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严氏女子小学附设蒙养园保姆及幼稚生合影。
1918年，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左为张伯苓，右为范静生。
严修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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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开办各类新式学堂
为了办好教育，严修多次东渡日本，学习他们的教育理念。1902年，严修第一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教育改革之初，是先设小学，再立幼稚园，然后再开办女学校。回国后，严修联合林墨青、王寅皆等乡绅，创办了天津第一所正规小学，即天津民立一小。1903年，严修率先联合天津士绅创设天津民力第一、第二两所小学堂。这两所小学堂的开办，不仅震动天津，更带动了天津的教育。
在开办第一所小学的同时，1902年，严修还开办天津第一所女塾——严氏女塾，1905年严氏女塾改称女学。同年10月，严修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严家大院里开设了“保姆讲习所”和严氏蒙养园。保姆讲习所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而严氏蒙养园也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严修教育理念之先进，可见一斑。
在保姆讲习所，除由敬业中学堂的教师担任文化课程外，严修还增加了缝纫、织布、洗衣等实用课程。此外，他还不惜出重金从日本请来幼儿教育老师大野铃子，教授保育课程及音乐、弹琴、绘画、手工等学习内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参加保姆讲习所学习的成员虽大多为严氏家族亲朋的女眷，但这些人可称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幼儿园教师。
严修为创立蒙养园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其中蒙养园的设备包括风琴、钢琴、儿童桌椅教具等全部购自日本。招收的生源为四至六岁儿童，大多来自附近邻居及亲友子女，人数为三十人左右。孩子们在严氏蒙养园活动时间为九点至十一点半。课程则为纸工、泥工、穿麦秆、图画、游戏、故事、唱歌等。歌曲多译自日本，内容大多有关动物、自然现象、讲礼貌等方面。游戏形式大多为表演和比赛两种，也有跳绳和滚铁环的活动。这些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极大轰动。
严氏蒙养园最早的幼儿教师中有一个大家并不陌生的名字，那就是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1893-1994）。她13岁就成为天津严氏蒙养园幼儿教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咏华女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在她93岁寿辰之时，当年曾在天津严氏蒙养园接受教育的严修的孙女严仁英（1913-2017，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以及严修的外孙女卢乐山（1917-2017，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幼儿教育专家）一起前来祝贺。她们一齐祝贺韩咏华女士从教80周年。
还要提上一笔的是，提倡新式教育的严修，不仅把自己的孙辈孩子送进严氏蒙养园学习，还让他留日归来的女儿严智蠲（juān）为保姆讲习所讲课的大野铃子担任翻译，严修留学日本归来的大儿子严智崇（曾为袁世凯之子日文教师）则为蒙养园翻译引进了日本幼儿教学教材。
这期间，严修还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兴办或是协助兴办了民立、官立小学20余所，此外还兴办师范学堂、工艺学堂等。严修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在天津的发展。
呕心沥血创办南开大学
在严修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中，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他与张伯苓共同创办的南开大学。
严修和张伯苓此前创办的南开学校发展迅速，到1916年前后，在校中学学生达千人之多，无论是学生规模，还是学校声誉，均为“私立办学之楷模”。严修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大胆开办高等师范班，这是他们创办大学的最初尝试。不过，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
严修与张伯苓的大学之梦没有破灭。此后，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严修也于1918年赴美参观考察。他走访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知名大学，对大学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正式决定创办一所大学。1919年的春节刚过，花甲之年的严修和他的“战友”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奔波。他们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宜；他们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等人，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他们还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人，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他们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等军阀协助办学。
为了筹款，严修和张伯苓坐过不少冷板凳，也挨过不少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坚持了下来。张伯苓曾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他们的感召下，他们先后接受了几笔较大的社会捐款。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9月顺利招来第一批新生，南开大学正式诞生。在第一批新生中就有周恩来。
大学创办后，严修身体力行，不惜以个人财力、物力支持学校发展。1919年，严修为南开大学捐赠购书款两千美元及30余类中文书籍数百册；1922年，他将5亩多良田捐出；1924年，严修又将《二十四史》、《九通》等几十种古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1928年，在严修和张伯苓的努力下，南开学校形成了包括大、中、女、小四部在内的完整体系。就在独具特色的“南开”全部建成的第二年，即1929年3月，严修溘然长逝。当时正在美国考察的张伯苓，对旅美校友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从此，“南开校父”便成了严修的专有称谓。
大教育家的齐家之道
严修崇尚新式教育，不仅开办了多所新式学堂，为当时的教育带来了很多革新思想，同样，严修对自己家庭的管理以及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为严家定下八条家规：“一、全家均须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礼节；六、少年人宜振刷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这八条家训，无疑是严修对严氏子女及严家后人的严格要求。除了注重对后人的教育外，严修本人更是率先垂范。
严修痛斥当时社会上歧视妇女的偏见，力倡广大妇女放足。他的开明，不仅让严家后代的女童从小即接受正规的新式教育，而且从1900年出生的长孙女严仁荷开始，严家孙女都幸运地留了天足。为此，严修还专门写下一首《放足歌》：“少小女子顿声哭，哭向慈母诉缠足，母亲爱儿自孩提，为何缚儿如缚鸡，儿诉脚痛母心碎，昼不能寝夜不寐，邻家女儿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
在严修制定的家训教育下，拥有几十口人的严氏大家庭被管理地井井有条，规规矩矩。平日里家中人见面，不管是幼辈见长辈，还是兄弟姐妹相见，彼此都要行礼，家中一切都按规矩办事。严修治家严格，也给外孙女卢乐山留下深刻印象，并称“外祖父齐家有道”。她回忆说：
那时候，官宦都还很流行穿戴什么的，外祖父做过学部侍郎，自家也是盐商，有一定经济实力，可是外祖母从来都是布衣裳，从未见她绫罗绸缎穿金戴银，家里摆设也很平常，那些质地高档、做工考究的家具在外祖父家里是看不到的，外祖父有七个儿子四个女儿，都是外祖母一人所生，外祖父不要纳妾，不要娶姨太太，不要赌博抽烟，等等，他自己做得到，外祖母也支持他。
严修治家虽然一向管理严格，但对后辈教育却总是以鼓励、奖励为主。卢乐山回忆说：
外祖父一向管理严格，但对后辈从不打骂。有一次，调皮贪玩的表哥逃学了，外祖父知道后，给了他一个最高处罚：罚坐两个小时。从此表哥再没有逃课。
外祖父对孙辈的孩子要求每天必须练习写字。因此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毛笔研上墨练习写字。外祖父虽提出了要求，但从不强迫。为了启发我们写字的积极性，外祖父特地请了一位写字先生来到严家大院，专门给孩子们的写字以“最优、优、良、可、次”为等级进行评定。如果评到最优，得到3枚铜板；评到优，得到两枚铜板；良，得到1枚铜板；可，无钱可得；次，则罚1枚铜板。这样的评定累在一起，每月计算一次，再到外祖父那里，由外祖父亲自发奖。
值得一提的是，严修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卓越贡献，在中国文学和书法方面亦颇有建树。他通经史、习数算、善诗歌，也研究泰西之学。他的书法颇有功力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曾被当地文化界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及当年津门四大书法家之一。
晚年的严修在天津倡导并组织了“城南诗社”及“崇化学会”等社团，留下了诗、文章、日记、函札等多种文稿。现已辑录出版了《严修东游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去世后，天津《大公报》这样评价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