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最佳创业城市
文 | 创业邦研究中心
自2012年起，创业邦每年都会推出“中国最佳创业城市”排行榜，通过对中国年GDP总值达到一定水平的直辖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的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创业成本等指标进行比较性研究得出排名结果。“中国最佳创业城市”评选旨在展现各个城市在吸引创业者创业上的亮点和不足，给计划创业或者正在创业的创业者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今年，创业邦选取了41个城市作为评选对象。除厦门外，其他40个城市都是GDP超过3500亿人民币的城市。在评价体系上，经济发展、创新能力、创业成本和创业活力是一级评价指标。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又设立了经济实力、融资环境、中小企业经营活力等8个二级指标，涵盖VC/天使投资事件、创业板公司数量等20个三级细分指标。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生活环境也作为选择创业地点的一个考量因素。“城市生活质量”作为一级辅助指标，从文教娱乐、医疗、交通、绿化、空气质量、置业压力六个方面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进行评价。辅助指标在两个城市排名争议较大时作为决定排名先后的因素。
各个城市用于分析的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媒体公开报道等渠道，均为2013年的数据。九次方大数据是本次评选的数据合作伙伴，提供了除VC/天使投资机构数量、额度、事件之外的大部分数据。
除了最佳创业城市榜单，我们还推出了“创新能力最强的20城市”“创业成本最高的20城市”“融资环境最好的20城市”“置业压力最大的20城市”四个子榜单。
北京的热度
这里，有人见火爆，有人觉浮躁；有人说浮躁是发展中的润滑剂，有人则称这里实际已“没戏”。无论如何，北京，或许将不再是那个惟一。
文 | 吉颖新
20年前，中国互联网精英们创业似乎都只选一个地方——北京。
1995年，西安人张朝阳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来到北京，先是在这里创建了爱特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久即正式推出搜狐网；“四通利方与华渊合并建立全球最大的华人网站——新浪网”，则在1998年被评为“十大IT新闻”之首；同时期鼎盛的三大门户之一的网易成立于1997年5月，而毕业于伦敦商学院的香港人张卜凡差不多就在那时成了丁磊手下的一名副总裁。
那是北京互联网创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张卜凡回味地说，时至今日，“北京的创业优势越来越弱”。他对记者举例说：“现在好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南方，像腾讯在深圳，阿里巴巴在杭州，”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对这个城市的另一种“叫好声”。3W咖啡与拉勾网创始人、80后创业者许单单说，他相信北京仍旧是创业人群的首选之地。“因为这里是任何idea都能被实践和孵化的地方，它为创业者们提供了丰富而快速的资源选项。”而后，北京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百分点”)创始人苏萌、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厚普科技)董事长兼CEO龙全录都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北京是他们梦想起飞和刷新理想的神奇之地。
就像北京笼罩在不时的雾霾与间歇性蓝色苍穹下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同一座城市的不同侧面。有人见火爆，有人则觉浮躁；有人说浮躁是发展中的润滑剂，有人则称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戏”。你可以说，众多的不同恰构成了帝都北京的容量与生机。你也可以说，无论如何，北京，或许将不再是那个惟一。
“没辙”之选
张卜凡目前在国内有两家公司：一家是做互联网教育的WOWOSHARE，全称为广州喔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名为盛大文化传播(下称盛大文化)传媒公司，主要做“紧贴政府路向，结合当地特色开发的文化旅游产品和项目”。
创业邦在山西采访他时，其传媒公司恰在为著名导演王潮歌的情境作品《又见五台山》做营销推广。“我们之前还运作了王导‘又见’系列《又见平遥》的推广。”张卜凡说，“这类项目产品往往需要十分专业的策划。比如前期，先要分析这个城市或景点适合做成文化类、休闲类还是演艺类，方案制定后再与演出公司对接做出产品；后期再营销策划吸引游客过来。”他说，目前盛大文化主做“一前一后”两端。
盛大文化两年前在北京成立，目前公司有60多名员工，靠自有资金投入运作，现已实现赢利，并计划年底在上海开设分公司。“做传媒类行业公司在北京肯定要有个‘点’，因为这里的人才和资源有绝对优势。”他话锋一转，“有其它城市可以选的话，我相信很多创业者不会来北京。”
北京的高房租、高(人力)成本、上下班交通问题令人头疼，另外，在张卜凡看来，北京办事效率也非常低。“简单做个比较就是，在上海一天出门办事可以做4件，那到北京也就只能完成2件。”
他告诉记者：“比如这次我来五台山是从上海飞的。上海一位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任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通过微信方式找到我之后，跟我约了几次未成。这次他问我，可否约你航班起飞之前在虹桥机场见个面？”
“你很难想象，他不是一个私人机构，他是上海的政府官员，竟然会这么积极地做事，推进。”在他看来，这位上海官员展现出的积极服务态度在北京几乎不可能见到，因为“北京总给人一种帝都不愁没人来”的感觉。
而说到创业成本，他认为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的人力成本以及人才储备相差无几。“广州其实在办公室房租，人员成本，这些方面很不错。就是人才储备不够，当地市场不够大。”不过，“做互联网公司条件已完全具备。”
