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技艺重聚北京天桥

淡出生活视野60多年的民间技艺，如今又回到北京天桥了！时值6月14日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叫卖吆喝、拉洋片、北京琴书、含灯大鼓、口内穿针等绝活，又重新聚集在曾经风光一时的宝地。

“磨剪子、戗菜刀”，“冰糖——葫芦，葫芦——冰糖”，“臭豆腐，酱豆腐”吆喝起这些熟悉的叫卖声，72岁的张振元感慨良多。自幼随父亲沿街吆喝修木桶的张振元，最熟悉的就是那声“箍木桶呦！”。“上世纪40年代，当时的天桥非常繁华，聚集了很多老艺人，各色的吆喝声不绝于耳。但1957年天桥解散后，艺人们纷纷离去，老北京的叫卖也随之几乎要消亡了。”

张振元说，1992年退休后自己一边收藏资料，一边不断与其他吆喝艺人切磋，目前已经掌握了近300个吆喝段子，其中常用的就有100多个。“老北京叫卖是根据城市地理特点而产生的一种口头民俗文化，尤其是南城胡同中的市井生活，是孕育它的摇篮。这种最经济最平易近人的广告，记录着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旧时对卖菜的、卖油的、卖酒的、卖花的、剃头的、磨剪子、戗菜刀等以走街串巷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各行各业的总称。)”

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用曲艺清唱或口技形式将自己的货品吆喝出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改进，逐渐成为一门独特而颇具要领的艺术。被誉为京城“叫卖真人”的张振元说，吆喝首先要有一副好嗓子，同时还要会用嗓子。“吆喝不是卖命的叫喊，要用丹田气吹上来，即使很久以后都不会沙哑。”

同时，老北京的叫卖突出了北方语言体系的特点，儿化音的大量运用，连音连字的一气呵成，以及吆喝声的字正腔圆，都卓见功力。“另外叫卖的把式也很重要，艺人们总是一只手捂着耳朵，而不同的吆喝总是配上不同的响器，比如卖冰激凌、酸梅汤的要用金盏儿，郎中看病要用转铃儿，卖日用百货要耍货郎鼓等。”张振元说。叫卖吆喝原是旧时社会地位低下的游商们的谋生手段，一方面受到“文革”打压一度销声匿迹，另一方面也被一些人轻视。“上世纪80年代初，我都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曾经也走街串巷地吆喝，怕被人看不起。现如今能在天桥拉拉嗓子，感觉不是一般的扬眉吐气！”

同样“靠嗓子吃饭”的“拉洋片”是老北京天桥里另一种经典的曲艺表演。“1966年‘文革’时提倡‘破四旧’，红卫兵砸了所有的洋片，当红仅存的资料全部毁于一旦。从1966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拉洋片’在中国已经消失了整整20多年。”老天桥洋片第四代传人陈金牙这样告诉《北京科技报》。

拉洋片起源于唐朝太宗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起初是宫廷中的嫔妃用于观赏“西湖八景”的娱乐消遣方式。表现时，观众坐在箱前的板凳上，透过箱子上的小圆窗口观看内置的画片，表演者的唱词也随之清晰入耳。清朝末年，来自河北的焦金池(艺名“大金牙”)落脚天桥，撂地卖艺，名声日渐响亮。后收徒罗沛霖(“小金牙”)，从民国到解放前后，“小金牙”一直都在天桥演出，当时的热门故事主要有《大闹义和团》、《刘大人私访》、《刘伯温修北京》等，并又收徒弟王学志(“赛金牙”)，直到“文革”时期被迫停止公开表演。

1987年，师从赛金牙的陈金牙，开始与师爷高凤山艰难恢复“拉洋片”。1988年，第一场表演现身当时的龙潭湖庙会，之后又将地点改迁到王府井。“能够回到天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这些年我们不曾放弃过这门技艺，但是却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归属感。”陈金牙说。

熟悉老天桥的人都知道，天桥把式中不乏一些惊险刺激的绝活。著名的有七彩分珠、吞铁球、吞宝剑等，而“口内穿针”则算得上这些绝活中的绝活。现年77岁的赵寅芳，在年仅9岁时师从穆门天一派的第二代传人金万顺，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在世老艺人。表演“口内穿针”时，艺人将8根针按照“针尖儿朝里，针鼻朝外”的顺序全部放进口中，然后再吞下一根底部打结的棉线，这根棉线居然可以在咽喉依次穿过8根针的针鼻，并最终将其全部安全抽离口腔。

