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纽约时报》调查记者、畅销书作家，曾获 16 次普利策奖提名。
为找寻纳粹如何获取了他父母的身份信息，美籍犹太记者埃德温·布莱克受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一台霍尔瑞斯机器的指引，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调查 IBM 与纳粹的关联。很快，埋藏几十年的罪证被他一一串联起来。
布莱克主要研究大屠杀、公司的罪行和贪污现象、政府的失职、学术造假和历史等。他的获奖畅销作品包括《反弱者战争》、《纳粹联结》、《转让协议》等，在 100 多个国家以 20 种语言出版了 200 个版本。近几年，他获得了一系列卓越编辑奖。此外，他的作品经常被改编为纪录片，另有多部著作的电影版权已被好莱坞买断，其中一部即《IBM与纳粹》。
书籍摘录：前言 黑白颠倒的时代该如何被记忆？（节选）
相信你在阅读本书时，内心会受到深深的震撼，而我在撰写本书时也有同样的感受。本书讲述了 IBM 如何直接或间接（通过子公司）地参与大屠杀，又是如何成为屠杀了数百万人的纳粹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自动化凶器
当“大规模组织的信息”（MassivelyOrganizedInformation）这一概念悄然出现，并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件战争武器、一张集体性毁灭指引图时，人类几乎毫无察觉。 1933 年 1 月 30 日， 20 世纪最重要的一天，引发这一概念的独特导火索出现——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正式上台。讽刺的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推动了技术变革；而一家美国企业及其独断专行的传奇董事长，则凭借着自身对利益的渴求极大地促进了希特勒实现目标。这家美国企业即IBM，而这位传奇董事长则是托马斯·J.沃森（ThomasJ. Watson）。
希特勒并非首位痴迷于屠杀犹太人的领导者。在他之前，欧洲也曾出现独裁者和暴君。然而，希特勒却得到“自动化”技术的助力，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希特勒也并未孤军作战，而是得到了他人的鼎力相助。
大屠杀制造了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尊贵的技术人才成了希特勒的先行部队。警察无视职责，支持恶棍并迫害无辜者；律师扭曲正义，制定反犹法律；医生亵渎医德，操刀进行各种恐怖实验，挑选出相对健康的人，迫使其劳作至死，再将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科学家和工程师贬低了自己的使命，发明工具或阐明科学原理来助推大屠杀行动；统计学家利用鲜为人知却十分强大的统计学知识来识别受害者，以便更好地规划并合理化大屠杀行动、组织迫害，甚至审计种族灭绝行动的效能。现在，让我们看看 IBM 及其海外子公司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IBM 创造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技术世界，但自恃骄狂的它也被这个技术世界的漩涡弄得头晕目眩。 IBM 谨遵一条“不道德”的特殊信条：只要有能力做，那就应该做。对于盲目的技术官僚而言，手段永远比目的重要。犹太人的生死之所以变得不重要，是因为技术官僚（科学家或工程师出身的 IBM 中高层）只关心能否在灾民排队等候救济粮时获取巨额利润，而对利益的追求反过来也会激励 IBM ，使其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成果。
那么， IBM 是如何做到的？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出并毁灭德国境内的 60 万名犹太人。在纳粹分子眼中，犹太人不仅包括犹太教徒，还包括所有流着犹太血液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融入了其他群体、与其他民族通婚、参与其他宗教活动或已经转信基督教。纳粹分子只有在辨别出犹太人后，才能没收其财产，将其隔离、驱逐、毁灭。为此，纳粹分子必须搜索德国境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有的社区、教堂和政府记录。这是一项艰巨的交叉索引任务，需要计算机的协助才能完成。但在 1933 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第三帝国计划剥夺犹太人的经济权，并将其驱逐出家园，赶进犹太区。这项任务同样艰巨，也需要计算机。但在 1933 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纳粹分子在计划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时，想利用铁路系统更高效地将犹太人转移到死亡集中营，并让受害者一下火车就被送入毒气室。这需要精准掌控时间，仍需要计算机。但在 1933 年，计算机尚未出现。
