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头七八年，孩子的智商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极大的相关性。
4岁时智商测试得分超过130的孩子中，只有四分之一到17岁时还能保持相似水准。
6岁以前的孩子智商极不稳定。此外研究发现，智商在6岁、10岁、14岁等年龄段附近波动很大。
智商测试中的高分和低分一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天才”标签可能会削弱孩子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惧怕风险。
在美国，智商测试大行其道，已经从中小学走进了幼儿园，纽约的名牌幼儿园甚至规定孩子必须在智商测试中拿到高分才有资格入读。不少家长为此焦虑不已，商家则趁机推出备考题集赚钱。一个孩子的智商水平真的能在4岁时就被判定吗？这种测试将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卡拉·沙弗兰淡褐色的头发上绑着一条松绿色发带，豆芽似的小身板上套着粉色公主衫。她站在客厅里一把椅子上，双脚交换着跳来跳去。此前她喝下了一杯橘子汁，吃了一堆爆米花，她以优雅的姿态，展示了自己用脚趾揭HelloKitty贴纸的能力。与此同时，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回答了一系列智力测试题，这套题是模仿ER B考试设计的。纽约几乎每所有名的私立小学都要求孩子入学前接受这种考试。斯卡拉的父母利兹和杰伊对明年将送女儿读哪所小学早有安排，不过他们觉得让孩子提前接受测试，了解她在全纽约孩子的智力排行中处于何等位置并无害处。所以，尽管测试并不便宜———要花350美元———他们还是请了一位“专业人士”过来。至今为止斯卡拉对测试表现出了可贵的耐心和决心。但是，她毕竟是个四岁的孩子，有一定的局限性。
“雨伞是什么？”测试员问。这是个20多岁的女孩，心理学研究生。
“让我保持干爽的东西。”
“书籍是什么？”
“你会阅读的东西。”
“房子是什么？”
斯卡拉扭动着身体，站在椅子上摇摇欲坠。
“房子是什么？”测试者重复了一遍。斯卡拉看看妈妈，“我要尿尿。”
后来，当测试结束后，利兹承认说，对于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来对4岁的孩子进行评估这件事，她内心其实很矛盾。她更矛盾是不是该让女儿提前进行一些练习，以便更好地通过这种标准化测试。“我只是想让她多一些机会，”她说：“这是移民心态的一种：你总想给孩子最好的。”
精英统治的好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你只要付出适当的劳动和勇气，就可以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只有在贵族统治下，一个孩子的命运才是在出生以前就尘埃落定的。
然而在纽约，很多孩子在5岁生日到来之前命运似乎就被判定。城中几乎每所挑剔的小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要求申请入读其幼儿园(美国许多幼儿园附设在小学内)的孩子通过相应的标准化测试，一些小学极其重视这项内容，甚至会拒收成绩在前3%以外的孩子。虽然不能说没通过测试的孩子就注定碌碌无为，但是那些成绩出色因而顺利入读名校的孩子至少开始踏进成功人生的门槛。
其中一个例子是亨特学院附属小学，这是纽约最热门的公立名校，今年每个学位有36名竞争者。那些申请入读的四岁孩子，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Scales，测一次275美元)中得分必须在98以上(满分100)，学校才会考虑招收。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入读，并顺利从三年级毕业(少数无法毕业)，就可以升读亨特学院附属中学。从2002年起，亨特学院附中至少有25%的毕业生进入常青藤名校(2006至2007年，这一比例攀升到40%)。另一个例子是圣三一学校，它包含幼儿园到高中十二年级，多次被《华尔街日报》评为美国最好的三所学校之一。2008年，这所学校36%的毕业生进入常青藤名校。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从幼儿园起就在那里读书。其他名校情况差不多，2005到2009年，DaltonSchool有30%的毕业生进了常青藤，Collegi-ateSchool是39%，Horace MannSchool是34%。这些幸运的毕业生中，很多人如果进幼儿园前没有在智力测验中脱颖而出，就无法踏入这些“常青藤输送器”的大门。
