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别报道 | “失踪”的口罩和红十字会“黑洞”
作者 | 郭苏妍 叶雨晨 邓舒夏 王一越
来源 |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组赶赴湖北武汉，指导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确保捐赠款物使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在此之前，作为武汉最早一批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已经连续多日对外表示医疗物资不够用了。1月30日，一个叫“协和医生Do先生”的微博账号发文称武汉协和医院的物资即将用尽请求社会支援，他在发文中强调“不是告急，是没有了”。31日，该医院另一名医生刘伟再次因“一线防护用品奇缺”而发微博求助。
公众随后将目光转移到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于1月29日披露的一份捐赠物资使用情况表。这份统计清单显示，在其总共发放的24.5万个口罩中，流向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共只有3000个未标注型号的口罩，而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分到了1.8万个标注为KN95型号的口罩。针对红十字会分配效率与分配公平性的质疑与批评声迅速发酵。
《第一财经》YiMagazine在联系武汉协和医院求证时，该院物资联络人表示1月31日下午已经与武汉市红十字会沟通，但仍未与湖北省红十字会取得有效联系，也尚不清楚对方只向协和医院发放3000个口罩的原因。“按理说定向捐赠给协和医院的物资应该直接寄到医院，但实际上需要捐款人跟医院联系以后，我们再去红十字会领取。货太多了可能存在找不到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他人冒领，而且也不是每个捐赠者都会直接跟协和医院联系。红十字会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他表示。
当天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在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国博中心A馆的武汉市红十字会物资接收仓门口，来自湖北省武汉市、黄冈市、咸宁市等地区的医院相关人士均在现场焦急地等待提取物资。据视频拍摄者了解，现场负责物资发放的工作人员仅根据手中的“物资调配表”发放物资，不在这份“调配表”上的医院及机构想要”提货“则需要自行与卫健部门取得联系。许多来到现场的医院相关人士只好空手而归。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国博中心A馆的武汉市红十字会物资接收仓。| 图片来源：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
前一天晚上，“医院持介绍信到武汉红十字会仓库自行领取物资”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但武汉红十字会很快向媒体否认此事，并表示所有医疗物资的分配和发放是在武汉市抗击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协调下，根据各医疗单位的实际使用需求统一分配。分配权并不在红十字会。
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在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疫情指挥部并不统一负责分配，只审核和批准三家定点机构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驳回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同时，其所在的社会捐赠组并未收到此前湖北省红十字会披露的捐赠物质使用情况表中关于仁爱医院、天佑医院的口罩分配报告，具体分配情况“要问红十字会”。
▲2月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公布关于捐赠物资分配有关情况的说明。
真假难辨的说法、缺乏可信度的官方声明、不透明的捐赠物资去向公示、混乱迟滞的物资分配和发放流程，都在这个社会所有成员都在尽最大努力避免疫情进一步恶化扩散的当口，把整个流程中极为关键一环的红十字会推上了风口浪尖。而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则在1月29日对媒体表示“对网上的骂声感到委屈”。
到底是什么拉长了社会捐赠物资从红十字会的仓库到疫情一线医务人员手中的最后短暂的路程？又是谁夺走了医生上战场的武器？
绕不开的红十字会
1月26日，民政部发文，指定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作为武汉疫情捐赠物资的接收单位，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
1月27日晚，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疫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强调，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以保证捐赠物资和资金的使用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统一归口，避免在疫情防疫防治过程中，由于混乱被人钻空子。
即便在明确接收单位的情况下，“钻空子”的情况也频频发生。一位不愿具名的志愿者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有的人冒充医院相关人员去劫物资，被发现了就说自己是红十字会的。“政府让红十字会来统管合乎情理，但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把几十吨上百吨的物资扑到一线去。”他说，“有些捐赠者的物资到达以后要通过各种关系才能拿出货给到当地医院，还有一些志愿者有私心，常常会给自己本区的医院多分一些物资。”
所有捐赠物资都要通过红十字会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混乱，但看起来，新的混乱并未减少。
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个在2002年至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名词表明了事态的严重程度。但非典时期的主要疫区城市里并没有武汉以及湖北省的其他城市，在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当地是缺乏应对经验的——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均在非典疫情过后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应对防控方案，并对医疗体系作出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