将传媒公司放在北京已是“没辙之选”，把WOWOSHARE 这家互联网教育公司设在广州当然更合乎情理。张卜凡说道：“真的，北京互联网创业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眼下在这个领域没什么优势。”尽管北京有各种大小会议、论坛活动等，吵吵嚷嚷的看似热闹非凡，但他认为“现在创业圈子里头，最热的东西都是在南方”。
就拿融资来说，北京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上去就连CCTV都在不停拍播这类节目，但太多作秀成份，只是表面亮丽。“你甚至很难拿到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张卜凡告诉记者，他在北京乃至国内谈过几十个VC进行融资之后，就彻底放弃了在国内融资的打算。“这里很多是虚火而且不专业。”他转而让哈佛同学在美国对接VC，进展还不错。“那边专业性更强，而且他们考察不同领域的项目都有一套专业工具。”
作为一名回国创业的海归，张卜凡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序的公民社会，“一步步做出来”。他坦诚目前国内在公司注册资金方面有一定改进，但是，“北京的税务政策很成问题。这点不如上海”。而且在他看来，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到文化产业等领域，北京尽管吹奏出了各种美妙的号角声，但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一个企业家创业，你是否有好的项目，切入的行业是否正确，有没有资金，有没有市场，真正操作起来要解决的场地、税务等问题怎么办，这些才是实际的东西。你要看这些能不能得到这个地方合理的支持。”他说。
在北京做“慢公司”
与张卜凡不同，苏萌将北京看作是梦想开始的城市。在他看来，在当前技术颠覆式创新大趋势下，对百分点这样的科技企业正是一个绝佳机会。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大数据与推荐引擎的互联网技术公司，百分点2009年在北京成立。当时国内基于大数据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尚未出现，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苏萌博士将他的想法告诉了他以前的同学，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专业的物理学硕士柏林森。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北京成立一家借助个性化技术挖掘潜在消费者需求的大数据技术公司。
百分点很快组建了一只160人的研发技术团队，其中博士12人，硕士35人，并与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等数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只有在北京这个城市才能满足这样的人才和学术需求。”苏萌告诉创业邦。
从A轮融资起，百分点的融资情况一直进展十分顺利。“投资人看重百分点的优质团队以及行业技术与研究能力。”2011年，百分点获IDG资本与名信资本720万美元A轮投资，2013年再获IDG资本等追投1000万美元的B轮投资。2014年7月，公司完成2500万美元C轮融资。“另外，这也说明北京的投资人对于整个互联网趋势有一种把握以及很极致的商业思维。”
人才集中、融资机会多、创业氛围浓，是苏萌眼中的创业城市——北京的优势所在。“百分点从未想过会撤离北京。”今年起，他们以集团化运营方式推进业务，为了支持公司未来发展，在沈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开设了分公司，在成都、深圳设立了研发中心。而说到深圳的创业，他认为：“生活节奏快，那是年轻人的战场。”
事实上，百分点从一开始就定位于一家“慢”公司。“我们不靠关系，不急于盈利。我们只在乎产品，在乎客户，在乎技术。”藉此，百分点在竞争中厮杀出了一片天地。
在以“慢”作为公司运作的思路下，苏萌认为用“火爆”和“浮躁”两个词来描述北京不大准确：“像我们这种‘慢’的理念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公司的认可，目前我们的合作伙伴超过了1000家；同时，‘慢’公司理念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到了我们团队。”
浮躁是大趋势中的润滑剂
在厚普科技龙全录眼中，北京的创业优势太明显了：人才、氛围、资本、品牌、媒体。“把这些优势加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他说，北京创业越来越火爆是一种必然趋势，而浮躁则是整个发展中的润滑剂。
厚普科技本是2011年在郑州创办，最初只做信息化软件业务，当时公司设在郑州市经济开发区通信园区。“当时作为科技创业公司，我们还有政策补贴。即便是上班远一点，公司配备班车后，员工生活并未受到影响，一切都能正常运转。”龙全录告诉创业邦。
两年下来，厚普科技从单纯做软件跨入了互联网领域，成为国内颇具规模的一家做互联网公益的公司。“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人才问题。不论是互联网还是公益领域的人才，在郑州招聘方面都受到了一定制约，很难招到合适的员工。”
将总部搬迁到北京的想法应运而生。帝都北京聚集了全国90%的公益组织，而这些公益组织正是厚普科技的重要客户，再综合考虑资本和媒体方面因素，2013年底，他们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司，并全资收购了郑州的公司。目前郑州方面负责研发和运维，北京总部负责市场和运营。
事实证明这次搬迁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北京，只要你愿意，每天都可参与到各种论坛和讲座中去，可以广泛地挑选对个人有帮助的资源，进入新的社交圈子，甚至可以拥有私人董事会。”龙全录有些兴奋。他说，就创业氛围、人才选择，以及创业环境的成熟度来说，北京都展现出了国内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诱人景象。搬到北京不久，2014年初，厚普科技即获得了启赋资本的第一轮投资，目前公司的第二轮融资进展也很顺利。
“无论人脉还是资源，北京都可说是最优秀的。而且北京更包容。在这里你只要有想法、有理想，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只要你项目优秀，你也一定能很快找到资金，建立起一个资源圈。”