有鉴于这一切，有一些渠道并且对孩子期望甚高的纽约人会竭尽全力帮助孩子通过测试就毫不奇怪了。让人奇怪的是，单单一个测试，一个在4岁时所做的测试，竟然可以对孩子最初的命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真正的事实是，4岁这个年纪过于幼小，还无法对一个孩子的智力做出任何可靠的结论。即使是那些规定进行这些考试的管理者都认为，就预见孩子未来智力发展而言，这些测试毫无价值。“在家长会上，”著名的改革派学校CalhounSchool的校长斯蒂夫·尼尔森说：“我经常问满屋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走路的。”每次答案都形成一个完美的曲线：少数在9个月或10个月，大部分是12个月或13个月，还有少数是15个月到18个月。“然后我会问，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家长猛拽着一岁的孩子，大吼：‘走啊！你怎么还不会走？’这时你会怎么想？”他说，如果一个体系一定要求4岁的孩子在智力测试中表现出色，那其本质就和这位不讲理的家长一样。“早期智力测试得分高并不意味着孩子以后一定很聪明，会取得好成绩，”他说：“就好像走得早以后也不一定跑得快一样。”
在美国，学校始于幼儿园(指招收5岁左右孩子的学前班，不包括托儿班——译者注)。无论孩子当时表现如何，智力发展处于何等水平，家长一般都是在此时将他们送往学校。有鉴于此，用标准化测试来从中挑出天才儿童，似乎是比较公平的手段。所有孩子都参加测试，他们的得分是唯一参考数据，既不像家庭财富那样包含社会地位歧视，也不像托儿班老师推荐信那样可能有失主观。不过，不幸的是，并非纽约所有学校都采用同样的测试题，这意味着那些已经被学校招生的繁琐规定弄得晕晕乎乎的家长还得继续披荆斩棘，深入研究。
纽约市公立学校采用奥雷学校能力测试(Otis-Lennon School A bility Test，简称OLSAT)来决定哪些孩子可以参加他们的神童班；而私立学校则使用改良版的韦克斯勒学龄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Preschooland Prim 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简称W PPSI-III)，不过由于该测试主要由纽约教育档案局(EducationalRecords Bureau)主办———价格495美元———大家习惯称之为ERB。而前文提到的亨特学院附小主要依靠亨特学院的资助而非教育部的拨款运营，它使用的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第五版，简称SB-5.这些测试的区别主要在于风格和强调的重点：OLSA T更像真正的学校考试——由正式的教师主考，在答卷上进行多项选择，内容上更偏重于入学准备，比如考察孩子听取口头指令的能力，而W PPSI和SB-5更像智力测试，由心理学家进行诠释，偏重抽象推理能力。当然三者总体非常相似，就像早教专家斯蒂芬·伯奈特(StevenBarnett)所说的：“它们都喜欢让孩子做关于三角形的题。”
那些支持智力测验的人认为，智力测验是关于孩子的心智能力的“纯粹测量”，结果既不受环境影响，也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然而根据科学研究，孩子的智商会出现极大波动。1989年，心理测验学先驱劳埃德·汉弗莱根据在肯塔基进行了一项双胞胎纵向调查，研究对象在4到15岁期间定期接受智商测试。这11年结束之际，孩子们的智商得分平均改变了十分。这个得分影响很大。一个在智商测试中只得了85分的4岁孩子可能被认为智力有些低，需要补救性的辅导，但同样一个孩子再测一次，可能会得95分，进入“正常”行列。在美国大部分城市，智商125的孩子是不能进入神童计划的，时隔一段再测他(她)的智商可能就会变成135，但为时已晚，她已经错过了天才课程带来的好处。
这种波动并不鲜见。智商测试结果呈钟形曲线分布，普通孩子永远在100分左右，110或120被认为是“聪明”，120到130“非常聪明”，130则是天才班的宠儿，140的话就会被贴上神童的标签。一个孩子的智商得分下跌，并不意味着他(她)停止了智力发育，这只说明他(她)智力发育速度与某些同龄人相比慢些，相对位置下降。但众所周知，孩子的智力发育不是匀速前进的，他们会经历智力爆发期，就像经历成长爆发期一样，1973年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特·麦考尔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马克·安培波曾就儿童智力的稳定性问题做了一个经典调查，研究对象是80名两岁半到18岁之间的孩子，他们每年都接受一次智商测试。结果显示，孩子们的智力曲线中间有缓慢的上升或者下降，而“变形点”集中在6岁、10岁、14岁，在这些年龄段，得分会更加急剧地上升或下降。什么时候得分最不稳定？6岁以前。然而在纽约，我们却以孩子们4岁时的智力测试成绩为基础，决定他们的人生轨迹。而这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有些城市的幼儿园甚至以孩子两岁时的智力测试为基准。“如何能在孩子如此幼小时就给他们下定义划圈子？”麦考尔说：“你越早否认孩子，对他们的损害就越大。智力发展和教育是彼此影响的。它是累积的结果。”