不过，当时存在着另一项发明—— IBM 穿孔卡及卡片分类系统，即计算机的前身。IBM通过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与纳粹分子交易，将希特勒的犹太人灭绝计划视为技术使命。通过与纳粹组成联盟， IBM 试图大发战争财。德霍梅格利用自己的员工与机器为希特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使其能完成前人无法执行的任务——自动化人口毁灭。 IBM 向德国调遣了 2000 多套机器，之后又向欧洲德占区调遣了数千套机器。每个大型集中营都安装了卡片分类系统。一批批囚犯会被转移到不同的地区，并劳作至死，而他们的死亡数据会被记录在冷冰冰的自动化系统中。
德霍梅格不只是提供机器，它也具备 IBM 纽约总部的运作能力，其正式业务就是为客户定制机器和应用程序。活跃而狂热的纳粹分子组成了这家公司的高层，最终，这群人在战后因其所犯的战争罪而遭到逮捕。 1933 年以来， IBM 纽约总部自始至终都知道，德霍梅格努力讨好的交易对象就是纳粹党的高级官员。利用与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德霍梅格不断加强与纳粹德国的业务关系，不仅包括德国境内的业务，也包括欧洲德占区的业务。
德霍梅格等 IBM 子公司会为客户定制应用程序。与今天的软件设计者类似， IBM 的技术人员会反复将穿孔卡模型送进德国官员的办公室，直至达到要求。只有 IBM 能设计、印刷和出售这种穿孔卡，但 IBM 并不出售霍尔瑞斯机器，而是出租。同样，也只有 IBM 能对这些机器进行定期维修和升级。 IBM 子公司为欧洲各地的纳粹官员及代理商提供了专门训练，并在欧洲德占区建立分支机构，组织经销商。这些子公司还会寻找造纸厂，授权其生产穿孔卡。仅德国，这些工厂每年就能生产多达 15 亿张穿孔卡。此外， IBM 的职员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到各处维修这些精细的机器，即便后者被安置于集中营内部。德霍梅格位于柏林的总部保管着大量编码簿的副本，就像今天的任何一个 IBM 服务部门所保存的电脑数据备份一样。
犹太人名单从何而来？
我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即便是历史学家也无法解答。为何德国人总能得到犹太人的名单。有了这些名单，面孔铁青的党卫军得以突然闯入城市广场，贴上告示，要求名单上的人第二天在火车站集合。之后，党卫军会将这些聚集起来的人驱逐到德国东部地区。但纳粹分子是如何获得这些名单的？几十年来，没人知道，也少有人问起。
德霍梅格利用人口普查和先进的统计技术、登记技术促成了纳粹德国的驱逐行动。 1896 年，德国发明家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th）创建 IBM 。 IBM 最初只是一家制表机公司，人口普查是其全部业务。但在德霍梅格与纳粹德国结成联盟后， IBM 便被赋予新的使命。德霍梅格发明了种族人口普查，不仅要求获取调查对象的宗教信仰，还要求追溯调查对象的血统起源。这是纳粹分子梦寐以求的信息，前者迫切希望辨识犹太人。
登记人口与资产只是纳粹德国在运用数据分类系统时发现的众多用途之一。纳粹分子还会利用数据库分配食物，以选择饿死某些犹太人。对劳工的识别、追踪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穿孔卡进行。此外，纳粹分子还能利用穿孔卡管理火车的运行：既可确保火车准时到站或发车，也可对火车上的货物（人）进行分类。德霍梅格的首要客户是德国铁道部，后者直接同柏林的 IBM 高级管理人员洽谈业务。德霍梅格会定期维护火车站里的穿孔卡设备，其服务对象一开始只限德国，最终扩展到整个欧洲。
在第三帝国存活的 12 年里， IBM 与其交往密切，肯定获知了许多信息。对于那些相当糟糕的信息， IBM 充耳不闻。但IBM要员，如沃森的私人代表哈里森·K.昌西（Harrison K. Chauncey）与W.C.利尔（W.C. Lier），几乎一直在柏林或日内瓦留意第三帝国的举动，以确保 IBM 纽约总部不会错过任何利润或商机。尽管美国严禁通敌贸易，不允许企业与纳粹直接接触，但 IBM 要员仍通过 IBM 瑞士办事处不断为 IBM 纽约总部提供重要信息。由此， IBM 纽约总部就可大胆声称自己没有从事非法活动了。
当然，在希特勒掌权的这 12 年中， IBM 与德国纳粹的联盟关系与背景也在不断变化。我希望你能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若你只是跳跃式地阅读，那只能得出片面或不正确的结论。所以，如果你打算走马观花地浏览本书，或只选读部分内容，请干脆不要阅读。请明确这一点：即使没有 IBM 的协助，大屠杀仍会发生。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 IBM 的帮助，那么纳粹分子会借用纸笔慢慢统计犹太人，进而用子弹和死亡部队逐步屠杀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去考究为何希特勒能在短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屠杀数百万生灵，也有理由去确认自动化技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因为我们有必要弄清谁该为屠杀负责。