不过，对于北京的高房租、高消费、交通不便和高人力成本，龙全录坦诚，这“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一个有点严峻的考验”。
任何一个idea都可以被孵化
3W咖啡馆所在的这条中关村创业大街，眼下正变得越来越热闹。这条街上除了三年前创立的3W咖啡，还有逐渐聚集的车库咖啡、36kr、天使汇，黄太吉、西少爷等也都在附近；而地处中关村西区的这条街不远处，还耸立着微软亚太研发中心、新浪、爱国者等IT大公司。每周在这条街都会有几场上百人级别的活动，不是在街尾的车库，就在街头的3W咖啡。
“这种热度和频率是别的城市没有的。”许单单告诉创业邦，“我们位于深圳科技园区的3W咖啡，活动量在最高峰期也不如北京的1/3。”所以，氛围还是北京的好。
“因为这里的人更愿意分享和交流，不同行业的人轻易就能打成一片，可以让信息很快流通。”许单单说。北京拥有的人才基数比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这里很容易找到有竞争力的人，正因如此，“北京也是一个愿意尝鲜的、有极大包容度的市场”。对于互联网创业而言，北京资源、配置都较全备，生态也成熟，所以在许单单看来，北京应该是一个创业者的首选之地。
事实上，从3W咖啡馆到3W集团，你几乎可以透视到一个迷你版的中国互联网生态圈是如何演变、迭代和成熟的。“包括拉勾网在内，这些年我们衍伸出来的子公司其实都是顺应了行业需求。正是因为在北京，有这些资源、机遇，才让这些事情可以如此水到渠成地实现。”
拉勾网是2013年10月上线的。作为一个招聘领域的新兴模式，拉勾网在至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融了B轮。说起如何从做咖啡馆转向互联网创业，许单单坦诚“做咖啡和做互联网还真不是一回事”。尽管3W有一个豪华的投资人阵容，包括乐蜂网创始人、知名主持人李静，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等等，但为了使公司实现收支持平，他们在运营一段时间后决定高薪聘请食品咖啡行业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来进行日常管理。这之后，许单单将自己从咖啡馆的具体工作中释放出来，专注地考虑如何结合自己的互联网背景资源做点事情。很快他就与团队核心成员想到将3W旗下的社交网站变身为一家垂直的互联网招聘网站——拉勾网。
目前3W集团化的生态链也浮出了水面——咖啡馆、传媒公司、拉勾招聘网和孵化器NextBig，而且每个部分都实行独立核算。
“在北京创业公司里面待一个月，就好比在外面待了三个月。这个圈子的更替和变化日新月异，我认为这和这个城市渐趋成熟的互联网生态有很大的关系。”他说，北京这个城市虽然拥挤，空气也不好，似乎生活内容也不是特别丰富，尤其是在圈子里，大家每天谈论的也都是创业、融资这些等等，“但正是这个蓬勃、自我更新力强的生态，给创业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而快速的资源选项”。
广州：正在变热
广州的创业氛围从2013年年中开始慢慢往上走，现在是一个一直向上的状态。
文 | 及轶嵘
近两年，广州在创投圈里的名号越来越响亮。唯品会、YY和3G门户的上市不仅提振了广州人的信心，也给广州的创业和创新输出了大量新鲜血液和资金。
“从2013年的中期开始慢慢往上走，现在是一个一直向上的状态”，CCIC文创孵化中心发起人全曼午这样描述自己对广州创业氛围的感受。
全曼午还是广州贝塔咖啡的发起人。贝塔咖啡的旁边，就是如日中天的微信所在地。
经营创业咖啡馆和孵化器，还挨着微信，跟微信上上下下都混得脸熟，很自然地，在全曼午的周围汇集起了一大批身在广州的创业者、投资人，以及功成名就、怀揣资金与经验的公司高管。
当初全曼午创业的时候，算是T.I.T创意园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随着贝塔咖啡日益红火，孵化器也于今年7月份开始运营。团队陆续搬入创意园，“未来这个地方应该会有更多的互联网气氛。”全曼午说。
全曼午的圈子就是广州创业氛围的一个缩影。广州一个个这样的圈子所产生的能量，如涟漪般荡漾开去，慢慢改变着广州的创业环境。
全曼午和他的圈子
上午10点钟，广州贝塔咖啡已经坐满了人。咖啡馆所在地T.I.T创意园是纺织机械厂的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园内布满了高大的榕树和掩映在绿茵中的创意工作室。
“我们这里是中国跟互联网有关的咖啡馆里面生意最好的一家。”全曼午点上一支烟，“因为微信在旁边。”
他指指某一个角落：“贝塔还没有装修的时候，张小龙曾坐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
现在很多到广州来的互联网人的习惯就是，先去微信开一个会，然后在贝塔坐一天，见几个广州这边的合作伙伴。
在采访的过程中，全曼午有时候会站起身跟进入咖啡馆的人熟络地打招呼，这里面不乏互联网圈里耳熟能详的名字。
全曼午早年做过电台主持人，后来做广告和营销，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再后来他开始互联网创业，做贝塔咖啡，做孵化器。
因为认识的人多，他把自己做的事总结成一个词：撮合。
“做贝塔咖啡是被白鸦骗了。”全曼午开玩笑。当年他通过优酷负责战略关系的VP朱辉龙认识了贝塔发起人白鸦。在白鸦的鼓动下，他将公司所在地变成了现在的贝塔咖啡。
贝塔没有一个群体股东的概念，而是以一个店为单位，每个店有不同的股东。全曼午牵头召集了广州的股东。“现在40人多一点，最近正在招募新股东，很快就有60人了。”全曼午的理想状态是80位股东。
这些股东里面有不少广州互联网圈的知名人士，比如zaker的创始人李森和、有米的创始人陈第等等，还有些非互联网圈的，做媒体的，做营销的。“我的工作其实蛮简单，就是做适当的撮合。”有意思的是，来自传统行业的股东进入这个圈子之后也慢慢互联网化了，公司纷纷开始转型。像原来《城市画报》的主编，就辞职去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经营贝塔两年，干撮合的事干多了，全曼午有了做孵化器的念头。“孵化器又变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撮合。”他说。
从贝塔咖啡出来，走不远就是CCIC文创孵化中心。1000平方米左右的厂房，分上下两层，用透明玻璃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空间，每个团队占据一个空间。“这里可以容纳10到12个团队。”