大部分早教研究者都同意，幼儿园的孩子远未成熟，不应该受到评判。《战胜诵读困难症》一书作者萨利·沙维兹正在进行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主题是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她说自己甚至无法使用搜集来的一年级阅读数据进行纵向分析。“它们一点都不稳定，”她说。我告诉她纽约大部分小学都不认同这个观点。“一个年幼的头脑是移动的靶子，”她回答说：“我们不应把它当做固定不动的目标来处理。”
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智商在最高分值范围内是最不稳定的，无论受试者是处于什么年龄段。原因很简单：你飞得越高，下跌的空间就越大，得分就更有可能回归平均值。而在得分高的群体里，偶然因素影响也最大，睡个好觉、对测试者有好感都极其有助于产生高分，面对难题时幸运的瞎猜也会比认真回答普通题得到的分数高。2006年，艾奥瓦大学心理学者大卫·勒曼与人合撰了一篇论文，题为“幼时天才长大未必？”，发表在《天才教育期刊》上，揭示出所谓“天才”是多么不稳定：在测试中得分超过130的孩子中，只有45%同期做另一次类似测试时还能保持相似水准。将这一点与4岁孩子智商的不稳定结合起来看，显然对天才的判定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而不是随意在某个时段一次性做出重大裁决。我问勒曼那些在4岁时智商得分超过130的孩子有多少在17岁时还能保持同样水准，他的回答是：大约25%。
这一数据相当令人吃惊。它意味着那些凭借智商高分进入神童班的孩子若毕业时再接受一次测试，将有四分之三的人不合格。因此我再次致信勒曼，问他是否肯定是这样的结果。
“是的，”他回答道：“那些智商研究专家发现这种现象时，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他谨慎地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智商测试本身毫无价值。毕竟，与其他手段相比，在预测哪些孩子17岁时智商将会超过130时，这些测试更有意义。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一部分天才，哪怕他们成年后只剩下四分之一，也是很不错的。“我们的问题在于不应以4到5岁时的测试成绩为标准，”勒曼说：“并且认为他们的智力不随着年龄变化，始终如一。”
不久以前，只有少数家长会让4岁的孩子在参加入园测试前做练习，但后来效仿者越来越多，现在则蔚然成风，一场智力上的军备竞赛就此启动。作为对焦虑的家长的回应，一些富有务实精神的幼儿园开始巧妙地让孩子为考试做准备——让他们用积木做类似的练习，教给他们类推的概念。市场上出现了昂贵的备考教具，相关咨询机构兴旺起来A ristotle Circle就是其中之一。它成立于2008年，由一名麻省理工研究生和一位前华尔街分析师苏珊·里诺组建，提供家庭教师、顾问，还(最重要的)为孩子和父母们出版备考书籍。
“我知道，让4岁孩子接受考试辅导的想法会让一些父母觉得不舒服，”里诺与我见面时说：“但我没有逼着他们来买，他们是自愿的。”
她把一袋子积木倒在会议桌上———跟W PPSI测试所用的基本一样，只不过是蓝白两色，而非W PPSI的白色和红色。然后她拿出封面鲜艳的备考书，那是她去年八月刚刚编完的。她打开“单词”那一节。“孩子要考的任何单词都在这本书里，”她告诉我：“不管是做图形推理还是用来理解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恶棍是什么？’‘液体是什么？’”再翻几页，是她认为的“精华部分”———概念分组。全是一组组的图，根据彼此之间的某种共同点分到一起，比如“容器类”包括野餐篮、手提箱、火柴盒，“可以开闭的东西”包括拉链、眼睛、锁，“测量仪器”包括沙漏，手表，温度计。“任何孩子需要理解的抽象分组我这儿也都有，”她说。
她怎么这么肯定呢？我将信将疑地问她。她知道题库吗？要知道，购买W PPSI试题必须专门到出版商那儿备案。和大部分IQ测试一样，它的题库只是定期更新，父母们费尽心机想搜罗到最新版本———那可能就是你的孩子要考的那种。
“我不会告诉你，”她说：“不过帮我们设计这个练习手册的都是看过题库的心理学家。”
事实上，这种试题集在坊间到处流传。斯卡拉的妈妈就说她是从另一位妈妈那儿拿到的W PPSI试题复印本。你在U rbanbaby.com这个网站上输入几个关键词进行搜索，30秒之内就能看到一个出售试题的帖子，它号称题目“全真，全系列，”要求卖家“真心购买，承诺保密”，价格是3000美元，后面有个电子邮件地址。去年秋天，一名家长向一位替亨特学院附小主持SB-5测试的心理学家承认，他在出版商的网站上直接买到了试题集的副本。“我们出售那些试题主要是针对天才教育，所以过去从未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伊丽莎白·艾伦说，她是最近获得SB专营权的Pro-EdInc公司研发部主管。“当我听说这种事，我第一反应是：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居然有家长愿意出1000美元，就是为了让孩子能进入天才班？哇。”此后公司修正了相关规定，现在只有经过认证的业界人士可以购买。
