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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的伊索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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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琴南书法

    ▌赵润田

    上篇

    还在某家双语杂志做新闻的时候,一次,我与英语翻译聊天,说起林琴南,对方一脸茫然。我有些纳闷,问:没学过翻译史吗?答曰没有这门课。

    大学英语系如果真没有这门课,那很遗憾,翻译史其实是很有趣的学问,对从事语言翻译的人来说,无疑是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文化修养。还说林琴南吧,这位短胡子老人,如果只看他的照片,你会联想到这是个四书五经泡大的精明老学究。老学究该有的他都有,28岁成秀才,30岁与郑孝胥、陈衍同年得福建举人,但他绝不是不闻世事、只钻书本的冬烘先生。他的青年时代,正是1883年中法之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庚子之变的大动荡年月,社会传闻几乎全是大清战败、官府颓唐的坏消息。林琴南对时事极为关心,对改造社会抱有极大热情,在北京科考时即参与了公车上书,又组织诗社、创办报纸,有多篇新诗大声呼吁国人奋起。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他是属于最激越的那些人,奔忙于时代前列,但他最终被人们记住,是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翻译国外文学著作的开山者。

    如果不是妻子病重去世,林琴南也许会走上另一条路,但那没法假设,事实是他从翻译一篇法国小说开始,一发而不可收,以文章干预社会,在鼓荡文化新风、振兴民族精神的奋斗中大放异彩,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胡适、鲁迅直到钱钟书都受到他的文化涵养。

    那一年,林琴南的妻子劳累成疾去世,这使这位重情义的读书人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几位好友常来找他聊天,安慰他的孤苦之心。一次,朋友王寿昌忽发奇想,提出让林琴南翻译外国小说,另一朋友魏瀚也在一旁撺掇,林琴南觉得这绝不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外文,焉能胜任?但王、魏二人劝说不已,提出由他们口译,林来笔录整理。林琴南见实在推脱不过,傻傻地冒出一句:“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

    这点要求不难做到,于是,三人泛舟来到福建本省的风景胜地石鼓山。柳舟之上,王寿昌口译起一篇法国小仲马的小说,林琴南随手持笔记录。于是,影响后世的一部译著在水上诞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初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此书在社会上会产生巨大反响,无数青年为异国少女的奇异情事一掬同情之泪。用严复的话来说:“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部译著和后来林氏陆续译出的《迦茵小传》、《不如归》等,让人们反思自古以来国人的情感生活,反思那些石头上的“贞节牌坊”、书本里的“烈女传”以及重伦理、轻感情的沉重包袱,产生出文化图新的思考。林琴南以自己的译书发挥着独特的启蒙作用。

    泛舟湖上的游玩是常有的,但如林琴南这般不经意间开启了自己人生奇异之旅者有几何?

    从1899年刊印《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林琴南完成了一生翻译160多部外国著作的惊人之举。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林琴南的这种模式何以竟能成功,并使他与另一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双子星座。问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还是非常“尚文”的时代,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可并论的,写文章必须遵从文言规则,像今天我们这样日常口语也能写进文章的做法,绝不可行。妙就妙在林琴南是古文高手,后来反对他的人所用的指斥之语就是“桐城谬种”,但那恰恰说明林琴南得过真传,精通文言之法,才得以用极为迅疾的笔速与口译者同步,达到当时人所赞誉的“以曲折生动之笔,达渺绵佳使之情”。另一原因,林琴南是一个精神世界丰富、非常重情感的人,他后来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并非情感小说,但也感人至深。鲁迅当年是在日本读到林译《黑奴吁天录》的,读后写信给朋友,连连感喟。(下转3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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