现在入驻的有9个团队，涵盖了“吃、喝、玩、睡”各个领域的创业公司，社交、音乐、旅游、美食，还有一个做公寓的。这些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团队的创始人中，有两个是广州本地人，更多人来自广东省内以及周边的江西、广西。
这不难理解。据说广州的常住人口中，真正讲粤语的人口不到1000万，还有一大半是非粤语的。“广州跟上海一样，也是一个汇聚人才和各种资源的地方。在整个华南地区，从创业的城市来讲，要么深圳，要么广州。”
这些团队基本都是全曼午在经营贝塔咖啡两年间接触到的。“我们都有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认识的过程。我知道他们是谁，也知道他们的团队是哪些人。”
全曼午的主要工作还是撮合。“我只是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旁观者；有必要的话，我会再撮合一下。”这里没有很多孵化器都有的集体共修的课程。固定的活动是每周四都有一个工作午餐，创业者团队和全曼午邀请的资源、关系在一块吃饭，闲聊，交朋友。
孵化器有10位导师、5位顾问，囊括了广州互联网圈和上市公司的不少牛人。“创业团队随时可以联系他们。想约谁就约谁。”全曼午说。
上市公司输出人才和资金
2013年7月份，邢帅将公司从云南大理迁到了广州。邢帅教育是YY上的草根教育机构，据邢帅估计，到目前为止，培训的免费学员应该有上千万，付费的也有20来万。今年8月，邢帅教育拿到了B轮3000万美元的投资。
穿过一条布满“猪脚饭”“木桶饭”小饭馆和各色店铺的小街，路的尽头是一栋7层写字楼。邢帅教育就位于这栋楼的顶层。
中午时分，员工进进出出。一条叫“009”的黄色小狗跑来跑去，路过的员工不时停下来逗弄它一下。“它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万多粉丝。”前台女孩说。
邢帅搬到广州，是来投奔李学凌和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YY的。“他给我建议，应该搬到广东来，因为很多东西在大理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在广州以前，邢帅教育完全依赖在YY上和QQ群里做培训，没有技术团队，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来到这边，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战略高度上思考问题，想一想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在大理，很多目标没有可能实现，因为找不到相应的人才。“但是在这里有大把的人才。”
这两年广州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上市公司是YY和唯品会。全曼午认为，这两家公司不仅能够给广州的创业者带来很大的信心，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广州的互联网圈送钱送人。YY、唯品会都有战略投资基金，3G门户和UC也是广州互联网创业者的黄埔军校、传统的人才输出地。“因为他们进行高校招聘，这些人干两三年就开始往外跑。”
当然还有微信。
目前整个微信团队接近1000人。“他们去年搬过来之前是200多人，到现在一年时间招了800人。接下来还要招更多的人。”全曼午说。
按照他的测算，微信的估值至少有800亿美金，团队至少得有2000人。这2000人每年如果有10%到15%的变动率，就会对整个华南的互联网公司有很大的帮助。而这些出来的人里面，每年至少会产生15到20个创业者。目前市场上的行情是，只要在微信干过两三年、有一定级别的人，不管做什么，都有投资人送钱。
邢帅教育的扩张就得益于这些上市公司人才的输出。在云南，邢帅的团队只有16个人。搬到广州后，团队人数扩大了十四五倍，现在近300人。负责网站开发、课程研发的技术团队从无到有，需要的人才很多都是从这些上市公司挖来的，其中还包括两个VP。
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广州美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黄永轩就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做App的时候很惨，开发和运营的人都很难找到。现在做微信公号好一点，因为根本没有现成的人才，就慢慢培养。”黄永轩正在考虑于今年年底在北京或者上海设立分公司。
务实也是把双刃剑
广州的创业者有什么特点？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低调，务实。
黄永轩也是做媒体出身，人脉广泛，甚至办了个古色古香的会所招待各路朋友。但他依然认为，广州的城市性格就是内敛，同一个圈子的人聚得也不多。“我们在北京聚，在上海聚，但在广州见不着。”
全曼午的咖啡馆也秉承了这一特点。股东们一年聚两次，更多是通过微信群和QQ群联系。“因为大家都有正事在忙。”
贝塔咖啡也没有各种高大上的创业活动。“我们就是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空间，该来的人自然会来。”全曼午说。
创业者们也不会那么积极地参加各种路演和大赛，对拿投资也不是那么热切。目前入驻CCIC的团队都自己备有一些创业资金。按照全曼午的说法，这种现象在南方比较普遍，创业者不管是借还是攒，创业初期都会有一些资金的准备，并不是有个想法就开始找投资。“所以广州对创业大赛的积极性永远落后于北京，甚至也不如上海。”
务实也是把双刃剑。在全曼午看来，闷头做自己的事，跟别人缺乏交流，导致广州创业者有两大不足。
其一是不会表达，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不太会把自己的事情表达得清楚、动人、“性感”。
在北京，人们喜欢侃大山。只要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多数人的口才都会有提高。北京有很多活动，各种发言机会也很锻炼人。但广州缺乏这样的环境。“可能你的事很有意思，但是你用一个很没有意思的方式来跟别人交流，就会让人觉得没意思。”
其二是创业者普遍格局比较小。由于没有大活动，也缺乏足够多的与同行交流的机会，创业者对行业普遍缺乏前瞻性和足够的敏感度。在北京，很多人会用一个更前瞻性的想法去做事情；在广州就不一定。
“这两者加起来，会导致在华南团队的项目估值普遍偏低。”全曼午总结。
