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冯晨清 插图
▶2016年，严范孙（严修）诞辰150周年之际，严修后人向南开大学严范孙先生塑像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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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娟
今年是南开大学成立100周年，也是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在南开系列学校背后，能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身影：那就是有着“南开校父”之称的严修。
严修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局”，其人生轨迹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是清朝翰林，却钟情于新式教育。
1894年，严修担任贵州学政，这是他与新式教育结缘的开端。1898年，严修在天津的家宅开办了一所家塾，称为“严氏家塾”。在这所家塾里，学生们学习英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知识，还极为注重体育，这也开创了民办新式学堂的先河，后来严氏宅邸成为南开中学的发祥地。在此基础上，1919年，严修与多年的搭档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大学。
严修还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和儿童教育的先行者。1902年冬天，他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严修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严修不仅在治学上贡献卓越，治家同样颇有成就。严修为子女制定了家训，并积极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在这些努力下，严氏大家庭井井有条，规规矩矩，而且其后代深受严修的影响。
担任贵州学政推进新式教育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严氏家族祖籍为浙江慈溪，十七世纪中期，其七世祖经商迁至天津，从此，以盐商为家业的严氏家族定居天津。严修的父亲严克宽曾任天津长芦盐场的总纲，家境殷实。
1860年，为避英法联军之乱，严家迁居河北三河县，严修就出生在那里。直到1862年，全家才迁回天津。在天津长大的严修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6岁即入塾，7岁习字，8岁作试律，12岁开始参加八股科考，18岁应院试，补廪膳生。严修读书努力刻苦，求学和仕进之路也很顺畅。1882年，22岁的严修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值得一提的是，严修在考进士时，认识了同来参加考试的徐世昌，两人趣味相投，再加上后来两人同时中举，关系更进一步。后来，他还通过好友徐世昌认识了袁世凯。
虽然，很早就中了进士，但在任翰林编修期间（1886-1894）并不得志。究其原因，是崇尚实学的他与当时的官场、学坛有些格格不入。
1894年8月，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任职的近4年间，他积极推进现代教育，这是他将自己办学理想付诸实践的开端。在贵州时，严修力主教育变革。因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严修既熟读诗书，又较早接触西学，从十几岁起就阅读了不少算学、格致书籍，到贵州后他继续收集西学目录，购阅了《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籍，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来一直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贵州学子，开始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
随着他在贵州施行教育改革的深入，严修心中酝酿出改革科举的想法。1897年，严修大胆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其核心思想是在暂时不废科举的情况下，另开特科招纳人才，选拔通晓时务的各类人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严修的这个建议，是对中国自隋朝即实行的科举制度的最大挑战。严修的观点与维新变法的思想比较一致，因此后来梁启超直言，此举为“戊戌维新之起点”。
有人欢欣鼓舞，有人自然不高兴。严修的老师徐桐震怒，吩咐门房说：“严修非吾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1898年1月7日，严修由贵阳启程返京。贵阳士子依依不舍，欢送他的队伍相接数十余里。有意思的是，在严修回京的路上，光绪皇帝准开经济特科。
严修回京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由黔入湘，然后至汉口乘江轮到上海，再换海轮回天津，最后从天津回北京。在回天津的轮船上，严修见“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他推窗问是谁，那人竟然是康广仁。原来，康广仁陪生病的梁启超去北京。严修就这样与梁启超相识。两人相谈甚欢，康广仁不得不提醒梁启超：“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
回到北京，严修觐见光绪皇帝，拜见李鸿章，又在一次聚会中与康有为“畅谈许久”。此时的严修站在时代前沿。
不久，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戊戌变法”。不过，变法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匆匆结束，同很多变法措施一样，严修提出的经济特科还未真正发挥作用，就被废止。此后，严修也被免官回到天津。
新式家塾诞生南开中学
尽管仕途受挫，但严修并不在意，他反而更加坚定了投身新式教育的决心。1898年底，严修以天津严氏家馆为基础，招收亲友及严家子弟，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授课，开始试办新学，即为“严氏家塾”。两人一拍即可，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他们也没有想到，这座明显带着实验性质的新式家塾，会成为教育史上一个新里程的开端。
张伯苓（1876-1951）也是天津人，比严修小16岁。张伯苓成没有走科举之路，十几岁时，便考进了北洋水师学堂。就在完成学习，并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期间，中日爆发黄海海战。海战的失利，再加上1897年，因目睹晚晴和英国交接威海卫的仪式中丧权辱国的场面，张伯苓心灰意冷。张伯苓认为参加海军报国无望，便另觅他途。此时，新的教育在中国风起云涌，“教育救国”成了他的理想。恰好此时严修正在为他的家塾聘请老师，经过友人推荐，张伯苓来到了严修家塾。两人迅速成为兴学道路上的亲密战友。
严氏家塾除了教授传统的经史文学之外，还有英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及体操等课程。张伯苓负责整个西学。没过多久，天津另一位盐商王奎章，也请张伯苓教其子弟，取名为“王馆”。当时，张伯苓手下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还给学生们加了一门体育课。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放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练跳高；让同学们互相弯腰练习跳马；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骑自行车……
因为这些颇具开创意义的尝试，1904年，严修被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命为掌管全省教育的直隶学校督办。在职期间，严修和张伯苓再次去日本考察（此前严修曾自费前往日本考察）。在这次考察期间，严修意识到中学的重要性：“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从日本回来后，严修和张伯苓将严氏学馆和王氏学馆合并，改名“敬业中学堂”，地点仍在严家偏院，这也被看作南开中学创办之始。
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校长），严修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并经常为学生批改作业。此后得天津士绅郑菊如的帮助，他将天津城西南的一片开洼地带，捐给敬业中学堂作为新学校的校址。1907年秋，中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为那里有“南开洼”之称，新学校就被称为南开中学堂，也称南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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