表现出对妻子的体谅，拿出一些安慰她们的标准答案。而真正悲哀之处，是连作为读者的我们一开始都并未察觉他们行为、语言的不妥之处，因为他们的所思所想，无一不是遵循那些我们也认可的社会规范。当没有一个鲜明的“坏人”作为投射愤怒的靶子，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问题绝不在于一两个个体，而来自整个社会的压抑与病态。另一部著名的女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也采取了这种策略。作者特意将主角金智英设计成一个家境不差、受过高等教育、丈夫也符合大众眼中“好男人”标准的女性，尽量弱化她经历的戏剧性，因为这样才能反映一种更为普遍的真实。
《坡道上的家》没有仅仅停留在控诉“母亲”“女儿”“妻子”这些身份对女性的束缚，更继续深挖，展示了无形的社会压力如何阻断了女性之间的沟通渠道，当她们对自己“偶尔也算幸福的生活”感到不满足，就会陷入羞耻感，以及在潜意识的对比中产生的“完美他人”想象之中。里沙子初次在庭审中看到水穗丈夫的前女友，她想象对方一定是一位无论何时都从容不迫的完美母亲，从而下意识地自惭形秽。而东亚社会那种“不可暴露自己的无能”、“不可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他人”的人际交往潜规则，也使得她无从和其他母亲确认——只有我常常觉得无助和崩溃，只有我是不合格的母亲吗？全职主妇的身份，将她们关进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小格子里，阻隔她们与外界的联系，丈夫则逐渐成为她们获得外界评价的主要来源，从而左右她们对自身的判断。而社会、媒体对“完美母亲”“伟大母亲”形象的塑造，使得人们普遍接受了一种心理暗示——“母亲”这个形象，就应该是无私的，母性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因此，当里沙子察觉自己也和水穗一样，曾在濒临崩溃时对自己的孩子产生恶意，不必等舆论的批判，她首先就会把自己放在审判台上，自我怀疑、罪恶感和羞耻感会使她将全部责任指向自己。她们就这样被扭曲了真实的自我。
丈夫、婆婆、媒体、教育机构——合力将本来应该由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来承担的责任推给母亲，把她绑在圣人的十字架上，以严苛的标准来审视她，以表面的赞美来胁迫她。而在现代社会，养育好一个孩子的标准比起过去也全面提高，更是成为精神压力的来源。
除此之外，还有更本质的，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扭曲的爱的方式——通过不易察觉的藐视、贬低、攻击，减损对方的自信从而达到完全的控制。而这过程常是潜移默化、难以察觉的，因为它往往来自日常的语言。里沙子的丈夫告诉她“替补陪审员不重要”、“这又不是什么繁重的工作”，无形中贬低她的能力和价值。她从一开始笑着附和，到后来忍无可忍地反驳。参与对另一个女人的审判，令她第一次认真思索自己不曾深想的生活，通过痛苦的共情，反观自身，找到那些积攒已久的“不舒服”的源头——“丈夫并非基于恨意而藐视、伤害妻子，而是因为他只知道这种爱的方式。”阅读过程中完全体会到了里沙子的心情，那种被四面八方的想象中的目光审视着，从而必须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如履薄冰；那种终于鼓起勇气表达心底的话，却发现人的悲喜并不相通，无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的悲伤和无力。
里沙子的身份设计是最妙的一笔，在所有的陪审员中，她的处境其实是与被告水穗最为接近的，最能感同身受的，她却自始至终只能作为“替补陪审员”，在远处旁观，而她也一直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去替水穗，也替她自己、替像她们这样的群体辩护，即使发出微小的声音，也会被正式陪审员所代表的更有权力、更压倒性的声音所忽略。最后的那场审判是极佳的隐喻：所有并不处于当事人境遇的人都有权对她做出审判，而唯一能够代表她的人，却只能被动地接受。
但角田光代也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女性自救的方式，那就是互相建立联结，去讲述，去倾诉，戳破那个“只有我是这样”的假象——当里沙子逐渐了解水穗的生活，发现她们居然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当她第一次从女性朋友那里知道，不是她一个人会失控、会失误，她才逐渐开始质疑之前的那种自我攻击，久违的感到放松和宽慰。
所以，女性自我表达的书越多越好，因为当发现“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承受着这样的痛苦”，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便重要而有意义起来，它们会建立起女性的联盟，让她们感受到被接纳与被认同，然后进一步，开始质疑这种规训她们的规则本身。就像里沙子所梦想的：“当我们尽情畅谈时，我们谁也不是，不是母亲，不是妻子，也不是谁的女儿……我们或许能第一次真正地做回自己，以天真的自信与满满的活力，面对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