邢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圈子。“去年到今年6、7月份，我都在公司里面宅着，觉得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后来，他逐渐明白不能一直拘泥于具体业务，而要更多思考公司战略层面上的问题，以及积极地去对接资源、寻找人才。“我以前没有独立的办公室，为了社交的需要才简单装修了这间办公室。”他说。
杭州：大热门
阿里上市后会诞生数百个千万富翁，出来创业的人会越来越多，领域也会越来越多元。
文 | 夏宏
“你已经越来越难以忽略江浙沪一带的‘南方系’创业圈了。”半年前，“天使湾”创始人庞小伟在杭州的一次公开场合说。至今，他们的机构投了50来个创业项目，其中极少有来自北京的公司，大多出自江浙沪一带。
远离互联网中心城市北京，杭州算是互联网创业城市中的“第二梯队”。
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的成功上市，使杭州这座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城市诞生了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而在阿里之外，一批新锐的创业公司也已在这里接二连三地出现：蘑菇街、虾米、快的、丁香园、花瓣、19楼、挖财、又拍等等。这其中，还包括颇具话题性的视频社区9158，今年它已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当然，杭州还是网易大本营所在地。
不高调，也能把事做好
两年前，天使投资人童玮亮在接受《创业邦》记者访问时说，北京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更开放，大家更乐意交流。“但这是个各有利弊的事情。你眼界更开阔了，可能你做的产品会更符合用户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听到的消息比较多，人可能会相对浮躁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花在交流上的时间更多，但创业者其实更需要沉下心去做产品，做用户体验。这一点，我觉得南方可能会做得好一些。”
阿里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之时，蒋海炳正从杭州奔赴上海操办一场培训。他为此关掉了手机，但后来他还是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有关此事的“刷屏”。
2003年，蒋海炳在淘宝创立之初便成为其中的一员。阿里是从马云家走出来的。马云创办淘宝时，把这十几号人拉到家里办公，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感受一下创业的不易。“那时候，与马总一起抽过烟，聊过天。”他除了为老东家上市感到高兴，“内心其实蛮平静”。
离开淘宝，蒋海炳曾在杭州创办过一个专为电商人才服务的招聘网站“马伯乐”。三年前，他与曾在阿里巴巴共事过、现为知名天使投资人的李治国创建了“福地创业园”，地点依然是杭州。蒋海炳并不掩饰阿里上市带给自己的错愕感：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屌丝同事一夜暴富，“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好像都瞬间变样了”。
但他告诉《创业邦》，在杭州的创业者对于融资、资本市场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李治国则说：“能沉得下心去做一些事情，这与浙江人的性格其实也有很大关系。这里是一个不高调也能把事情做好的地方。”
有外界评论，如果不是YY上市，实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杭州有9158这家公司存在。而李治国告诉《创业邦》，在杭州还有国内第一家赴美上市的互联网企业。这家叫“斯凯”的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自主创新者。2010年，它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此外，在杭州还诞生了网上股票证券交易软件“同花顺”。
专为商家进行货物配送的“风先生”创始人郑飞科对《创业邦》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在杭州创业不见得会像北京那样，项目一出来就马上引起投资人的注意，但他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往往能坚持很长的时间，会从一而终。在人人网做过产品经理的郑飞科感觉北京是一个互联网创业氛围比较“激进”的地方。但更接近他内心的一个感受是，那里的竞争“太激烈了”“搞不好，瞬间被弄死”。
2011年郑飞科从北京回到家乡杭州开始创业。他想找一个与公司发展速度相匹配的城市去创业。离开北京时他深思过——它已发展得很好，“很成熟”，但也许会忽略掉一个人一些细微但又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在那儿会显得很渺小。“这其实增加了自己的创业成本”。
风先生是郑飞科回杭州后，在原有公司进行业务调整后做出来的一个项目，至今已经运营了一年。9月21日，他在上海见了一个VC机构。回杭州在公司里开了一个会后，他对《创业邦》说，他们的A轮融资将会马上一锤定音。
杭州陆陆续续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年纪上与80后出生的郑飞科也相差无几。但是，他很少与这些同行有交流，尤其是业已成名的创业公司。即使大家一起出来，也是点对点地聊一些很具体的事儿。譬如说，谁的公司出现困难了，大家坐一起，“就事论事地谈如何去解决掉”。
蒋海炳对于阿里在他离开后的后续发展不愿多作评述，但他对其早期的做事风格尤为赞叹：硬朗、务实。这也成为从阿里出来创业的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喜欢闷头苦干，在某种程度上对杭州的创业者是一个影响。
创业者会越来越多
杭州的互联网创业氛围在过去并不像北京那么开放。李治国为此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公司的员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在过去，会认为你是一个叛徒”。
相比其它巨头公司，从阿里巴巴出来创业的人也不算多。不少公司还是围绕阿里的生态链在做一些事。但李治国称，阿里上市后会诞生数百个千万富翁，出来创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一些风投为此有把分支机构搬到杭州来的打算。”
