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竞争焦虑”是我们的思维习惯
2019年，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引起了热议，网上评分达到了9.0，导演周轶君走访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和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用影像记录了一趟关于教育哲学的思考之旅，引导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周轶君曾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战地记者。她的《在埃及数骆驼》一文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也是“圆桌派”的常驻嘉宾。近日，周轶君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接受了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文/图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
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周轶君，名声在外，她还有一张冷静朴实的脸。淡妆上台，而且扣错了扣子，看得出匆忙。
拍片缘起：教育的话题让人“焦虑”
“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发展非常快，新一代父母经历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传统的价值观和教育经验不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新旧观念在打架，造成了我们这一代父母特别焦虑。与此同时，我们又吸收了很多外来的东西，‘商业’‘钱’等问题也不断重复地制造焦虑，这个片子最初的起因，是我个人觉得需要解决这个困惑。”
“这个时代让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我想研究一个问题就看很多很多的书，但我们用纪录片的方式，用它的容量、片长、影像，直接把这个东西带到你面前。我这次很意外地发现，教育和影像结合的力量特别强大。”
“在当下，‘焦虑’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英国的补课市场有20亿英镑，其中90%是中国和中东的家长贡献的。现代生活中的焦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自科技：微信需要我们即时回应，看到朋友圈你会看到不同的展示，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更容易挑战家长的权威呢？因为有了互联网之后他知道的比你多，知道得比你快。片子播出后，有家长和我们交流说：现在一个班级可能半个班的孩子家庭都是离婚的。这些都是新的课题。”
他乡的童年：从“看见”到思索
“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最成功的教育模式，所有好的教育都跟历史文化和土壤有关系，每个人、每个观众在睁开眼睛看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经历有所反思，你会得到不同的启示。”
周轶君谈到这次拍片的经历带给自己的启示时说：“在芬兰参加森林课，他们让孩子闻树木的气味。我们自己接受的教育让我们认为知识点很重要，但是没有想到，想象力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关于‘爱与尊重、自由’，也是要把握平衡和尺度。在芬兰的教室里，孩子看书的时候可以用任何姿势，有的小孩甚至倒挂，但是进入敬老院的时候，老师要他们把帽子脱了——规则不是不需要的东西，一定是有，但也要有‘度’。他们所谓的‘放养’不是没有责任的，把孩子放在没有边际的环境中。”
“在日本，有一个园长给我看了一个汉字的条幅：‘孩子是大人的父母’，他的意思是说，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是孩子给了我们重新教育自己的机会，孩子不是我们的附属品，或你没有完成人生希望的投影，我们跟孩子是平等的。”
在拍摄中体验不同文化
在芬兰，周轶君大概停留了18天。她说，这个国家的守时和效率很可怕，所有的日程都可以按照原计划100%完成，他们不能理解改变。比如说有一个计划想改变的时候，他们说很麻烦，既然是说好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改变？所以是100%完成。但是在印度则完全不一样，去的时候联系对象10个里面只有1个是确定的，最后也完成了，但是时间表完全大调整。”
“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是最高的，一个摄像和一个收音师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们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强。但是在印度，当地的制片公司给了我20个人，每次拍摄，都要准备20把椅子和20个人的点心。我们的印度摄影师有两个助理，我们拍摄访问对象的时候，摄影师会突然说停，理由是要换电池。然后摄影师喊助理A进来看看，助理A再喊助理B进来换电池。”
对话周轶君：“竞争的焦虑”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广州日报：《他乡的童年》的拍摄，让你最有感触的是什么？
周轶君：是“看见”之后的一些思考。比如，芬兰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考试和排名，我想了解他们怎么看待竞争这个事情，以及成功是什么？几个孩子告诉我：“每个孩子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什么成功，成功就是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老婆，有一点存款，这就是成功。他们不知道谁是首富。”
芬兰的教师没有考核，没有评职称，也没有监管教育，他们有很多的自由度去教。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最难学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他们社会上有一个信任的链条：学校信任老师、老师信任学生、家长信任老师，当你构建了信任链条的时候，你的教育是松弛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和紧张。
拍芬兰这一集的时候，我觉得很糟糕，因为芬兰的社会形态跟我们不同，我们人多，他们人少，我们的教育模式是竞争型的，因为要把有限的资源去分配。不过，现在中国社会有一种认知的心理滞后，即使社会已经发展到不需要太为资源打架，心理的竞争还是存在。
广州日报：这次的纪录片拍摄，对于作为母亲的你来说，有怎样的启发？
周轶君：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是通用的、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所有成功的教育和好的教育是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怎么把对社会的状况纳入教育中。具体到我们怎么做是很难的，最好的教育是一个度的平衡。
母亲在给予孩子情感之外，有很多实际的工作需要拳打脚踢，其实现在欧洲的企业招人很喜欢招当妈妈的，因为她们是“多功能”的，而且理解力和责任感都很强。讲到职业女性，大家觉得我们很多时间给了工作，怎么平衡？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母亲这个角色，陪伴在孩子身边是需要的，因为教育跟生活是相关联的，你吃一顿饭、说一句话都是跟教育息息相关的，但同时，如果你花时间，如果你有你追求的事情，也可以放手去做，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你有另外一个榜样的作用：你是一个劳动者，这个观念很好。
去年暑假7、8月份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外面跑，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但意外的是，回来以后，我发现他们更独立了，很多事情会自己做了。回来后的几个月做后期制作的时候，我没有再出去，就在他们身边，也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隔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广州日报：在跨文化的视角中，这部片子引发了怎样的思考？
周轶君：我没有想到一线的教育者会对这个片子很有兴趣。过去我有一个肤浅的认知，我想我们更多是推动家长，对于已经在体制内的教育者来说，他们会认为外国的经验没有直接参考的可能。但其实，中国的教育者本身也在改变，很多80后的面孔，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了，而且他们也渴望看到外面的方式，他们希望可以有改变。
我们最初认为这个片子的受众可能仅仅是家长，但是后来很惊讶地发现：跟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关系。受众里很多是年轻人，他们自己并没有成家。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这个片子里面看到了很多成长的可能性，并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