有些人坚持说研究这些试题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得分。“我不认为练习有助于通过O LSA T，”纽约教育局天才计划负责人安娜·科米特说。里诺不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居然还有争论：“和我们合作的心理学家认为，考题中50%到60%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当然她的观点可能是出于商业需要———毕竟她出的W PPSI备考练习册一套卖到500美元，现在她正在做O LSA T练习册，接着还要推出SB-5练习册。但认同她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当有人说这些东西不是靠教的，我总是挠着头，说：是的，除了能教的之外都是不能教的，”印第安纳大学评估和教育策略中心主任乔纳森·普拉克说，“我明白先天与后天之争，两者关系复杂。但如果你非说有更多渠道、更重视教育的家庭对孩子的考试成绩没影响，那我就不能苟同了。这应该是常识吧。”
备考可能要花数千美元，那些贫困的家庭因此处于劣势。而且，即使没有备考和特别的辅导，来自更加富裕、文化背景更丰富的家庭的孩子在智力测验中也会表现得更好。
“有人信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通过智力测试，可以抹去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了解到孩子的本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古拉·莱曼说，著有《大考》一书，是关于SA T考试史的。“这是一种怪异的观点。一个4岁孩子在智商测试中表现优异，可能因为他(她)有天才遗传，也可能得益于文化上的优势。”换言之，智力测试并不能推动能力主义，恰恰相反，它们阻滞了能力主义，反映出一个层次分明的世界，并进一步将这种分层固化。
“不用进行智商测试，只要看看家庭住址和家长们的教育背景，就知道哪些孩子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你会发现，在人生的头七八年，孩子的智商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极大的相关性。”评测专家萨缪尔·梅瑟尔说。她是芝加哥埃克森研究所所长，该所在儿童发展发面享有盛誉。“天赋确实存在，并非子虚乌有，但天赋是可以被扼杀或者得到滋养的。”她说，2008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份教育分析报告指出，自从纽约要求参加天才计划的孩子必须首先在O LSA T中获得高分，“神童”中白人孩子的比例就从33%上升到了48%，而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比例开始下降。“真不明白这些测试到底是为了发现天才还是为了巩固中上阶层的地位。”
斯卡拉获准前去小便。回来后，她又跳到椅子上站着。
“好的，”评测员微笑着说：“接着来……房子是什么？”
“我知道，就是家。”
评测员做了个有趣的表情，歪歪头，“那什么是家？”
斯卡拉学着她歪歪头：“就是房子！”
评测员大笑。“鸟儿是什么？”
斯卡拉拿起她的H elloK itty彩笔，在评测员的胳膊上一蹦一跳地画：“看，一只会跳的彩笔！”
评测员微笑着：“鸟儿是什么？”
斯卡拉用笔飞快地上下乱画：“呜呜呜呜——神奇的彩笔！呜呜呜呜呜呜！”
任何一位家长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一个四岁的孩子，无论他们多么聪明多么可爱，作为考生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很多孩子无法在考试期间一直从头坐到尾，或无法长时间保持精神集中或清醒，他们会睡着，会在某个时候钻到桌子底下，或干脆宣布放弃考试。对年幼的孩子来说，这些测试的题目和考核方式也不够有趣。所有IQ测试都要求孩子单独和测试员待在一个房间，虽然这个测试员他们可能从未见过。在W PPSI考试中，评测员不得给孩子们提示，指导他们说出更加完备的答案，虽然有时孩子们明显有能力做到(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更多分数)。而在O LSA T考试中，评测员甚至连重复一遍题目都不行。
“宠物是什么？”
“一个动物。我养了宠物金鱼。”
评测员决定这次与她合作一下。“它们有名字吗？”
“一个叫佐薇，一个叫丹吉尔。”
斯卡拉在一个三角形的贴纸旁画了一个记号，那是她之前做练习时得到的奖品。她高兴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看！一面小旗子！”