李治国与同城的天使投资人庞小伟有一个相似的观点，与其说杭州在创业方面过去有多么明显的优势，不如说“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创业创新的机遇”。
庞小伟说，阿里等巨头为杭州提供了充沛的人才和财富榜样，这里有浙商创业传统和充裕的民间资本。但他认为，它与北京还存在距离：“这里需要汇集更多的创业者，要有包容的移民文化；此外，需要大力推动创业投资，尤其是真正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孵化器等；还有，政府需要进一步花大力气、系统性地降低创业成本。”
李治国认为，除了电子商务，杭州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会越来越多元。“实际上我们已能看到这样的苗头。比如说，在这里有9158、快的、挖财等等公司冒出来。这意味着，竞争会更开放，大家的选择更多，人才的流动性会更强。”他称阿里的存在使杭州成为电商的代表性城市，在未来，它有可能是互联网金融的代表。“比如说，挖财这样的公司已经出现。”
上海：为什么慢？
上海的创业节奏比较慢，这跟上海创业者擅长的领域有关，也跟上海的创业氛围有关。
文 | 曲琳
除了今年借壳“梅花伞”上市的游戏公司“游族网络”，上海已经有近3年没有互联网公司成功IPO了。
2011年上市的淘米，由于垂直在儿童在线娱乐领域，近几年最主要的输出产品是动画制品，更像是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盛大陷入了私有化、退市、再重组并借壳上市的传闻中。
而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地，或是不断出现高市盈率的IPO事件，或是由BAT公司隆重推出微信这类重量级产品。如火如荼的阵势之下，中国最有国际范的繁华城市上海，在互联网行业的声音并不大。
离开IDG资本，建立新资金“云启创投”的毛丞宇认为，北京创业者的表现往往是这样的：在整个市场上升期的时候组建团队开始做产品，融资之后开足马力往前冲，接着是下一轮融资。富有激情和爆发力的团队甚至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地出现，但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走到末路，钱一烧尽，人才也会被迅速挖空并扩散到其他高速发展的企业当中。但是，一波浪潮中很可能会冲出一家大公司。
这种凌厉而疯狂的行事风格，对VC投来的资金大胆的充分利用，是谨慎的上海创业者不会去尝试的。这也意味着，最令人惊喜的IPO属于那些成立不久就迅速上市的奇才型公司，而它们恐怕不会来自上海。
上海不在这个疯狂的节奏上。或者说，上海根本不打算跟随这个节奏。
上海的节奏，又是什么？
慢
先来举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
一个上海的老团队，2002年上线的博客大巴(BlogBus)，2009年从VC手中赎回了股份，如今正在孵化一款社交类新产品。
这款产品已经被打磨了整整两年，经历了七个版本，CEO横戈毙掉了一个又一个设计小样，他的同事们也被耗得差点崩溃。
横戈的投资人以及做产品经理的朋友都建议他“唯快不破”，先上线再说。但是横戈决定，憋不出满意的版本就不会上线。
慢和行事风格有关。
上海盛产“慢”公司。其中的“慢”，并不是执行力不够，而是没有北京那种疯狂的节奏。它们习惯于沉默地向前走。
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媒体中心在北京而不是上海，这些公司并不会成为报道的焦点。在北京，创业公司一旦亮相，经过媒体的狂轰滥炸，很快就会在“IT观光团”(指由媒体人、产品经理和投资人组成的圈子)之中声名鹊起。
信息流在上海这里突然被阻隔，产品发布会少得可怜，连上海本地的公司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外界看来，上海的公司总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但如果你细查它的履历，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年轻。
大众点评是慢公司的代表案例，它曾经花费了大量扫街成本。沪江教育、格瓦拉等，也是在上海家喻户晓了好几年，全国人民才开始听说它们。
慢还和在做的事情有关。
很难将市场上最热的细分领域与上海的公司一一对标，而北京则是创新的风向标。可以看到，上海的公司并不是哪个领域热就做什么。
如果将上海的创业公司比作一盘棋，会发现，棋盘上布满了各类O2O公司，甚至遍及每一个垂直领域：电影票领域的格瓦拉，在线教育的沪江网校，房产行业的安居客，甚至包括已经倒闭但曾经名噪一时的维络城；年轻一些的如在线洗衣服务平台泰笛洗涤，送外卖的“饿了么”，P2P公司拍拍贷，酒店预订的今夜酒店特价，还有一连串专注于甜品、咖啡、生鲜、小区经济的O2O电商公司。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携程、大众点评也是垂直电商，产品中同样带有O2O的特点。
所谓O2O，也就是将线下的服务行业与线上进行融合，一手构建服务链条，另一手则需要经营与商家的关系。O2O公司要平衡商家和用户两端，整个链条复杂程度很高。
即使是由一群1985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创办的饿了么，也已经奋斗了6年时间(创办于2008年)。今年年中的消息是，它被做了11年苦活累活的大众点评以8000万美元战略投资。
投资饿了么的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对创办饿了么的几位小兄弟说，外卖是O2O行业里面最重的形式。早期，饿了么的两位最早的创始人——张旭豪和康嘉每天骑着电瓶车穿梭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餐饮店之间，很多商家都是因为被“骚扰”了20多次才开始与他们合作的，但此后保持了愉快的合作关系。
O2O最主要的工作是经营商业关系，这是个长期复杂的工作。“我们不是Buyer或Sales模式的公司，我们走的是Server模式。”在饿了么位于上海闵行区的办公室，忙到没时间吃午饭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康嘉强调：团购是Buyer风格，只要拉到餐饮门店参与团购，做完一轮就能获得一轮的收益，Sales模式是卖出广告位就大功告成；饿了么则不同。他们自己研发了一套订餐CRM，除了外卖管理之外，还有餐饮门店需要的各种管理功能，并向自己的所有合作对象去推荐使用。饿了么的重点不是想方设法把餐饮门店拉过来，而是在餐饮门店来到饿了么的平台之后再考虑怎样去服务它们。
