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2日，是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纪念日。进化论的提出，不仅在科学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它也是人类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名叫达尔文的英国科学家改变了人对生命的信念。
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给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命图景和世界观。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进化论的确立。后人称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是三次伟大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着。进化论不仅是科学理论，也是人文领域的启蒙性纲领。在达尔文去世之后，《物种起源》被誉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影响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震撼世界的十本书之一”。
对于达尔文，后人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他的进化理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有人称他为人类三大假说的制造者之一，有人则将他当作挑战的对象，有人将他命名为甲虫。对于我来说，称达尔文为甲虫最有趣，也最能体现其进化论的真谛。
一个给人类贡献了伟大发现的人怎么会是甲虫？这种说法会不会是个吸引读者的语言圈套？我的回答可能有点暧昧：既是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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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只甲虫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他便被父亲送到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学医。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命令他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牧师在当时乃至现在的西方都是十分令人尊敬的职业。不过，年轻的达尔文对成为牧师却不感兴趣，因为他的心中隐藏着秘密的雄心——重新绘制生命的谱系。于是，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那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位大学生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理·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名为“达尔文”。
达尔文既是人，又是甲虫。这种命名看似荒谬，但却颇合进化论的旨意。按照达尔文后来提出的假说，所有生命都有共同的祖先，人和甲虫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口含甲虫的达尔文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真理呢？我们不知道，但数年后的他显然知道了答案。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跋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德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于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在他心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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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
一个杰出甲虫的伟大假说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异！”
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经过二十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第一版印了1250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系统地阐释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它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公正地说，进化论思想并非达尔文的首创。一门新的学科不会从天而降。在1859年，科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进化证据，做好了迎接进化论诞生的准备。这时候的进化证据归纳起来有动植物培养、化石记录、解剖比较、退化器官、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分布这几类。早在18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就已认为生物物种是可变的，并大胆地推测所有的动物都来自同一种祖先。他认为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几千年古老得多，并把生物物种的变化和地球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弃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他的观点未能产生什么影响。比布封稍后的另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则要坚定得多，影响也要大。拉马克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他对生物进化的理解，跟现在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生物界是一个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复杂、最高等的人类的阶梯，而所谓生物进化，就是从非生物自然产生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成高等生物，直到进化成人的过程。不过，拉马克的这套理论，并不能说服当时的科学家接受进化论。这固然有宗教的原因，但也有科学上的怀疑。比如，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非生物能自然产生微生物，但是，当时的科学界已经普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然发生论是不正确的。由于这个原因，拉马克虽然影响很大，却往往被当作反面教材来嘲笑和批驳。生物学界迫切需要有一个像牛顿一样的科学巨人，能够无可置疑地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并且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巨人，现在看来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之所以产生了比拉马克更大的影响，是因为他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自然选择理论。受马尔萨斯的影响，达尔文认为物种的生存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结果便是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学说虽然面临着包括缺少过渡型化石等诸多难题，但提出了能合理解释生命进化的完整假说。从此之后，进化论先是迅速为生物学家们所接受，继而逐渐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新的生命观乃至世界观。达尔文则因此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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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甲虫创造的假说与革命：
达尔文的贡献和局限
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给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命图景和世界观。由于其理论的独特性和尖锐性，有人称之为人类三大假说的制造者之一。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相信自己由神创造，居住在宇宙中心，是高贵的理性存在。这三种信念先后受到了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的打击，由此形成了人类的三次“精神创伤”：哥白尼发现人不居住在宇宙中心，达尔文主张人由动物进化来，弗洛伊德则力证人并非完全受理性支配。在这三次“精神创伤”的生成过程中，达尔文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这注定了他所承受的阻力小于弗洛伊德而大于哥白尼。与哥白尼所受到的打击相比，达尔文无疑是幸运的——他生活在相对宽容的时代里，所面对的是辩论的对手而非迫害者。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相信人由上帝亲自创造的基督徒曾感到非常愤怒，但后者选择的斗争手段主要是辩论。在论战中的他们看来，断定人由甲虫等低等生命进化而来，既亵渎了上帝的尊严，又玷污了人的高贵，实在荒谬之极。达尔文的反对者们绘制了名为《人类是某种蠕虫的演变产物》的漫画，滑稽地展示了蠕虫进化为达尔文的整个过程。他们想以此揭露进化论的可笑品格，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真理。然而，就在反对者将进化论视为笑谈之时，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阐释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这部巨著出版以后，进化论的地位获得了巩固，人们逐渐接受了高等生物由低等生物演变而来的事实，所谓的“精神创伤”也最终进化为人正视现实的勇气。
当人敢于承认自己由动物演变而来，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精神革命。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实际上是三次伟大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着。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是科学理论，也是人文领域的启蒙性纲领。它至少部分地把启蒙运动三大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扩展到所有生命领域，促使人们对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质重新进行系统的思考：如果人与他周围的生物有着共同的祖先，那么，人与其他生命就有共同祖先这一点上就是平等的，在人和其他生命之间并无非此即彼的鸿沟，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体制和环境体系。虽然达尔文还没有克服有关物种的等级制观念，但他的上述思想仍然启发了后来的生态主义者。在《物种起源》的结尾部分，达尔文深情地写道：
看一眼缤纷的河岸吧，那里草木丛生，鸟儿鸣于丛林，昆虫飞舞其间，蠕虫在湿木上穿行，这些生物的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啊！彼此虽然如此不同，但却用同样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他们都是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法则产生出来的，这岂不是十分有趣！
这种生物相互依存的观念被后人所接受，演变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思想。在达尔文之后，人类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认为自己在自然界中占据中心地位而必须把自己视为众多物种中的一员。达尔文式的革命改变了人对自身和所有生命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达尔文的敬慕者则把他与牛顿和哥白尼相比。1882年4月19日，当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伦敦西敏寺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如果说牛顿和哥白尼分别提出了统一的物理学体系和全新的天文学图式，那么，达尔文描绘出有关生命的完整的革命性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个改变了人类世界观的伟大“甲虫”。
达尔文是少数去世之前就获得广泛肯定的伟大科学家。他在世时便被称为“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在他去世之后，《物种起源》先后被誉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影响历史进程的经典著作”、“震撼世界的10本书之一”。至此，达尔文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不过，本文并不想神化达尔文——毕竟，达尔文只是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生命个体。他再杰出，也不能解决有关生命的所有问题。在达尔文声誉如日中天之时，他的理论就面临着三大挑战——缺少过渡型化石、地球年龄问题、没有提出合理的遗传机制。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达尔文过于强调自然选择而没有意识到遗传突变的意义。以生态主义的观点看，他也存在着诸多不彻底之处，如他将高等生物——尤其是人——当作最优越的生命形态，没能克服以物种为单位的等级制观念。公正地说，达尔文是个伟大但有历史局限的“甲虫”。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不是搞个人崇拜，而是学习他严谨的态度、探索未知领域的勇气、敢于革新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