赵寅芳拒绝向记者透露其中的玄机，赵寅芳说，学成后自己也曾出国进行表演，然而始终觉得这种市井文化催生出的传统技艺，不应该仅仅成为剧场里偶一为之的惊险节目。“老天桥的历史与这些把式密不可分，想让这门绝技原汁原味地传下去，离不开它土生土长的环境。”

事实上，早在2004年，天桥街道就成立了天桥民俗文化保护委员会，制定了发掘、抢救天桥民俗文化的相关措施，但收效一直有限。“2004年以前，天桥文化几乎销声匿迹，老艺人有的去世了，有的搬走了，天桥的房子也改建了，只剩下了万盛杂技场、天桥乐(现在的德云社)、中华娱乐宫和天桥剧场几个场子。” 天桥街道办事处文教科的科长赵兴力说，2004年文化部下发《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当时北京确立了两个试点区县，其中一个就是宣武区的宣南文化。于是宣武区文委和天桥街道便开始四处寻访民俗艺人。

当时找到的第一个艺人是94岁的朱国梁，老人从10岁开始在天桥表演，能同时拉60余斤臂力的硬弓5张，号称“大力士”。去年3月，听到重振天桥绝活的消息，老泪纵横的朱国梁第一个走到台前，捐出珍藏多年的十余张天桥老照片，并将自家绝技和盘托出。

然而，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仅仅依靠老艺人的一腔热血，并不能持久地传承下去。赵兴力说，文化主管部门希望将这些技艺进行搜集、整理和归档，然后以书籍、录音带、录像片等形式存放在博物馆中，以便用一种稳妥的静态方式将它们永久保存下来。“这种方法固然使一些单纯依靠口传心授的绝活有机会为后人所知，但这些依存民间文化氛围的技艺如果有一天只剩下历史影像，也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存活’。因此‘活态’保护则显得更像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在这些老艺人在世之时，给他们搭建可以展示和表演的舞台，让这些传统文化在民间逐渐深入人心，并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将它们传承下去。”

然而这条复兴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赵兴力说首先是经费问题。“目前北京很多地区都没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经费，天桥街道也是从群众文化事业费中拿出5万元来进行工作。”而即便拥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等待合适的门下弟子，也成为许多老艺人焦心的难题。

“叫卖真人”张振元目前有3个弟子，最小的12岁，最大的50多岁。徒弟们都可以独自吆喝，其中年纪最长的弟子已经掌握了100多个段子。不过老人一直很担心，“叫卖吆喝收入微薄，甚至没有收入，我的两个徒弟都已经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学习，根本达不到钻研程度。”而擅长“口内穿针”的赵寅芳，目前有10多个徒弟，大部分在20至30岁之间，其中半数可以登台表演。“但是有时教会了也不一定指得上。我曾经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徒弟，悟性极高，然而出徒后就定居美国做了魔术师，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这段伤心的往事，让赵寅芳几乎没了信心。

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认为，“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其实并不矛盾，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民俗与生活紧密相连，保护文化遗产的最好方法是联通保护它的生态环境。比如年画，如果只保留了它的制作工艺，却遗失了年俗文化，那么它的活态生命实际就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天桥召回老艺人，就是要让民间的东西生动地回到民间。”

另一方面，高巍说，原封不动地保存传统文化有时会产生“时代逆反”现象。比如曾经活跃在老天桥的北京琴书，旧时的唱段在今天听起来的确有些令人费解。“因此多年来，艺人们根据时代的变迁不断翻新出通俗易懂的唱段，而又极力保住经典的曲艺本质。这就需要博物馆将这门技艺最初的模样永远定格，以便后世的传人在此基础上不断探讨，却始终不折损它的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明说，目前我国对于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全盘考虑的整体思路，无论是制定远景规划、实施长效投入，还是挑选传承人才，都需要将着眼点拓宽到今后的20至30年间，并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早在1950年政府就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首次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雏形概念。从1955年起，日本开始在全国不定期地严格遴选身怀绝技的艺人工匠，并每年播发每人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磨练炼技艺、培养传人。

而法国于1840年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保护文物的法律。目前，法国有1.8万多个文化协会负责保护与展示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在全国划定了91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其内居住了共计约80万居民。

今年4月，文化部印发了《关于推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目前各地及有关部门已将传承人推荐人选的材料报送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草案也将在征求各地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并正式颁布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