这套系统的推广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张旭豪一度向媒体强调，饿了么不敢将门店扩展得太快，因为合作是长期的事情，生怕自己难以顾及过来。毕竟，当年团购的浪潮席卷得太狠，消失得又太快。
往前追溯来看，大众点评也针对餐饮企业推出过CRM。再往前看，在酒店行业尚未完成数字化的早些年，携程也曾开发过一套酒店进销存管理系统推荐宾馆去安装使用。
这些公司的生意既面向商家，又面向消费者，而这是一些产品类公司如北京的陌陌、魔漫相机等无需考虑到的。
或者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些上海企业选择做一些苦活累活，因为它们所在的产业需要它们思考怎样经营好商业关系，以及如何才能在整个商业链条里处于一个不容易被替代的位置。
不得不慢
上海公司的慢，有时候不只是主动选择，也是被动接受。
世界越来越平，优秀的创业公司想要迅速发展、扩大规模，资金往往不是问题；但人力资源却会成为一个无底洞。毛丞宇说这个世道已经变了，上海公司即使在做O2O这样的产业也不要误以为自己不需要技术型人才，如今所有公司都会涉及到大数据、后台系统的强化，任何一点的欠缺都会成为短板。
上海仅有的几家“单品类”产品公司之中，移动社交产品“友加”过得不错，但创始人胡铸韬也会“抱怨”：做产品需要的营销、市场人才，在北京是最为集中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是产品经理，他们是产品的灵魂所在。但是全中国最强的产品经理，要么在腾讯这类积累有大量数据的大型平台工作，要么正在北京的创业公司中接受锻炼。
胡铸韬庆幸的是，他与另一位创始人邹岭身经百战，由于是连续创业，各自带了一些原来的老同事来做产品。但如果是在上海公开招聘产品经理，他并不太乐观。
上海的人才貌似严重匮乏。让人好奇的是，上海人都在做什么？
需要承认的一点是，上海的就业环境还不错。年轻人更倾向于去500强外企、央企、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工作，每天下班之后按时回家，像钟表部件一样运转。
无论对于上海土生土长的年轻人还是“海漂”，创业公司都是次要的选择。但是在北京，百度已经是可以吸引无数毕业生的大公司，没人在意它是家民营企业。
我们甚至有必要追溯一下历史。有人比喻，北京和上海就像硅谷和纽约。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大批引入外商，不变的主题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再看“创业史”。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北京的中关村附近已经有不少软件开发公司，深圳则是硬件制造商，杭州是精明的浙商，而在上海，经贸业、金融业发达，一些与消费相关的公司相当密集，其中还有很多中国台湾甚至日本企业的大中华区总部。
上海最好的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每年都会输出很多金融与传媒行业人才，互联网技术人才数量却远不如北京。北京的高端人才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大学毕业之后到大型互联网公司任职几年，再进入一家稍小一些的创业公司进行强化训练，出来参与创业。人的因素对产业有很大的影响。技术人员与产品经理可以通过技术方面的“一招鲜”或发现一个痛点来做一款产品。而上海突出的地方则是消费与服务氛围。
还有一项关键的因素：政策限制。
饿了么联合创始人康嘉说，在上海，受到监管的东西很多也很细，如果有人进行投诉，有关部门会立即过来询问。创业这件事对以前的体制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先破坏再进行政策的弥补，还是破坏之前就预设种种情况进行监管？显然前者对创业公司更有利。
能不能快起来？
下一个有可能上市的上海公司是哪一家？很多人会想到大众点评。
但是如果要再往后排，似乎就很难了。
在SNS、电商、移动游戏等热门领域，上海都有入场者，却没有领跑者，也没有与资本最为配合、最终冲到顶峰的得益者。
从投资人的口中，我们听到他们对上海最为关注的两个互联网领域是：O2O与互联网金融。前者的发展是因为上海消费服务业的繁荣和正规，而后者则是因为金融之都的特点——金融领域人才非常多。
但中国最早成立的P2P平台拍拍贷CEO张俊说，有点“不巧”，互联网金融也是一个垂直服务业，与O2O一样也是慢行业，不仅快不起来，而且还是“剩者为王”。至今北京跑路的P2P企业有至少十几家，深圳也有超过十家，而上海据他所知只有一家，而且创始人还是一个到处注册公司的“职业跑路者”。所幸，上海公司喜欢把服务流程捏在自己手中，最后苦活累活反而形成了护城河。
有创业者分析，在唯品会、聚美优品等电商中概股上市之后，O2O将成为又一个热点，海外市场会更为期待中国的O2O模式。
大公司所带来的影响力能否起到助推的作用？携程与大众点评算是上海本地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代表。大众点评对饿了么进行了战略投资，携程则投资或收购了无数公司，有在线旅游的各个细枝末节上的代表公司，其中也有同程网这样的成熟入口。或许，它正在阻断任何被翻盘的可能性。
张涛是低调勤奋的代表，而重回携程的梁建章则是神一般的天才创业者。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且也都是海归，他们与对手的关系也值得研究。比大众点评年轻7岁的美团网是它的头号劲敌，而上海的携程遭遇的最大狙击者是来自北京的去哪儿。
在这个公平的市场上，资源和人才的重心还是北京。为了跑得更快，饿了么有独特的应对技巧：每两年都会派出核心团队中的一人常驻北京。2012年康嘉到北京管理当地团队，2014年春节后回到上海。饿了么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上海公司不能窝在上海，要感受北京的氛围，让自己变得更敏锐，而这个角色必须由团队核心甚至创始人去完成。
或许这种方法也值得借鉴。
台北比北京缺什么
台北，一贯午后湿润的空气、超过35度C的气温，大家午餐过后就快步走回有冷气的室内，办公大楼里的寻常上班族开始传阅下午茶的传单，勾选着午餐后要享用的饮料或点心。
这是台湾执经济之牛耳的城市。在华人世界中，这里可能是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地方：18～20岁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所有会员国的平均值和美国都高(2011年6月，远见杂志)。台湾公认的最好大学的简称是“台清交成”，意指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而我，亦来自这样的环境之中。