匹兹堡大学儿科和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巴纳托最喜欢引用H eadStart项目(主要研究美国有各种学习障碍的学前儿童)创始人之一尤里·布朗芬布伦纳的话，他1977年曾写下这段名言：“在很大程度上，当代发展心理学讨论的是孩子在古怪环境中与古怪成人共处时在极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古怪行为的科学。”看到4岁孩子接受智力测试的情景，你会情不自禁想到这句话：试题是如此僵硬，任务是如此狭隘、明确。斯卡拉在考试中表现非常棒。然而对我来说，最可爱和最有智力含量的时刻正是她打破所有规则，画出那面奇异小旗子的时候。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考试，评测员甚至不会把这一幕记下来，也不会因此给分。“当评测员只能对孩子说某些问题，而孩子也只能按规定回答某些内容时，这就有问题了，”巴纳托说：“孩子展现才能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创造性的游戏和每天在家、在校的交流。”
通过观察你可以发现，智力测试漏过了很多东西，而不仅仅是创造性。也许这解释了为什么智商得分跟一个人未来的成功关系不大。1920年代，里维斯·特曼，一位心理学家和智力测试的重度信仰者(正是他把A lfredBinet测试改进为Stanford-Binet测试)，就1500名加利福尼亚儿童进行了一次有名的纵向研究，这些孩子都有很高的智商。他给这项研究取了个宏大的名字——“天才遗传研究”，希望结果能够表明这些“特别出众”的孩子未来可以成长为精英中的精英，能在科学和公共政策、艺术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他的研究对象只是日复一日地变得越来越不出众。没有一个人拿到诺贝尔奖，反而两个被拒绝成为研究对象的孩子——William Shockley和Luis Alvarez——获得了这份荣誉；没人成为世界有名的音乐家，反而是另外两个被拒者Isaac Stern和Yehudi Menuhin做到了。在《时势造英雄》一书中，作者Malcolm Gladwell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指出智商之于成功，就好比是身高之于篮球。一定范围内肯定是越高越好，但是过了一个线，再高无益，甚至反而不好。“一旦某人的智商达到120左右，”他写道：“在这之后，你得分更高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你带来更多优势。”而在《审视天才》(GeniusRevisited)一书中，美国心理学会天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管R en aSubotnik和同事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对象是已经长大的亨特小学毕业的男生，他们当初平均智商为157.“他们很可爱，”Rena说：“总的来说他们过得比较快乐，对生活很满意。但说到杰出成就，还真没有什么轰动一时的人物。”
那么，以心理学家和教育者来看，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良好”和“杰出”之间的区别？——机遇、社会关系、良师益友，坚定和近于偏执的专注，还有创造性和不怕失败的精神。Calhoun学校校长尼尔森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希望学校里满是做白日梦的孩子，”他说：“我希望他们偶尔有些冲动，希望他们有趣。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参加那些智力测试，不用按照成人的规则和愿望给出答案，因为孩子看待世界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他思考一下，补充说：“我希望孩子在4岁时就足够愤世嫉俗，知道大人问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好好耍弄大人一顿。”
尼尔森的儿童教育哲学和他对主流教育实践的愤怒并不意味着离经叛道。“孩子肯定要玩积木，”他说：“肯定要听故事，要淘气。但数学和单词不是生活——它们只是真实生活的象征符号。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偏差，从对真正生活经验的关注转移到了这些象征性的符号上。”
尼尔森说他正考虑废除“学生入读Calhoun低年级前必须接受W PPSI测试”的要求，可能最早明年就实施。事实上，Calhoun学校只把孩子的得分记录下来，并不设为入学门槛。尼尔森说，废除这种规定主要不是因为智力测试毫无意义，而是因为它比较“阴险”。“当我们试图用某种办法对年幼的孩子定性时，”他说：“不管我们表现得多么愉快和无所谓，不管我们拿出多少棒棒糖，想让这个过程显得没有压力，幼小的孩子都特别有辨识能力。他们会感觉到父母在这件事上的焦虑，会体察到人们对他们作出的判断。这是一个把孩子区分出等级的过程，而且始于这么小的年龄，这让人有罪恶感。”