是什么促使我寻找“ IBM 和大屠杀”那些未被提及的问题？ 1993 年的一天，我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Holocaust Museum）见到了 IBM 染指大屠杀的证据。当时，我看到的第一件展览品是一台型号为 D-11 的霍尔瑞斯卡片分类机，上面满是电路板、插槽和电线，十分显眼。机器面板上贴着一张发亮的 IBM 标示牌。后来，博物馆用另一台较小的 IBM 机器代替了这台卡片分类机，因为围观人数过多，妨碍了其他游客走动。这次展览只提到 IBM 于 1933 年执行了人口普查项目，并首次鉴定犹太人。虽然证据确凿，但 IBM 对其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仍守口如瓶。因此，尽管先后共有 1500 万人参观这次展览，且其中不乏研究大屠杀的著名专家；尽管杰出的博物馆历史学家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大众对这段历史仍知之甚少，只局限于馆长在展览时的简单解说以及几页研究报告上。
我仍记得自己盯着那台机器看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转向身旁的双亲，向他们承诺自己一定会挖掘出更多线索。
我的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背井离乡，从波兰逃到美国。当时，在一列开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火车上，母亲成功逃出车厢，却遭到枪击，被埋进万人坑。父亲从一列戒备森严的犹太人队伍中逃出来后，意外发现母亲露在坑外的腿，于是将奄奄一息的母亲救了出来。在月光的掩护下，这两名侥幸的逃亡者共同抵御寒冷、饥饿，他们历尽千险，最终躲过追捕，活了下来。 50 年后，他们站在我身边，身影倒映在展览台的玻璃上，脑海中回忆着那些子弹碎片是如何永久地嵌入了身体，脸上露出极困惑的表情。
但我此时正想着另一个问题：纳粹分子如何得到我父母的信息？
在欧洲，数百万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惨遭毒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在战乱中痛快地死去，而是遭受了长达 12 年的高度组织化的虐待，在受尽羞辱和非人性化对待后，才最终被消灭。那么，这台静置于昏暗博物馆里的夹杂着黑色、米色和银色的锃亮机器与这一惨剧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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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证：不容遗忘的过去
视角的改变或许是 IBM 和大屠杀的关系从未被探究的主要因素。 1984 年，当我开始撰写《转让协议》时，没人真正关注资产的运作。但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资产。对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多出现在计算机时代前，那个时候，信息时代还远未到来。而如今，每个人都了解技术如何被运用在战争或和平事务中。因此，我们可以让时光倒退，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许多人都曾为计算机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欣喜若狂。我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被一股强烈的意识所吞噬，这种意识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这个“认知时代”（Age of Realization），我们将重新审视技术的觉醒。除非我们了解纳粹分子如何获取名单，否则将有更多人被那些名单所编码。
IBM和大屠杀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根据欧洲各国的资料，我能再写出 20 本。据估算，目前还有超过 10 万份资料散落在欧洲及美国的地下室或企业档案馆里。企业的档案管理员请留意：这些档案跟某项罪状相关，不能被移走、篡改或销毁，必须被转移到合适的档案机构，让学者和战争罪检察官能在第一时间检阅，这样一来，问责制便得以延续。
只有通过揭露和审视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技术世界才会接受这条老生常谈的格言：到此为止（Never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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