1990年到2010年，整个台湾校园弥漫着毕业进科学园区的主流想法。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脑袋拿着硕士、博士学历，义无反顾地投向距离清华、交大一墙之隔的科学园区的各个厂房，因为这里曾经诞生出TSMC、Acer、Asus、HTC等等众多的优秀公司。即便在这个辉煌时代的末期，即便在这些厂房中创造性的工作已经大幅消失、剩下的都是机器人可以代劳的工作。而我，正约20来岁，一边念着下周课上要讨论的HBR Amazon个案，一边在Compaq笔记本上敲着我为A牌计算机公司设计的代码。
而现在的台北，缓慢而闲适，是适合生活的城市。若在台北街头大喊“我要创业！”，大部份的路人会以为你要开鸡排店或咖啡店，很少有人会认为你要创立一个网络公司。在台湾，一般人口中的创业，更像是“做生意”，而不是startup。
我仍然记得我在创立公司时，我和共同创办人谢耀辉二人不支薪、光付薪水给其它人的岁月。那时在招募人才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对教育程度较好、能力较佳，也就是刚好是创业者最有兴趣的这一群人，他们很难被互联网的创业机会打动，而原因竟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更多要考虑买车买房、稳定生活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台湾过分生活化、保守的社会氛围让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忘记了在整个人生长河中，现在才是最能承受风险去为整个人生奋斗的最好时机。他宁愿为了眼前手中的一枚铜币放弃远方的一座金山。当年加入阿里巴巴的蔡崇信的故事，能够放弃香港六位数年薪而领500元人民币的故事，如今在台湾再难发生了。
在台湾的芯片之城新竹，在30年前汇聚着全世界最好的创业资源：从学校、创业者、政策、VC/PE到市场，一应俱全。熟知硬件销售和商业模式的投资人投资着无数成功的硬件公司。在1980年，台湾是全球VC业最发达的地区。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拥有在硬件上的创业机会，而教育制度、社会观念、VC市场并没有改变。甚至连一本专注报导网络创业的杂志、一个好的科技博客都付之阙如。太多基本的观念、作法和框架没有被“科普”，太多创业者没有被“扫盲”。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为公司募资时，面对一个知名公司的投资部，对方提及：“公司上次的融资每股多少钱？”很显然，相较于北京或硅谷，台湾面对互联网公司用的还是硬件公司的估值方法，从法律上(台湾的公司法)到投资模式上，都赶不上创业公司的发展。
台湾的天使投资人普遍很少，大多数是殷实的生意人，对互联网并不了解，投资多半考虑的是提携后辈而非题材本身。而台湾登记在案的VC约有300家，按投资规模排名前十大的VC(中华征信所征信数据库2010)无一是专注投资早期和成长阶段的，也无一是专注在TMT领域的。而近年来在台湾相较而言投资较多的，包含泛工研院系统的TMI创意工场、AppWorks、来自日本的CyberAgent和其它非常小型的VC，一年总共的投资金额也很少能超过美金1000万元。相较于创业邦网站上批露的每月投融资信息，规模很难相提并论。
在北京，从我自己所在的活动行办公室、中关村大街幅射出去，旁边有北大、清华、北邮等众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关村聚集着Google、新浪、百度、网易以及众多的创业公司，东三环附近众多的知名VC，以及这个放射线划出去所涵盖到的网民和市场——从学校、创业者、资本到市场全有了。在北京可以看到的互联网生态圈，就是30年前在新竹所能看到的辉煌。
而现在，这样的生态圈在台北是缺失的。
在香港怎么创业?
香港的年轻人视野比较开阔。他们做的应用，很多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流行。
口述 |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CTO钟伟强 整理 | 及轶嵘
过去几年，香港在手机移动应用和金融方面的创新很多，有很多好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融资情况也都很好，拿到了天使投资和A轮投资。
这些创业者大都是香港本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现在香港的创业氛围很浓厚，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好几所大学都有创业的活动或者课程，以培养学生创业的能力和热情。
总体上来说，香港的年轻人视野比较开阔。他们做的应用，很多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流行。这是由香港本身的城市特点决定的，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汇聚东西方文化的熔炉。
香港数码港也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扶植和鼓励创业，包括数码港创意微型基金计划、数码港培育计划和数码港加速器支援计划。
微型基金会给入选项目提供10万港币的种子基金及6个月的项目时间开发雏型产品。成功完成DEMO之后，创业团队可以申请培育计划。该计划会为团队提供资金、办公空间及各种资源支持，比如帮他们找天使投资或者风投，还会提供长达2年的企业管理和技术培训课程。
数码港的最新动作是加速器支援计划。数码港跟美国与大陆的著名加速器合作，挑选项目送到这些加速器进行加速，并提供每个团队30万港币作为生活补助。
数码港的计划在香港很受创业者的追捧。每期微型基金的10个项目都是从300～400份申请表中筛选出来的。而培育计划差不多是从4～5个申请团队中筛选一个，最终选出20～30个团队。
在筛选标准上，按年龄分组，分成30岁以下年轻创业者及30岁以上比较有经验的创业者。
过去三年，数码港在这三个计划上总共投资1亿港币，未来一年将会继续投资2亿港币。
未来在挑选项目时，数码港主要会针对三个方向：金融创新、可穿戴设备、公共数据。
另外，数码港还会选送年轻人到一些一流国际公司或者著名新创公司学习，让他们亲见并参与到真实的公司运作过程中去，这样对他们将来创业会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