值得注意的是，智商测试中的高分会和低分一样对孩子造成伤害。对一些孩子来说，“天才”是令人不适的标签，可能会削弱其思考能力，让他们惧怕风险。“越来越多的天赋很高的学生从大学退学，不关心任何事，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尼尔森说：“他们不会提问，没有任何独创的想法，这不是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惯于相信学习就是给出正确答案。”“在4岁时就开始的智力测试就是长期的条件反射训练的开端。”他说：“从那时起，孩子们就开始认为学习意味着取悦有权威的成年人。”
要想让纽约大部分学校都跟随尼尔森的脚步，停止对4岁孩子进行智力测试，是不太可能的，但在遴选过程中让测试所占比重越来越低不难做到。只是这并不意味着遴选过程会变得更加民主。“我担心学校会用另一种好不了多少的办法来评价孩子们，”A bacusG uide教育咨询中心创建者Emily Glickm an说，“比如成绩报告单和老师评语。一般来说，来自名牌公立幼儿园的孩子会有精心制作的鉴定书。”至于私立学校，她说，甚至会更加重视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幼儿园入园过程一直就是公开测试4岁孩子智力、秘密测试家长财力、社会关系和捐助意愿的过程。”
减少智力测试在入园过程中的分量不能保证遴选过程变得更加明智或灵活，那么学校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机制？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大部分教育研究者都可以说出对4岁孩子进行智力测试是多么荒谬和错误，但很少有人能提出取而代之的良方。“在纳入O LSA T之前，”纽约教育局专员说：“我们32个学区采用五花八门的入学评估手段。”有些依赖昂贵的智商测试，有些采纳教师评估，结果就是一大堆随意标准的大杂烩，纽约认为这些办法都不利于那些英语不是母语的孩子(OLSAT用六种语言进行)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OLSAT测试是免费的)。
关于这个问题，埃克森研究所的Meisels说，他倾向于对孩子进行全面观察。“根据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得出结论。”然后再参考他们的作业和成绩综合评价，总的来说就是“观察评估”。
我想打断他，但他知道我要说什么。“这种办法不太实际，我知道，”他说：“这意味着还得培训老师，成本也更高。但是做得到。这样天才培养计划才能真正跟天才儿童对上号。”
很多研究者同意他的观点，并补充说孩子永远不应该被一次测试定终身。“如果你认为孩子确实会学习、会进步，”麦考尔说：“那么天才培养计划就应该每年都纳入新鲜血液。”
不过，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更务实的办法，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普拉克有一个建议。他主张学校在一个智商比较稳定的年龄对孩子进行测试。事实上，曼哈顿的City and Country学校就是这么做的，孩子在7岁之前无需接受标准化测试。“这样的话，孩子们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习惯了学习环境，可以应对测试过程，”该校招生主任EliseClark说：“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更加可靠。”即便如此，她说，该校仍不将智商指数视为重点。“如果我们这样做，结果就是得到一批善于考试的孩子……另外肯定还有一些负面影响。”
不过，我个人更喜欢棉花糖测试。Shenk在《我们之中的天才》一书中津津有味地谈到这个实验。1960年代，一名斯坦福心理学家WalterMischel集合了653名幼儿，给了他们一个选择：他们可以当即吃掉一颗棉花糖，也可以选择等一段时间，得到两颗棉花糖。大部分孩子希望得到两颗，但到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足够的自制力等够大约15分钟，真正拿到两颗糖。随后M ischel跟踪研究了这些年幼的受试者，发现到高中毕业时，那些能够等到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平均高考(SAT)成绩要比没等到的孩子高出210分。
210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许我们的学校应该测试孩子的自制能力和忍受延迟满足的能力，而不是着重于智力测试和学习成绩。它看上去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成功度。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接受棉花糖测试的孩子们也只有4岁。
编译：Dawn
