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仇英（1494—1552）所作《南都繁会图景物图卷》中戴眼镜的人，是古代最早的戴眼镜题材图像之一
眼镜的传入古代早期人们还没有眼镜，照明条件又差，秉烛夜读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唐代的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就提到，夜读细书对眼睛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在古代养生之类的书中，常把保养眼睛作为重要的内容。在古人的观念中，眼睛是脏腑精气之所注，“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灵枢·大惑论》），人年老之后，精气渐衰，也就双目昏花了。宋代陈直所编的《寿亲养老书》中，列有“治眼昏夜光育神丸”，说此药“久服目光炯然，神宇泰定，语音清彻，就灯永夜，眼力愈壮，并不昏涩，不睡达旦，亦不倦怠。服两三月后，愈觉神清眼明，志强力盛，步履轻快，体气舒畅，是药之效。”这实在是有些神化的说法。中医重视眼科，相关医书甚多，比如《目经大成》《目科捷径》《眼科启明》《眼科要旨》《眼科阐微》《眼科集成》《眼科纂要》等。民间也有眼光娘娘崇拜，其主要负责消除眼疾。
后来中国人利用水晶石片制成眼镜，主要用来增进视力辅助看书，眼镜在古代被称为“叆叇”、“僾睫”，有时也称为“读书石”、“单照”、“眼环”等。南宋《洞天清录》云：“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陆凤藻《小知录》卷九）
视觉较之其他感觉来说，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更大，每一个体的视力下降和衰弱是无可避免之事，眼镜的发明看似细微，实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关系重大。就像美国学者波兹曼所说：“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发明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眼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体和大脑都可以完善的。我觉得，如果说12世纪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那也不为过。”（波兹曼：《娱乐至死》）
古代的水晶石镜片虽然至今还在使用，但效果大不如今日普遍使用的玻璃镜片。玻璃镜片眼镜是在明末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就说：“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卷三三《眼镜》）明清时期的传教士来华，进献的礼品中，经常包含眼镜。如雍正七年，西洋人戴进贤送给雍正皇帝一副眼镜，但雍正对于眼镜的样式还有些不高兴，传旨说：“着照朕带的样式装修，再将盒内西洋字白纸签，着西洋人认看，应写汉字。”（《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有时候西洋人一次进贡上百副眼镜，其中包括老花镜、近视镜、平光镜等。镜架、镜套、镜盒等配件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宫廷里面也会安排工匠专门为眼镜制作华美贵重的匣子，后来还设置专门的机构来修理和制作眼镜，以满足日益增多的需要。
眼镜的价格眼镜在明清时期算是贵重物品，有些眼镜以玳瑁作为镜架，清代《都门竹枝词》有“眼镜镶来玳瑁边”（《清代北京竹枝词》）的句子。玳瑁在古代是华贵、祥瑞的象征，唐代诗人沈佺期的诗歌《独不见》中写道：“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即是用玳瑁来营造富贵、豪华的氛围。
眼镜在清代成为普遍流行的物品，但却并非寻常人家所能买得起。《红楼梦》中有两处提到了眼镜，使用者都是贾府中地位最高的贾母。《红楼梦》五十三回中描写贾母在大花厅看戏，贾母坐于短榻上，“榻之上一头又设一个极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吊、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自去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文认为贾母观察远处使用的“眼镜”，或是望远镜。但《红楼梦》的另一处描写则基本能确定就是眼镜。九十五回中描写贾母看玉时，也提到了戴眼镜的细节：“贾母打开看时，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擦摸，鸳鸯拿上眼镜儿来，戴着一瞧，说：‘奇怪，这块玉倒是的，怎么把头里的宝色都没了呢？’”
清代的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眼镜价格的变化：“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阅世编》）可以看出最初眼镜的价格甚高，非一般人可以使用，但后来随着眼镜国产化比例增高，价格也随之下降，眼镜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
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的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穿便装的官员”，介绍的文字中说：“中国人戴的眼镜要比西方人的眼镜大得多：它们是用水晶制成的，玻璃的生产在中国还没有发明。”（[英]威廉·亚历山大著：《1793：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乾隆盛世——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对于眼镜，虽然其效果明显，实用方便，但因其来自西洋，有人由此对其抱着排斥的态度，这一立场之代表者就是乾隆。虽然乾隆时期眼镜颇为普遍，但乾隆一直坚持不佩戴眼镜。他对眼镜的效果十分清楚，“能助目昏备……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但他坚决排斥眼镜的原因，一是因为材料，他认为西洋的玻璃眼镜对身体有所损害，不如传统的水晶镜片：“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弊”，“玻璃者过燥，水晶温其性”；二是因为习惯佩戴之后，就难以摆脱，人为物役：“一用眼镜，则不可舍，将被彼操其权也。”所以他在《眼镜》诗中，语重心长地提醒后人：“敬告后来人，吾言宜深思。”（乾隆御制《眼镜》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这一传统似乎一直在宫廷流行，后来溥仪想要戴眼镜时，遭到了端康太妃等人反对，认为这一行为有违祖制（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
晚清著名文人包天笑在《我的近视眼》一文中提到自己小时候在苏州穿珠巷配制眼镜，回家后却遭到祖母的反对：“戴着眼镜去见祖母，祖母说：‘小孩子不能戴眼镜，只怕愈戴愈深，藏起来，到要看远处的地方才戴吧。’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镜，苏州那些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虽然近视眼很多，年轻时也不大许戴眼镜。说也可笑！他们希望在科举上发达，预备将来见皇帝，什么引见，召见之类，都是不许戴眼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过大官的，却是个高度近视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见，那皇帝东向而坐，对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镜的屏风，他糊里糊涂，只向那面大穿衣镜面前跪了。太监看了，掩口而笑，把他拉过来，说道：‘皇帝在这里，’因为他是大臣，不加谴责，但是皇帝心里终觉得不高兴，臣子不免就吃亏了。”（《钏影楼回忆录》）“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而今皇帝恶眼镜，百姓遂不戴，这则貌似杜撰的故事，折射的是当时社会的一般心理及民众对于西洋器物的态度。
溥仪戴眼镜着洋装的照片
不过，这样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在文人和官员的群体，以及后来在大众群体之中，眼镜已经逐渐成了一种实用又时尚的物品。从康雍时期开始，人们佩戴眼镜变得非常普遍，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和官员中流行在身上佩戴眼镜盒，可见眼镜在个人用品中的重要性。
起初，戴眼镜者多是读书人，时间既久，眼镜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标志。当时社会中还有羡慕读书人的风气，不读书的人也戴上眼镜，假装近视来装斯文：“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清代净香居主人《都门竹枝词》）清代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也道：“眼镜戴来装近视，教人知是读书人。”
对年轻人来说，眼镜也是时尚的象征，他们逐渐成为佩戴眼镜的主流群体。“近视人人带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清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后生们买眼镜，其实也并非全是为了学名士，装读书人，“少年不尽风流态，叆叇斜窥红粉妆”（清代李行南《申江竹枝词》），近视眼的后生，眼镜一戴，得窥美人风韵，那一刻，不啻在眼前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女性戴眼镜已极为普遍，图为一位戴眼镜推自行车的女士，自行车在当时也十分少见。
（图片选自《西施有恨》，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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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标题：叆叇斜窥红粉妆：中国古人何时开始戴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